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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像。来源：《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Portraits de Chinois celebres），约绘制于清康熙（18世纪）以后，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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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像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残存的墨迹，内容为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正月起的提纲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残存的墨迹，内容为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正月起的提纲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西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甲科，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遇事敢言，力持正论。当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之世，襄助韩琦，辅立英宗，调停两宫。英宗治平三年，撰《通志》8卷奏呈，颇为英宗重视，命设局续修。宋神宗赵顼即位，擢翰林学士，名其书曰《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俾日进读。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以意见不被采取，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居洛阳15年，六任闲职，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纂《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元祐更化的领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新法罢废殆尽（见元祐更化）。元祐元年(1086)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书仪》、《家范》等。

宋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仁宗宝元二年(1039)进士，嘉祐六年(1061)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诏为翰林学士，以不善骈文坚辞不就，乃任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神宗和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因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绝口不论政事，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86)，起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当政八月而卒。 　　司马光散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资治通鉴》上。《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终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按年记载了共1362年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它体例谨严，结构完整，取材广泛，对史料取舍慎重，考证详密。其中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成为历史散文的名篇。司马光自称“颇慕古文”而“不能刻意致力”（《答陈充秘校书》），他的文章正因不甚刻意致力而能得自然之致。《资治通鉴》的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文笔流畅，生动形象，有文学色彩，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及李愬雪夜入蔡州等战争场面的描写，历来为人们所推重。其他文章如《谏院题名记》等也写得精练明洁。另有《涑水纪闻》，写得简要、切实，《续诗话》亦有见解。 司马光墨迹 　　司马光的著述，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有《四部丛刊》影宋本。《涑水纪闻》16卷，有《丛书集成》本。《续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本。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又称涑水先生。死后追封为温国公，谥文正，故后人亦尊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仁宗宝元初中进士。后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的侍从官。忠君勤政，敢言直谏。王安石变法时，他极力反对，并因此受到排挤，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第二年退居洛阳专修《资治通鉴》。元封八年(1085)哲宗年幼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主持国政。元祐元年(1086)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在其任内全部废止王安石新法。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等。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当四川省郫县县尉时，生于官廨的，不少学者也赞同该观点），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5]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熙宁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汉语拼音：Sima Guang，1019－1086），北宋大臣、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西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甲科，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遇事敢言，力持正论。当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之世，襄助韩琦，辅立英宗，调停两宫。英宗治平三年，撰《通志》8卷奏呈，颇为英宗重视，命设局续修。宋神宗赵顼即位，擢翰林学士，名其书曰《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俾日进读。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书仪》、《家范》等。

　　7岁时，不仅能背《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宝元年中进土，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以意见不被采取，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居洛阳15年，六任闲职，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纂《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元祐更化的领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新法罢废殆尽（见元祐更化）。元祐元年(1086)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在此期间，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政治思想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他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青苗等法是聚敛行为，违背了周孔仁政思想，或能富国，但更病民。他否认王安石关于社会贫弱在于开源不足的观点，认为社会财物总量有限，关键在于节流。

司马光主张尊君。他说“王者万物之父也”，国家治乱兴衰系于人君一身，没有人君来决是非、行赏罚，国家将混乱不宁。臣下应绝对服从君主，违君之命应受“天刑”。他同意人臣对君主可以死谏或辞职，但坚决反对孟轲关于贵族之卿可以易君之位的说法。还认为早立太子对于安定皇室意义重大，而皇室安定乃天下安定的前提，因此他七年不懈，力劝仁宗建储。

司马光强调以礼治国，认为礼“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民而纪纲正焉”(《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七年)。司马光的礼就是正名、定分，区别君臣的等级关系。他说：“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司马光认为治国要赏罚分明。他指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又说：“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资政通鉴》卷一百七十二）。他认为不掌握好刑赏这两个重要武器，有功不赏，有罪不诛，无论多么英明的人都难以为治。所谓赏罚分明，就是赏罚公平，不能厚此薄彼，畸轻畸重。

在用人问题上，司马光主张德才并重，德先才后。对于“才”和“德”的关系，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根据每个人的才德情况，他把社会上的人分作四类，“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该选拔那些才德兼备的“圣人”，退而求其次，是选拔“德胜才”的“君子”。如果圣人、君子都得不到，宁可要愚人，也不要那些小人。因为小人有才，如虎添翼，将遗患无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他反对压抑人才的做法，提出不拘资序，不论亲疏，不讲门第，不计恩怨等唯才是举的取人路线。他说：“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进之，虽宿昔怨仇勿弃也；有器识庸下无补于时者退之，虽亲暱姻娅勿取也”(《司马温公传家集·言为治所先上殿札子》)。

哲学思想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修史与反对变法。他曾被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与道学之兴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天是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主宰，“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一切全由天命所定，人力不能使它改变。他还说：“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认为社会历史有万世不易之规，即礼义纪纲。他很强调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的作用，认为这是决定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他还提倡“诚”的修养境界。他用唯心主义天命论和道德决定论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使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司马光在史书中也曾揭露了一些苛政严酷、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史实，对于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经济思想

保护财源、注重人民生活

司马光认为自然界所能生产的财富有一定限度，不归百姓掌握，就归官府支配，王安石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饶”，不过是继承了桑弘羊的欺人之谈。他要求富国必先富民，因为农、工、商贾是国家的财源，尽力保护他们，国富才有可靠的保证，他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的原则，说：“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论财利疏》）。他还指出农民的生活最苦，赋役负担最重，因此需要保护农民，反对只在口头上重农，而实际上却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他亲自实地调查，了解到农民不敢求富的顾虑，当时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牛，口粮稍有积蓄，就要被当成富室，各种赋役立即一齐袭来，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除缴纳夏秋两税外，应免去其他一切赋役，使农民敢于求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朝廷的财经状况才能根本好转。

节用简赏、统一管理财政

司马光指出，北宋初期，版图虽狭财源少，但财经状况很好，而全国统一以后反不如前，其主要原因是士兵不精，吏员冗杂，宗室繁衍，赏赐无节，奢华无度，使府库拮据，内藏亦尽。因此，他要求皇帝带头节用，严禁滥赏，以挽危局。他还建议设立总计使，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收支，不同意皇帝把内藏库变成一己私藏的做法，认为国家财政若不能统一管理，即使财货多如江海，也要枯竭。

注意实效，重在任贤久任

司马光认为财政状况好坏，不决定于制度而决定于执行制度的人，应选择精通业务的人加以久任，否则就难出成绩。他特别强调专业人才对于改进管理，提高实效的重要性。如果用非所学，更迭频繁，就会极大影响工作效益。因此，必须改革用人办法。他建议朝廷精选通晓财经钱谷业务的京官，放到实际工作中去考察选拔，工作确有实效，逐级予以提升，反之，就不再任用。

主张轻税，反对官营经济

主张轻税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柱之一。他认为君与民，富者和贫者都是互相依赖、互相资助的关系。征收赋税是正当的，但不能太过。朝廷只能依靠赋税收入，“量入为出”，不能直接插手经营市易专卖，贷放青苗，坐收重息，他称此为“与民争利”，表面上可以美其名为“未加赋而国用饶”，实际上却是过度聚敛的新渠道，其后果就是“贫者既尽，富者亦贫”。他认为官府直接从事经营是只贪近功，不顾长远根本利益的做法。

影响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写成的政治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历代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

司马光在历史学上的成就为大家所公认。但由于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故在他死后不久就被周秩、章惇（1035～1105）、蔡京（1047～1126）等人打成奸党，至南宋建炎初年才彻底恢复名誉。以后史书上一般倾向于褒扬司马光而贬责王安石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术界一般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而批评司马光的保守政治态度。1980年以来，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司马光墓

司马光墓，在山西夏县城北12.5公里的小晁村西鸣条岗上。司马光(1019～1086)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字君实，夏县人。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元祐元年卒，赠太师温国公，归葬故里祖茔内。陵园东西长约290米，南北宽约190米，占地约5.4万余平方米。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守坟祠在陵园中部，现存建筑仅有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梁架、檩椽、柱头、斗栱等均系明代特点。茔地在陵园西部，有大小墓冢13座。正中3座高大，成品字形排列，为司马光及其父兄的墓。墓前两侧原侍立石人、石羊、石猪、石马、石虎等27件。茔内有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撰文的墓碑4通。墓南有明嘉靖年间所建碑亭1座，方形，基座每边长14.9米，重檐十字歇山顶，内竖“忠清粹德之碑”1 通，碑额为宋哲宗赵煦御篆，碑文原为苏轼撰并书，已剥蚀难辨。现碑为明嘉靖间仿宋碑复制。

余庆禅院在陵园东部，现存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原为北宋元丰八年(1085)敕建，后经历代修缮，梁架、柱头、斗栱等仍保存了金代建筑的特点。殿内3尊大佛，塑工细腻，有宋塑风格，两侧有胁侍、金刚，塑造甚精。祠和寺内有宋以后历代碑石26通，记载司马光父子身世及陵园沿革。

1981年对宋坟祠和余庆禅院进行修缮，复建了已塌毁厩房，周围建筑围墙，并设专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