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托尔斯泰
L.N.托尔斯泰（汉语拼音：Tuo'ersitɑi；拉丁文：Tolstoy, Lev Nikolayevich；1828- 09-09～1910-11-20），俄国作家。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远祖在彼得大帝时代身居要职，受封世袭伯爵。父亲尼古拉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莉娅出身于显赫的古老家族，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即为她的嫁产。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托尔斯泰兄弟的监护人姑母亚·伊·奥斯坚–萨肯去世，改由住在喀山的二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全家迁往喀山。
经历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专业，次年转法律系。在学校期间对哲学和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尤喜J.-J.卢梭的学说，并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表示不满；专业之外，博览文学书籍。1847年4月，退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座庄园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此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试图进行农事改革，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仅考两科，便放弃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挂名任虚职，次年12月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往来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1851年4月，因厌倦这种生活和环境，追随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7月，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对山民的作战，转年3月升为四等炮兵下士。1854年1月，调往布加勒斯特作战部队，行前晋升为准尉。11月，参加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任第四号棱堡炮兵连长。战斗中，目睹普通士兵和军官的英勇精神及优秀品质，同时感到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国家制度的腐败。
高加索期间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从前线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I.S.屠格涅夫和N.A.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又以不喜爱荷马和W.莎士比亚而令大家惊诧。不久，与N.G.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所代表的民主主义派别的文学见解，却有几分倾向于A.V.德鲁日宁等人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技艺论”。至1859年，终与《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11月，他以中尉衔退伍。次年1～8月，游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所见所闻扩大了文学视野，增强了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而巴黎断头台的一次行刑场面却使他深感厌恶，对法国“社会自由”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对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他的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同情农民，痛恨农奴制，却又认为土地理应归地主所有；另一方面，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的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因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试图在哲学和艺术中躲避现实，但很快重陷失望；1860年长兄尼古拉的去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他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庄园和附近的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专门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考察教育。后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做本县和平调解人时，常常为农民说话，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之女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的一生中，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家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但她未能摆脱世俗之见，过多考虑家庭和子女的利益，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最终失和。
婚后，托尔斯泰逐渐克服思想上的危机，安居庄园，远离社交，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1863年起，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即所谓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曾致信友人，谈及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德国A.叔本华的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其影响。70年代起，俄国乡村“旧基础”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进入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对自己的贵族寄生生活深感苦恼。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无法找到出路；又藏起绳子，不带猎枪，怕为求解脱而自杀。这种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甫、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终于他完全否定官办教会，接受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广泛阐释了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和转变后的思想观念。
从此，他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时常从事体力劳动，摈绝奢侈，持斋吃素。改变文艺观，指斥以前的作品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1891年，他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以后的作品版权；1898年，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90年代中期起，托尔斯泰增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扬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时有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论饥荒》一文企图将托尔斯泰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未实施。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他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出《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却不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于1882、1884年多次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80～90年代的创作中有颇多反映。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悲观；又因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而不安。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与他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1910年11月10日，他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树林中。黄土堆成的梯形坟墓上没有石碑和十字架。
创作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分为3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自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并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到他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探索的心灵记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如使用了昭示后来“意识流”发展的《昨天的故事》(1851)，即由日记扩充而成。
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曾设想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未写成）。三部曲描写成长中的小主人公，不满意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等军事小说，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颂扬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而悲壮的爱国主义，揭露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
从心灵探索和精神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寻在农奴制度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也是亲自观察所得。《家庭幸福》(1858～1859)，是和芳邻瓦·弗·阿尔谢尼耶娃在1856年夏至1857年冬的一段爱情生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的幻想。他很快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晚年的作品中。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了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鄙夷子辈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贝特》(1857～1858)和《琉森》(1857)同为写艺术家的作品。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产物；后者以出游瑞士时的见闻，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已有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三死》(1858)写贵妇人、老农和树的死：贵妇人一辈子撒谎，临死还在撒谎，死得可怕；老农劳碌终生，死得安详；树却是向永恒的大自然中另一新生命的转化，死得优美。这篇作品和《哥萨克》反映了作者向往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为衡量真理的尺度，其中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因同农民接近，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的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过于美化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而《波里库什卡》(1861～1863)则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1856年起，他拟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1879年曾用此题材又写了一些片段，但与原构思毫无联系）。此后，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的长篇《战争与和平》(1863～1869)的写作上。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讴歌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业，却又责备彼得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1870～1873年，他研读彼得时代的许多史料，但被《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是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读本包含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排斥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却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生动。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1873年动笔，原先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转移，主要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小说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的是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自传性人物列文的紧张探索，则表明托尔斯泰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 这时期的总倾向，一是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二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占重要位置的却是政论和论文。
50～60年代托尔斯泰曾写过剧本，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反对革命民主派。80年代又对戏剧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抨击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进而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家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又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武装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小说表现了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但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评。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儿》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
评价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数量众多，保存至今的约290篇，是他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文章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19世纪60～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萨马拉饥荒的文章。而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既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宣扬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是万恶之源。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撰文指出饥荒的严重性，要求把土地归还人民。1905年革命期间，宣称自愿充当农民的“辩护士”，认为革命的根源问题是土地问题。此外还有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景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以及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民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60～70年代的论文主要强调应为人民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与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亦肯定其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阐明了作家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还可一提的是，自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起，他于1878～1886年、1893～1896年和1900～1902年，三度研读中国先秦哲学，持续时间长达30年，其中如老子所构想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家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无为”之治，孔子提倡的“修身”的行为准则，以及墨子的“兼爱”学说等，曾让他向往不已，并对其思想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自创作伊始，一刻不断地寻找接近人民的道路，探究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反映1861～1905年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尽管立场矛盾，解答错误，然而，其伟大主要由于他以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画面，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展现出来。
他的小说艺术博大精深。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他的魅力不仅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无意识领域（甚至令人惊诧地使用后来所谓的“意识流”手法），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他的艺术魅力来自真实，突出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和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中显示其可怕；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刀斧痕迹。他风格的最大特点是朴素，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为形式而形式，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期的艺术风格有显著变化：心理描写力求简洁，不写心理发展的整个过程，只写其中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用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内心活动；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觉醒，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于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现实主义表现的顶峰之一，在世界文学中产生巨大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起，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法译本的出版赢得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振兴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T.德莱塞、萧伯纳、J.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过他的熏陶，甚至一些现代主义小说家也从他那里汲取营养。在中国，1900年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文言译本。“五四”前后，他的作品被大量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的重要作品大多翻译出版。1985年《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7卷）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