中国美术
中国美术（汉语拼音：Zhongguo meishu；英语：Chinese fine arts），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连绵不绝的长时期发展中，形成鲜明的民族美术传统，产生一些独特的美术门类。
中国美术在民族文化环境背景下生成、发展，形成民族传统，也在长期发展、衍进过程中，不断与域外文化艺术相互借鉴、融会。中国美术对周边国家有深远影响，是东方美术的主体部分。中国美术的影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可以观察得到。16世纪以来，中国的工艺品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陶器，大量向欧洲出口，这对欧洲艺术也产生了影响。
原始社会时期
成为原始社会时期美术成就标志的是陶器（包括彩陶、黑陶、白陶等）和玉石工艺。
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一地域早期代表性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等，距今8,000～7,000年之间。这一时期制作的陶器比较稚拙，但已出现简单的彩绘和陶塑的人和动物作品。
彩陶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北至长城沿线、河套地区，西抵甘肃、青海。已发现的文化遗址有千余处，时间距今7,000～5,000年。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是在中原大地上独立生成发展起来的。在仰韶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西北的甘肃地区在距今5,300多年前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有马家窑、半山、马厂三种类型，延续千年之久。
彩陶艺术以红、棕、白、黑色彩为主的各种装饰花纹绘于经过磨光或施加了陶衣（色衣）的器表上，然后烧制，也有在烧成之后施加彩绘的。由于在绘制过程中借助了轮转技术，因而在器物上出现了旋转、流畅的线条和图形。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鹿、鱼、人面等形象和庙底沟类型彩陶器上的飞鸟纹都异常概括生动。
距今6,000多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出现了快轮制造的薄胎磨光黑陶器和白陶，以及精美的玉石、象牙制品。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高柄杯一类器物达到了原始社会陶器制作技艺的巅峰。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江浙的良渚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在玉器雕刻制作方面达到很高成就，对民族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河姆渡文化位于杭州湾附近，距今7,000～5,000年。从保存下来的数千件木质建筑构件可知，已应用了先进的榫卯结构，并会用生漆涂饰木器。在很多木、陶、象牙材料上雕刻了生动的动植物花纹。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留下了已知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葛的罗纹织物。那时已有以玉玦、玉环等物随葬的习俗，到距今5,000多年至4,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发展到以大量玉琮、玉璧等礼器随葬。细如毫发的精密琢纹代表了古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猪龙形玉饰、勾云形玉饰等大型玉雕作品都非常富于地域特色。辽宁地区陶塑裸体女像、大型祭祀建筑遗址和泥塑残迹揭示了中国远古时代已有大型雕塑存在，并印证了远古女神崇拜的习俗。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包括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建立、兴盛到为新兴的封建社会所替代的整个过程。这个时代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志是青铜器艺术。夏代统治中心地域在今河南、山西两省，出现早期的青铜容器和精美的铜镶玉牌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青铜时代的开端。
商代中后期至西周前期是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商王武丁之时青铜器治炼、铸造和艺术设计高度发展，[司母戊鼎]]一类商王室铸造的重器，以庄严的造型和奇丽的纹饰成为商王朝权势的象征，以祭祀用的酒器为主的各种青铜器形成相当完备的造型系列，其中造型最为瑰奇的是各种鸟兽尊。流行的纹饰主要有饕餮纹（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冏纹、云雷纹等。四川广汉古蜀人文化遗存出土了青铜人像和数量众多的人头像与人面具。
西周王朝，青铜器制造继承商代而有所发展，在建国前的陕西周原地区、建国后的镐京（今陕西长安附近）和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等地，都发现很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西周青铜器遗存。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物化形式，鼎、簋等食器和乐器中的钟、镈等特别受到重视。纹饰流行窃曲纹、波纹等图形，铭文由铭功纪赏发展为书约剂性质，有的一器铭文字数多至数百，商周金文与同时期的甲骨文都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西周青铜器总的审美特色由奢丽趋向于和谐、典雅。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铸造中心分散到各诸侯国家，不同地区诸侯国铸造的青铜器在样式、纹饰以及铭文上各具地域特色。
东周青铜器随社会风尚的变化而改变了其精神内涵。“钟鸣鼎食”成为贵族豪华生活的时代风尚。失蜡法铸造、鎏金、错金银等新技艺为青铜器制造的精进提供了条件。乐器、车马器、灯具、铜镜、带钩等得到突出发展，流行的纹饰蟠螭纹、蟠虺纹是以捺印法制作的。
东周秦汉时期，西南古滇族制作的青铜贮贝器、线盒、铜枕、葫芦笙、扣饰等器物运用失蜡法、焊铸等技法，以群雕与浮雕相结合表现了祭祀、战争、生产劳动、贸易等丰富的现实生活场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铜圆雕和透雕饰牌表现了惊心动魄的战斗、狩猎等活动，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强悍艺术风格。
夏代出现了以宫室、宗庙为中心，有夯土城墙的城市。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早商宫殿遗址，已初步确立了后世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之最高代表的宫殿之基本样式。郑州、盘龙城、安阳小屯等地商代中、晚期宫殿遗址，墙壁上有壁画和各种装饰花边，还有许多与建筑木构件结合在一起的大理石雕塑装饰物。在岐山凤雏村和扶风召陈村发现先周时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建筑格局体现着西周时代礼制化的特点。
东周以后，各诸侯国家竞相建造高台基的台榭式宫殿建筑。到秦始皇时营造阿房宫，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登峰造极。
中国传统绘画主要发端于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纹饰出现了以镶嵌或针（锥）刻技法表现社会生活宏大场景的构图，是青铜器纹饰从工艺美术创作规范脱出，走向绘画性的重要变化。长沙出土的战国晚期人物驭龙帛画和龙凤仕女帛画奠定了传统绘画的基本样式，能够用线表现形体、动势和一定的质感。而同时期的漆画则展示了一个艳丽的色彩世界，其代表性作品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内棺四壁和档板上以黑、金等色在红漆地色上绘满了守卫棺室的神兽武士和龙、蛇、鸟、神各种奇异形象组成的繁复图案。
最早的宫殿壁画实物是秦都咸阳一号和三号宫殿遗址出土的壁画残块，为战国至秦的遗存。其中可见车骑、人物、楼阁、嘉禾等图形。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秦王朝，到公元前206年为西汉所取代。公元25～220年，为东汉。秦汉时期，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都有重要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最能代表这一时代雕塑成就的实物遗存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和西汉霍去病墓石刻群。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总数达到八千，还有木质战车、大量青铜兵器、铜车马、青铜大鼎、文官俑、百戏俑、石铠甲、青铜水禽等。秦始皇陵兵马俑群组成严整的军阵形式，守卫着秦始皇陵墓。它以宏大的群像形象地再现了秦代的国威与军威。
霍去病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青年将领，曾率军六次出击匈奴，解除了北方匈奴部族对西汉王朝的威胁。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以霍去病当年卓立战功之地祁连山的模拟形象为墓，作为永久的纪念。以巨大的石块雕出虎、马、象、猪、野人等，散置墓地周围。保存下来的共有14件，石刻群简练粗犷，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它们与山野融为一体，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精神力量的生动写照。
古代墓室中代替活人陪葬的俑从东周时期开始流行，盛行于汉、唐时期，多为陶、木材料制作，也有少量石雕。宋代以后纸制的冥器流行，陶、木俑减少。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俑群出现于贵族墓葬，在陕西咸阳的景帝阳陵发现大量陶裸俑，原着华丽衣饰，已朽毁。咸阳杨家湾、徐州狮子山的王侯墓都发现上千件的兵马俑，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逊于秦俑。
汉俑模仿供墓主人生前驱使的部曲、农夫、厨师、百戏演员、舞女，以及家禽、走兽等。此外，还有房屋、亭榭，以至厨房、厕所、灶具等。有的手法夸张，接近于漫画的表现手法，如四川地区出土的击鼓说唱俑。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时期。两汉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数量众多，为研究、了解那个时代宫殿壁画面貌提供了参照。
两汉王室作为政治宣教内容的重要壁画创作活动有西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骐麟阁画霍光等11位功臣像。东汉时，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在洛阳南宫云台画邓禹、祭遵等武将28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此外，明光殿绘有古烈士，甘泉宫画休屠王阏氏、孝武李夫人等列女。为尊崇儒学，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这些宫殿已不存，而烈士列女、孔子及其弟子像还能在其同时期的墓室壁画、武氏祠等遗存中见到。
营造壁画或画像砖石墓的风气从西汉中、晚期始流行，至东汉而大盛，早期代表性作品有洛阳卜千秋西汉壁画墓、洛阳八里台空心砖壁画墓等。东汉壁画墓代表性作品发现于山东梁山，河北望都、安平逯家庄，内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县古城，河南洛阳朱村、密县打虎亭，陕西千阳，辽宁辽阳北园、大连营城子等地，大都为东汉晚期作品。其中绘画水平最高的是望都一号墓。东汉墓室壁画流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是以车马出行行列、衙署第宅、歌舞百戏等展示墓主人的显赫身世与权力、财富。墓主夫妇也出现于画面之中。历史题材、忠臣孝子、烈士列女、孔子及其弟子等内容广为流行，祥瑞题材代替了神怪内容。其中规模特别宏大的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保存下来的壁画面积达百余平方米，有的场面非常宏大。画法有线勾、皴染，色彩多平涂。画法比较简略，而对于人物、马匹动态的把握极为生动传神。经正式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近百座，收集、保存的画像石有数千块。其分布地区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和安徽两省北部，河南南阳与湖北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画像砖多发现于四川、重庆地区。
东汉晚期出现了一些规模宏大的画像石墓，如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共用石料224块砌筑，其中有画像石103块组成69幅画面，刻车骑出行、乐舞百戏、狩猎、神仙、历史故事等，布局严谨，形象生动。应用了浮雕、线刻、圆雕、透雕多种雕刻手法。山东另一豪华的画像石墓发现于沂南北寨村，共有8室，全部以预制石材构筑，画像总面积442平方米。祭祀、出行、宴饮、百戏、战争等宏大的场景全以绵韧如游丝的线条刻出。房屋、器物的透视和人物远近的比例关系已处理得比较合理，表明在空间表现上已达到新的水平；而对于细节真实性的刻意表现，又使得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书法艺术肇端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青铜器铭文）与石刻、陶文、墨书、朱书和漆书文字。
秦汉时期文字和书法艺术发生重要转折。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以小篆作为统一的官方书体。为便于快速书写，又创立了隶书。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并经过整理、规范化而成为新的官方书体，且衍化出新的俗体字章草。汉末、三国时又出现楷书、行书，书体样式大体齐备。秦汉书法的主要代表是为数众多的碑碣，还有直接书写于简牍、缣帛上的墨迹及青铜器铭文等。东汉是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像曹喜、杜度、崔瑗、张芝、蔡邕、钟繇、邯郸淳等著名的书法家和蔡邕的《篆势》等最早的书法理论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自东汉末年从印度（古称天竺）传入作为佛教经典的佛经和佛教美术造像依据的佛像。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到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由于早期寺观无存，石窟寺成为佛教美术遗存的主要代表，石窟寺由建筑、雕塑、绘画相互配合，构成贯穿时空的佛陀世界。
现存最早的石窟寺群是新疆拜城附近古龟兹时代的克孜尔石窟寺群。其开凿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或更早，最盛时期相当于中原两晋南北朝，一直沿续到8世纪，是新疆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壁画遗存最多的石窟寺。从其题材内容和绘画风格上可以见到古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稍晚的库车地区库木吐喇石窟保存下来的壁画也较多，其早期约当5～7世纪，题材与画风都和克孜尔石窟相近。库木吐喇晚期的壁画反映了龟兹、汉、回鹘文化的交互影响。古代高昌地区的代表性石窟是吐鲁番附近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其重要作品多产生于9世纪以后的回鹘高昌时期。
河西走廊一带石窟寺保存古代佛教美术最丰富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以及莫高窟附近的安西（今瓜州）榆林窟。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有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是现存最早的开窟纪年题记。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以后历朝都有所凿建。现存洞窟已编号的有492窟，遗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主要可分北朝、隋唐、五代及宋、西夏与元几个大的阶段。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是盛唐时期。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壁画内容主要有佛说法图、本生、佛传、因缘故事、伎乐天等，形式比较简单。本生故事发展为多种构图的连环画形式，如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故事、九色鹿王本生故事等。北魏时期的壁画多以赭红色为底，着以黑、白、石青、淡绿、淡红等色，画风在稚拙中常流露出热烈、活泼的气氛。以连环画形式展开的长卷本生、佛传故事到隋代以后逐渐为大型经变所取代。
分布于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云冈、龙门、巩县、南北响堂山、云门山、驼山等石窟寺，主要为石雕造像，本生故事、佛传、贤劫千佛、飞天、供养人等壁画内容皆以浮雕形式刻出，以雕代绘，原初也是着色贴金的。
东汉以来，壁画创作向宗教美术方面倾斜，宫殿、墓室壁画反居次要位置。三国、魏晋南北朝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下，壁画也显示着多种面貌。吉林省集安高句丽20多座壁画墓既有高句丽贵族社会风习的描写，也反映出汉族传统宗教信仰的时代变化。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和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石椁壁画与漆画棺是鲜卑民族的艺术遗存。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彩画砖生动地反映了河西地区农牧生产劳动和军屯的生活环境。
南北朝时期壁画遗存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是江苏地区南朝帝王陵墓中发现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镶拼砖画和山西太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它们为了解六朝绘画面貌提供实物见证。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帝后及王侯陵墓分布于南京附近，有31处。题材主要为有翼神兽天禄（鹿）与辟邪，还有石柱与石碑。石兽形体高大，躯体呈S形，昂首迈进，极为矫健有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绘画的主体渐次脱离开对于建筑工艺的依附地位，走向独立，人物、山水、畜兽、宫室建筑开始分科发展。许多士族的文化代表人物参与绘画书法活动，使书画品位得到空前提高。画史称西晋卫协“古董皆略，至协始精”，东晋顾恺之的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说明以他们的作品为代表的绘画创作已经达到了新的时代水平。
随着社会上品藻人物的风气展开了对于画家、书迹的品评和绘画理论的探讨，出现了谢赫的绘画六法理论和《古画品录》、姚最《续画品》。顾恺之的传神理论，王微《叙画》和宗炳《画山水序》等成为中国画论的重要开端。
《古画品录》强调绘画的功用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六法”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被后世奉为评价绘画成就的理论依据。
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观点，特别重视眼睛顾盼流转之传情表意作用，他的作品《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虽都是后世摹本，但仍能让人从中领略到那如春蚕吐丝般的线条所传达出的韵律之美，和对于人物气度与画面氛围的成功把握。
和顾恺之享有同等声誉的陆探微、张僧繇虽无作品传世，但在早期佛教壁画中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以画山水、牛马或蝉雀等为专长的画家，但这些画科的成熟主要在唐代以后。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艺术成熟并走向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书家和书法典范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的楷书和行书作品完全脱出篆隶书体，形成新的审美典范，被后世誉为“书圣”。其代表性作品为《兰亭序》，今存唐代冯承素等人摹本。存世的同时代作品还有西晋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等。
北朝时期刻碑之风盛行，“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康有为），北朝存世有大量碑碣、摩崖石刻、造像碑铭、墓志铭，成就最高的是保存于洛阳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摩崖石刻代表作为《郑文公碑》、《泰山金刚经》和南朝的《瘗鹤铭》等。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晋卫恒《四体书论》和萧衍、卫铄、庾肩吾、王僧虔等人的书法理论著作。
唐宋时期
隋唐、两宋时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前后历时近7个世纪，包括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和辽（907～1125）、金（1115～1234）政权。
石窟寺艺术继南北朝之后又有重要发展。隋唐两代是莫高窟壁画的全盛时期，莫高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洞窟开凿于此一时期，其中又以唐代前期开窟数量所占比重最大。在隋唐壁画中数量最多、最为灿烂的是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和弥勒净土的弥勒经变等。这些经变以唐代皇家贵族生活环境为蓝本，描绘了想象中豪奢无比的佛国天堂，把佛经中的种种描述化为具体形象。篇幅很大，内容丰富，构图严谨，色彩瑰丽。在庄严的佛国中不乏世俗生活情景的描写。
莫高窟隋唐壁画中流行的经变还有维摩经变与法华经变、东方药师经变、涅槃经变，以及劳度叉斗经变等。唐代后期经变内容更多，有的多种经变汇集于一窟，反映了佛教宗派林立的客观现实。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画，如晚唐第156窟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宋代第61窟的五台山全图记载了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山西五台山香火鼎盛实况，在170多座寺庙中还穿插了许多社会生活的细节描写。
石窟寺之外，道释壁画艺术的成就主要集中于政治中心地区的寺庙、道观。唐代宏丽的寺观萃于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吴道子、尉迟乙僧、尹琳、杨庭光、卢楞伽等人正是在两地寺观壁画创作中成就了他们的艺术伟业。吴道子一生率领弟子们绘制三百多堵。由他创始的“吴带当风”绘画风格在画史上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
中唐以后，频年战乱，中原画家纷纷入蜀，四川地区寺观壁画出现过空前的繁荣。由于唐武宗会昌灭佛和后周世宗禁佛以及兵火的破坏，五代以前寺观壁画毁坏殆尽。宋代几次重修开封大相国寺，都汇集了当代名手参加壁画创作。北宋最大的壁画创作活动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营建玉清昭应宫，武宗元、王拙、高文进、王道真主持筹划。武宗元是才赋与创作精力上和吴道子相埒的杰出画家，有壁画粉本《朝元仙仗图》传世。
五代、辽、宋、金寺观壁画的遗存几乎全在山西省。五代有山西平顺县大云院大殿内后晋时的菩萨像和经变故事，北宋有高平县开化寺大殿内的说法图与佛传、佛本生故事，河北省定州市静志寺真身舍利塔与净众院舍利塔两塔基的地宫内绘有佛涅槃和帝释、梵天、伎乐、天王等形象；辽代壁画遗存有山西应县天宫寺内四天王及供养人像；金代壁画遗存有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内的说法图和千手千眼观音等，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内的说法图与佛传、本生故事，壁画作者为御前承应画匠王逵。
唐代最重要的宫殿壁画创作活动是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李世民诏阎立本画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等24位功臣于凌烟阁。李世民亲为之作赞。
唐代较大的墓室多有壁画。隋代以来，很多显贵的墓中置石椁，上刻精美的石刻线画，与四壁彩绘壁画相互映衬。帝胄勋贵墓多集中于首都长安附近，以作为帝陵陪葬墓为极大的荣耀。已发现的唐代墓室壁画，最多、最精美的是初唐李寿墓和乾陵陪葬墓之中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三墓。
辽代墓室壁画在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等地有丰富的遗存，出自契丹族和汉族画家之手的这些作品既有生动的契丹游牧生活的描绘，也有着汉族地区绘画题材和艺术风格的明显影响，山林环境、花鸟园林占很大比重。山水题材壁画代表性作品是内蒙古林东辽庆陵中的四季山水图画。宋、金墓室壁画、雕砖流行二十四孝、戏剧表演等内容。一般地主、市民生活成为流行的题材，生活气息浓郁，但鲜见宏伟的巨构。
在石窟寺雕刻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洛阳龙门石窟寺的奉先寺造像群。雕凿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二年（675），皇后武则天曾施助脂粉钱两万贯。寺前原有木结构建筑早已毁掉，致使造像全部敞露于外。造像组合共九尊，主尊卢舍那佛为佛的报身像。两侧分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以主尊为中心，作对称排列，这一组合关系也是人间统治秩序的折射。作为群像主体的卢舍那佛是佛教美术的杰作，着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大佛面容神情恬静、慈和，给人的印象是睿智、宽博、高贵、庄严。成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写照。
唐代雕造大佛风气盛行。现存最大的佛像是四川乐山凌云山弥勒倚坐像，总高58.7米，雕造于唐开元至贞元之世，历时90年。武则天时期还制作过巨大的夹纻佛像，已不存。
石窟寺艺术到唐末逐渐衰落，创始于晚唐、主要雕成于两宋时期的四川大足石刻，分布40多处，有造像5万余躯，是后期石窟寺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突出特色的是规模宏大的宝顶山密宗道场造像群，和儒、道、释三教合一的造像组合。南宋绍兴年间雕造的佛湾心神车窟菩萨群雕最为精美。
印度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不断受到选择和淘汰，形象也逐渐汉化。佛教艺术民族特点形成于5世纪，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两宋，佛教艺术形象沿着士大夫化、贵族化、世俗化的趋向发展。而菩萨形象则以“宫娃”为蓝本，愈来愈女性化了。
唐宋时期盛行菩萨、罗汉造像，唐代晚期出现将观音菩萨作为主像供奉的情况。大型观音造像遗存主要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千手千眼观音铜像、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彩塑十一面观音等。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内有重62吨的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铜造像。
罗汉是对佛教有高深修养，应受人天供养的修行者。在中国佛教美术中创造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群像，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的高僧。著名的作品有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甪直保圣寺等处的罗汉群像。创作者以各式各样的僧俗人物为形象参照，使这些造像的宗教意味变得淡薄而被赋予更多的世俗人物情感。
道教雕塑数量较少，福建泉州清源山下的老君像依山雕成，大耳垂肩，长髯飘拂，凭几而坐，是人们心目中的长寿老人形象。
民俗性的宗教题材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侍女群像。殿内围绕圣母邑姜，塑造了40余尊侍女、女官和宦官。它们以宫廷生活为蓝本但又和宋代实际生活保持着距离。侍女形象中的成功作品达到了心理刻画的深度。
古代帝王陵墓雕刻到唐代逐渐形成定制，其突出的代表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乾陵利用山势，仿照首都长安城格局，建内外城，内城环绕梁山北峰，四面有门，主要建筑与雕塑皆配置于南面的御道上。最前边有两座高大的阙，露天设置的石刻群逶迤而下，两侧对称，有序地排列着成对的华表、翼马、鸵鸟浮雕、马及驭手、直阁将军，再后有高大的述圣纪碑和无字碑，以及60尊外国的王宾像。朱雀门前也有高大的石狮和石人各一对。这些石雕像，除象征守卫与仪仗之外，主要体现的创作主题是扬威与怀远，显示封建王权巩固、天下归心的思想。作为纪念碑性质的石刻群，以高低、大小、体量的不同，在变化中求统一，形成强大的庄严气势。乾陵石刻群的设计构思和形象内容为后世所沿袭。
唐陵雕刻有许多杰作，如高祖李渊献陵的石犀、太宗李世民昭陵的六骏浮雕、乾陵和顺陵的石狮等。后世如河南巩义的宋陵、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以及清代的东、西陵等，也都沿袭了乾陵御道石刻群的创作思路，却不复有唐代石刻那种雄浑博大的气象。
唐、五代时期，绘画活动的中心由中原转向西蜀和江南地区。宋代卷轴画大为发展，绘画作品商品化是这一时期新的特点。北宋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画院职业画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创作条件。
唐宋卷轴人物画作品主要有历史故实、社会风俗、道释、异域人物等题材。传世的唐代肖像画有《古帝王图》和阎立本的《步辇图》。《步辇图》表现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古帝王图》画自两汉以迄隋代十三个帝王，盛世之君雍容、雄鸷，亡国之君平庸、卑琐，形成鲜明的性格对比。
肖像画技巧到五代、两宋达到高峰。南唐后主李煜派画家顾闳中到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默画出的《韩熙载夜宴图》，表现出韩熙载在灯红酒绿氛围中沉郁寡欢的矛盾心态。南唐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宋赵佶《听琴图》都是画日常生活中的皇帝形象，富有生活的真实感。
宋代绘画理论提出画人要“全其气宇”，不仅写形，更要“写心”，从对象的行动中，捕捉其“本真性情”，画出人物的“情性笑言之姿”。在认识和绘画实践上均高出前代。
处于民族忧患、社会动荡环境中的两宋时代，历史故事画又一度兴盛。出现《折槛图》、《免胄图》、《卻坐图》、《文姬归汉图》等作品。两宋之交的画家创作了一些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品，如刘松年作《中兴四将图》，李唐画《晋文公复国图》、《采薇图》，萧照画《光武渡河图》、《中兴瑞应图》。
唐代开元、天宝以后，绮罗人物成为时尚。传世作品有张萱的（宋代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与《挥扇仕女图》等。中唐以后，以周眆画风为代表的“周家样”有广泛的影响。
北宋晚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代表了古代风俗性绘画的最高成就。它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的繁华市景，是一曲讴歌城市繁荣的颂歌，也是一曲千秋悲歌。北宋沦亡后，汴京被劫掠、破坏，《清明上河图》作为宋遗民眷念故土的精神寄托，被反复临摹复制，有很多传本、仿本传流于世。
两宋时期适应市民文化生活需要，风俗性题材流行，画风精密耐观赏，有的属于年画性质。常见的有货郎图、婴戏图等。
唐宋时期传统的题材和道释画作品有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实为《竹林七贤图》）、五代《神骏图》（实为晋人支遁爱马故事）、传为唐代卢楞伽创作的《六尊者像》、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五代石恪以泼墨写意画法作《二祖调心图》和一些讽世之作。南京梁楷以“折芦描”画粗服乱头的禅宗六祖慧能砍竹、撕经，以泼墨画仙人，以细笔作《八高僧故实》，以减笔绘《李白行吟》，皆能传达不同人物的神采。
畜兽题材有唐代韩幹的《照夜白》、《牧马图》，李公麟《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等。契丹族画家胡瓌、李赞华（耶律倍）也都是著名的鞍马画家，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契丹民族的游牧生活景象。画牛名家有戴嵩、韩滉、厉归真、李唐、阎次平等人，他们的作品洋溢着田园乐趣。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认为是存世最早的山水卷轴画。画法精细，山石有勾无皴，着色以青绿为主调。世传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始创青绿山水（金碧山水）画法，实则青绿着色山水画出现要更早些。李思训、李昭道的青绿山水面貌可从《明皇幸蜀图》等作品获得了解。
五代两宋山水画成熟，出现荆浩的《笔法记》、郭熙的《林泉高致》等山水画创作理论著作。山水画创作摆脱文学性和作为人物画衬景的地位，山水本身作为审美对象成为艺术表现的主体。五代山水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风格特色：有以中原地区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有以南唐董源和他的学生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北宋前期山水画的代表画家李成、关仝、范宽均为荆浩传派。北宋前期的山水画家还有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等。北宋中后期山水画家郭熙、王诜等人的画风均受到李成的影响。郭熙创“卷云皴”，作品有《早春图》、《窠石平远图》等。王诜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都显示着画家体物的敏感、精微。两宋之交，出现了以赞美壮丽河山为主题的山水画长卷，代表作品有青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
对宋代山水画发生转折作用的是米芾、米友仁父子开创的云山墨戏和南宋以后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代表的新画风。李唐是南宋山水画风的开创者，他以斧劈皴表现坚硬崚嶒的山石，使山水画出现凌厉的气势。其代表作有《万壑松风图》、《采薇图》等。马远作品以大胆剪裁对自然景物作了诗意的提纯，其“边角之景”的风行使北宋的山水画面貌顿然改观，传世作品有《踏歌图》、《水图》等。马远、夏圭的绘画技巧为明代浙派画家所继承。南宋大幅山水画作品还有赵黻的《江山万里图》，金代有武元直的《赤壁图》，皆为水墨画精品。花鸟画家唐代有薛稷、边鸾、刁光胤等。五代以来花鸟画进入成熟期后，影响最大的是五代时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形成“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黄筌画风在画院中成为创作规范，直到崔白出现，才发生变化。崔白的《双喜图》、《寒雀图》等作品对于大自然生命之自由表现所显示的艺术技巧是对黄筌画风新的超越。宋代花鸟画中梅、竹、兰花等题材的水墨画创作，借梅、竹等经霜耐寒的习性寄寓清高的人格理想，富有诗意和书法美，扩充了笔墨的审美内涵。作品有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文同的《墨竹图》，扬无咎的《四梅图》、《雪梅图》，赵孟坚的《水仙图》、《墨兰图》等。
唐代书法以楷书为正宗，形成各种书体的规范。重要书法家，早期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盛唐以后楷书风格由瘦劲变为肥厚。颜真卿书体淳朴稳健，通篇气势磅礴，具有庙堂气。重要作品有《大唐中兴颂》、《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墨迹《自书告身》，行草作品《争座位帖》、《祭姪文稿》等。柳公权字体紧凑瘦劲，被称为“颜筋柳骨”，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等作品。唐代各种书体代表性书家，行楷有李邕，草书有孙过庭、张旭、怀素，篆书有李阳冰等，统治者中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等都擅长书法。唐代还对书法艺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现了太宗李世民《笔法诀》、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等书法理论著作。
五代时期重要书法家有杨凝式等人。北宋行书盛行，重韵致。代表性书家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也独具特色。宋代丛帖刊刻的普及和金石学的发达与书画著录的兴盛，对元明清有深刻影响。
唐宋时期工艺美术陶瓷艺术、金银器艺术、织绣艺术等普遍繁荣。
瓷器的烧造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商代已经创制出了原始青瓷，东汉时期在浙江地区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青瓷器。
瓷器的制造是以美玉的晶莹无瑕为审美理想。古代工匠从大自然的山光湖色，探寻最美的理想釉色，不断改进釉料比例和探求烧造的最佳火候。人们的审美认识也在这个漫长的求索、创造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宋代是瓷器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名窑遍及南北各地，各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多是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官窑。
在唐代，与越窑青瓷并称的还有北方邢窑的白瓷。富有时代特色的唐三彩作品的釉料在高温烧制过程中混合交融，呈现白、黄、绿、蓝、茄紫等流动的、瑰奇的釉彩效果。唐三彩和素烧塑制的俑对来自殊方异域的外族人的描写直接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盛况。有些作品对人物活动的特定情态描写得很生动，富有感染力。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成熟，建筑宏伟壮丽，唐代长安城宏大规整，是当时国际性的都会。大明宫、兴庆宫、芙蓉园等宫殿建筑物斗栱雄大，出檐深远，以红色为饰，气势十分雄伟。山西五台县佛光寺大殿和西安大、小雁塔等是唐代建筑的重要遗存。
河北赵县安济桥（赵州桥）是隋代工匠李春所造，建于606～618年间，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单孔弧券空腔式桥。桥上的石雕装饰生动有力，是隋唐雕刻中的精品。
宋代建筑风格趋向秀丽，建筑实例有很多保存下来，如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辽代建筑遗存中重要的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984年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1038年建）、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1056年建）等。
宋代建筑家李诫著的《营造法式》（1100年成书）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重要著作。
元明清时期
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三代共历时近六个半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中心在北京地区。
元代绘画主流是文人画，追求诗、书、画、印的结合，山水画最发达，笔墨技艺发生变化，流行以乾笔皴擦的水墨山水和浅绛山水。元代赵孟頫绘画、书法成就都很高，长于画鞍马人物和山水竹石，艺术主张提倡复古（主要是反对宋代画院传统）和笔墨的书法趣味，对明清画坛影响很大。作品有《秋郊饮马图》、《鹊华秋色图》、《秀石疏林图》、《水村图》等。元代山水画家有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其他有钱选、高克恭等。人物画家有王绎、任仁发、颜辉、刘贯道等，花鸟画家有王渊等。
明代前期，在北京地区活跃的宫廷画家群体中有王绂、夏昶、商喜、倪端、边文进等人，有的兼有文人画家特点。主要代表人物是多能兼擅的戴进，作品有《三顾茅庐》、《葵石蛱蝶》等，戴进取法南宋画派，融会宋元，形成浙派。继起的吴伟等人，画风豪放，称为“江夏派”。明代中期，出现了活跃在苏州地区的“吴门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文、唐都是文人画家，他们的作品宗法宋元，重笔墨风格，追求温文尔雅的诗意表现。沈周是吴派的主要创立者，在明清之际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有《庐山高图》、《三桧图》等。仇英出身民间画工，擅长青绿山水，作品以传统的人物故事画居多。明代中后期，花鸟画吸收了水墨写意的长处，有新的发展，前期的吕纪、林良，后来的陈道复、徐渭等都是有创造性的花鸟画家。
明代后期书画界领袖人物是董其昌，长于山水，画格清润明秀，为后期吴派代表画家。董其昌借佛教南北宗说，将唐至明代山水画家分为南北二宗，崇南抑北，抬高文人画家地位，对后来的绘画产生深刻影响。
明代晚期重要画家有陈洪绶、崔子忠和号称“波臣派”的肖像画家曾鲸。
明代后期，意大利天主教会的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来华，将西画天主像等进献朝廷，为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之始。
清代主流绘画中心依然在北京，清初最有名的是“四王吴恽”，即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创没骨花卉画法的恽南田。在康熙、乾隆朝，纪实性宫廷绘画成就突出，王翚曾受命主绘规模宏大的《康熙南巡图》，王原祁主绘《万寿盛典图》与《乾隆南巡图》。
清代宫廷画家中有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等，使用中国绘画工具，以西洋写实技法作画，创中西合璧画风。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都曾受西画影响，在作品中吸收焦点透视画法和写实技巧。
居于非主流地位的个性派画家活跃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形成地域性流派。明末清初的朱耷、石涛，金陵画派的龚贤，扬州画派的郑燮、金农、黄慎等人，从不同方面影响了20世纪的绘画发展。
19、20世纪之交，在上海地区以任伯年、吴昌硕等人为代表的海上画派对20世纪美术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元代寺观壁画最重要的遗存是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道教壁画，主体建筑三清殿以8位主神为中心的286位天界诸神朝谒道教最高神“三清”的浩荡场面，布局宏伟，气象庄严，成功地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类型。在穿插组合中产生满壁飞动的表现效果。纯阳殿的吕洞宾画传，重阳殿的王重阳画传，为连环画形式的仙人传记。
明代佛寺壁画代表作品有北京法海寺大殿的菩萨和帝释梵天图，为工部营缮所画工作品。还有水陆法会性质的河北石家庄毘卢寺大殿壁画。
中国版画插图，已知最早的作品有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扉画，线条流利，已是成熟时期的作品。宋元版画文学作品插画盛行，明清有更大的发展，集中于徽州和福建两个中心，萧云从的《太平山水图画》、陈洪绶的《水浒叶子》等都是重要的版画作品。杨柳青、苏州两地的明清民间年画也都是木刻彩色套印的。
书法方面，元代各体书均有代表性书家。赵孟頫弘扬晋人书风，无体不工，成就最高。许多画家也都是书法家。还涌现了鲜于枢、康里巎巎等少数民族书家和道士张雨、僧人山峰明本等方外书家。
明代主要是延续发展赵孟頫书风，帖学盛行。明代适应统治者需要，盛行缺少艺术个性的“台阁体”，善书者可被荐为中书舍人。明代中期有文徵明、祝允明、沈周、王守仁、徐渭等书家，多活跃于江南的苏州、松江地区。明晚期张瑞国、王铎、黄道周等在草书方面达到很高成就。明代晚期书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董其昌。
篆刻艺术从明代中后期由于文彭、何震等人的开拓，有了突破性的成就。
清代初期，由于康熙、乾隆二帝的偏重，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盛行。清代中叶以后，碑学兴起，出现邓石如、金农、伊秉绶等书家。邓石如的小篆成就最高，以隶笔作篆书，被目为“神品”，兼长行草书，是集书法艺术之大成的大家。清代后期，北魏书体受到推崇，金石之学大兴，对书法、绘画都有深远影响，出现许多画家、学者、名臣书法家。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也是篆刻艺术开宗立派的名家。
明清时期，书画史论、印谱盛行，影响最大的书法理论著作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藏传佛教对元代以后的宗教艺术影响深远。藏传佛教在内地最重要的雕塑作品是杭州市飞来峰造像群，和北京市居庸关过街塔四大天王巨幅浮雕、五佛曼陀罗（坛城）等作品。元代雕塑追求华丽，但有时流于板滞、繁琐。
元代道教雕塑最重要的是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和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塑像。
元代重要的雕塑家是来自尼泊罗国（今尼泊尔）的阿尼哥及其子阿僧哥、弟子刘元等。
明清时期寺观雕塑作品重要的有大同善化寺、北京大慧寺的彩塑诸天，山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罗汉和多种菩萨像，太原崇善寺大悲殿三大士像等。山西长治市观音堂、隰县小西天明代晚期彩塑群表现了一个人间化、贵族化的佛国世界。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吸收戏剧表现手法，借宗教题材表现了现实世界的众生相。
明代道教题材代表作品是湖北武当山的真武神和道士张三丰铜铸像。
北京明清故宫是国内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建成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共占地7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故宫前朝区主体建筑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皇城全部建筑的核心，重大政务活动场所，建筑规格最高，也是全国最大的宫殿建筑。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重檐庑殿顶。殿内设御座，藻井上有蟠龙衔珠，建筑彩画全以龙纹为饰，一派金碧辉煌的皇家气象。太和殿以北为内廷区，是帝后居住的地方，前后有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故宫北部有御花园。明清故宫继承并发展了历代首都和宫殿布局与建设的经验，最充分地表达了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的大一统观念。
故宫午门至天安门的御路两侧，建有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南、北、东、西城郊，建有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是祭天，为祭天而建造的天坛规模最大，最为宏丽。其中最美的建筑是祈年殿，为帝王夏天祈谷物丰收的殿宇。殿身无墙体，周围全为朱红色立柱及隔扇，三重蓝色琉璃瓦圆顶逐层向上收小，指向苍穹，成为青天的象征。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为皇家园林造园的鼎盛时期，代表作品有北京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建成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圆明园由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共占地350余公顷，聚水成景，园中有园，汇聚了多种园林形态和丰富多样的建筑，其中还有由郎世宁设计的欧洲巴罗克风格的建筑群，共有100多处景点。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疯狂抢掠焚毁了这座被西方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园林巨构。
明代私家古典园林集中于北京、南京和苏州、扬州、杭州、松江、嘉兴等地，以苏州地区造园艺术成就最高，存留下来的苏州著名园林有留园（原名寒碧山庄）、拙政园、网师园等。
江南园林的设计思路是以中国画的山水画作品为蓝本，也以山水画的意境创造为旨趣。在景区划分和造景上追求细腻曲折丰富的变化。
明代计成著《园冶》一书，是第一部从科学立论对造园艺术作出系统阐述的著作。
元代以后，青花瓷器流行。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工业更加繁荣，瓷器的造型与装饰形成统一的风格。明代瓷器以永乐、宣德、成化时期成就最高。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瓷器造型严格、精巧，单色釉、彩绘、青花等都达到很高水平。清后期趋向于衰退。
20世纪
20世纪，西方油画和现代版画、雕塑以及美术教育体系的传入，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整体格局。在美术院校教学中，逐步确立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美术史论、工艺美术的科系设置。
20世纪中国画处于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过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反复探索，找到了发展中国画的途径：首先是要面向中国现代生活，重新打开创作的源头活水；其次是解决好继承优秀民族传统与借鉴外来创作经验的源与流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国画发展的高潮时期，出现许多代表性画家和优秀的作品。其中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重要的中国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溥心畬、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关山月、蒋兆和、黄胄等人。
西方油画在明清时期随天主教士的传教活动开始传入中国，而在中国得以生根发展主要在20世纪。西方油画从古典画风到现代艺术诸流派的艺术思潮和画法都曾经对中国美术界产生影响，而居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画风，它在历史画题材创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重要的中国油画家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常书鸿、董希文、王式廓、吴冠中、靳尚谊等人。
中国古代雕塑比之绘画与书法，缺少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并在近世出现发展的断裂。现代雕塑在接受西方雕塑创作观念和技法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学习传统，融会贯通，获得新的发展。198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获国务院批准，并建立全国性的指导机构，使中国现代雕塑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景观雕塑、纪念碑雕塑得到突出的发展。重要雕塑家有李金髮、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钱绍武等人。
版画包括木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等不同画类。新兴木刻与中国古代复制木刻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鲁迅的提倡而迅速兴起。木刻与漫画、宣传画创作在20世纪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年画、连环画等类美术作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也曾经对同时代美术创作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重要漫画家有丰子恺、华君武等，木刻家有古元、彦涵、李桦、王琦等，连环画家有贺友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