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Г.别林斯基
В.Г.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
1811年6月11日出生于斯韦阿博尔格城。父亲曾任军医。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组织过进步学生文学团体。1832年被校方开除，理由是他长期患病、荒废学业和“才能低劣”，而真正的原因则是他在1830年底写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有强烈的反农奴制倾向。1833年起为《望远镜》杂志及其增刊《杂谈报》撰稿，并参与编辑，开始文学评论活动。1834年发表著名的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1838年起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次年杂志停办，他迁居彼得堡，负责《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在这段时间内，他发表了大量文章，从长篇论文到小书评，对当时俄国文化艺术各个领域的一切新现象几乎都作出了反应。1847年他转到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团结文学界进步力量，使这家杂志成为当时俄国最先进的思想阵地。他一生贫困，积劳成疾。1847年赴国外治病，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同年秋天返回彼得堡，继续评论工作，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迫害。1848年6月7日在彼得堡病逝。
别林斯基是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在思想上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30年代参加斯坦凯维奇领导的小组，随后结识巴枯宁，研究西欧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受谢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是“绝对理念”的体现。1837至1838年，由于自己的抽象理想“丝毫不能应用于生活”而感到绝望，从保守方面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度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一度与现实妥协〔见《鲍罗金诺周年纪念》(1839)、《闵采尔，歌德的评论家》(1840)、《智慧的痛苦》(1840)等文〕，受到赫尔岑等人的批评。40年代初，在逐渐兴起的农民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克服了思想上的迷误，坚定地站到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来。他也曾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但很快意识到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来改造社会。在对俄国前途的估计上，他反对把俄国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也不同意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见解，认为民主革命运动必然会导向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同时，在哲学思想上也开始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肯定思维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认为“精神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生理的东西的活动”，主张“把科学从先验论和神学的怪影中解放出来”。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发挥了辩证法的思想，认为有运动才有生命，而发展变化的源泉在于新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在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上没有彻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取决于启蒙教育和思想文化的传播，往往用抽象的人性论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
别林斯基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毕生以文艺批评活动反对沙皇农奴制度。在美学观点方面，30年代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认为“艺术是宇宙的伟大理念在它的无数多样的现象中的表现”，片面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和无目的性。40年代中期开始从唯物主义观点论述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断言“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但艺术并不机械模仿生活，而是“现实的创造性的再现”；强调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剥夺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是贬低艺术”，会“使艺术失掉它的活力，失掉思想，变成闲人玩乐的对象和消遣的玩物”。与此同时，他又指出“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成为某一时代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以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艺术的观念》(1841)、《诗的分类和分科》（1841）和《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等文章中，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首次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认为在艺术中创造性的想象“起着最积极和主导的作用”，而在科学中，“则是理智和思考力”。他以艺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关系作为区分艺术种类(叙事、抒情、戏剧)的基本原则，断言文学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中长篇小说则是最适合于反映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的文学体裁。在近代美学中，他明确地认为“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要求人物的塑造“既表现一整个特殊范畴的人，又是一个完整的有个性的人”。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生动的有机的结合”，要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既反对只重形式的“纯艺术”，也反对抽象说教的教诲诗。后期强调创作中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统一，提出“激情”说，认为作品的思想倾向不应该是抽象的教条，而应该是“活的热情或情致”，“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而没有任何由主导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巨大热情……那么它就是一件没有生命的艺术品”。
在文学史观和文学评论方面，别林斯基着重探索、总结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系统论述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把美学理论同文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系统地考察了俄国文学从18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到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历程，认为这是俄国文学逐步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形成自己的“民族独创性”的过程。强调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对民族习俗、地方色彩的摹拟，而在于“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在于“对俄国生活场景的忠实描绘”，从而确立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初步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文学自古以来就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大类，而“现实的诗”由于“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因而“更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需要”。他肯定果戈理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的创作倾向，也就是说代表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别林斯基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
40年代，他的文学批评活动进入成熟时期，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分析更为广泛，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主要著作《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分为11章，以对普希金创作的精辟分析为中心，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发展过程，确认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认为在诗人创作中汇合了俄国文学的两个基本潮流:理想的诗和嘲讽的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开拓了真正民族的、真实的文学；揭示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认为普希金“不单是一个诗人，而且首先是苏醒了的社会自觉的代表”。他的创作反映了1812年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所激发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肯定《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高度人民性的作品”；同时也指出了诗人在思想上“平民与贵族的倾向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局限性。从1840年起，他每年都发表对俄国文学现状的综合评论，全面总结和评述当年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起了指导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作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论述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从理论上论证并捍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肯定“自然派在今天站在俄国文学的最前哨”，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讽刺文学，并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所奠定的“现实的诗歌”的传统；断言果戈理的功绩在于“完全使艺术面向现实”，着重“描写普通人”，促进了俄国文学的民主化和现实主义的深化；他进一步区分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的概念，认为人民性不仅要求忠实地再现生活，而且要求批判农奴制现实，表现人民的觉醒。他还在《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2)和《答〈莫斯科人〉》(1847)等文中有力地批驳了斯拉夫派和自由派对果戈理及“自然派”的攻击和污蔑，指出《死魂灵》等作品“无情地揭开现实的外衣”的暴露倾向，“既是真实的，又是爱国主义的”；强调农民也是人，理应在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他对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精确的评价，指出他们对俄国黑暗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对普通人充满同情的描写，促进了俄国人民的觉醒，发展和加深了批判现实主义倾向。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是他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信中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的错误观点，指出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学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精确的艺术分析见长，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学分析和富于诗意的想象力融为一体，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别林斯基的文学遗产十分丰富。十月革命前后，除多次编辑出版了别林斯基的全集和文集外，并开展对他的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普列汉诺夫首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联学者尼·列·勃罗茨基、阿·拉夫列茨基、帕·伊·列别捷夫—波梁斯基、维·斯·涅恰耶娃、尤·格·奥克斯曼、鲍·布尔索夫等各自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别林斯基的著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介绍到中国，50年代初出版了《别林斯基选集》两卷本。近年来正在陆续出版《别林斯基选集》6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