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

天子，意指上天之儿子，象征统治天下之权力源自上天。在后世的文献中黄帝、尧、舜都被尊为天子（《中庸》称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从周朝开始“天子”成为了君主的正式名号。而自秦始皇开始，中国统治者都冠上皇帝头衔，也称天子，类似于单于、天皇、可汗等称号。

天子的命令又称“圣旨”，即“德为圣人”的旨意。明清两朝皇帝使用的“奉天承运皇帝”一辞，彰显了帝王权力受命于天，西方称君权神授。“天”在此意为“天神”或“上帝”、“天公”。

自古以来，只有中国的皇帝才有资格称“天子”，其余国家的君主最多只能叫“大王”或“国王”。倭国派使者到隋，自称“日出处天子”，炀帝大怒后倭又派使臣朝贡，自称“夷人”。值得注意的是，华夏历史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外族“皇”或“天子”的地位，华夏之外的蛮夷对中国只能称“王”，比如朝鲜大王和日本国王。日本和越南等国对中国则采取外王内帝的外交策略，即对中国称王称臣，接受中国册封，对国内称帝。比如越南国王称帝，自称“南朝”。日本天皇同理。

背景

随着人类由渔猎采集时代演化到畜牧农耕时代，原先人们在渔猎时对于体力和反射神经的要求极高，但到了农牧时转而开始重视起了管理、守望、互助合作。反映在宗教现实上，也由对于禽兽草木的力量万物崇拜转型到了对于祖先灵魂、英雄、智者的人形崇拜。

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上下之间的阶层关系也益加严密。群体彼此间也会发生摩擦，这种各自为政，只有宗主的现象不利发展，于是出现共主。在上位者意欲领导统御众民，在民智未开的西方，只有通过宗教是迅速而便捷的。为了自己在民众之中的威信，自己或手下的依从者便会加上特别的传说：或是诞生时有异象、或是天赋异禀、或者智勇过人。建立一般人对领导者的崇拜与信心。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皇帝并非真正意义上至高无上的“神”，而一定是“有德”的贤君，一旦“失德”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晁福林认为，夏商两代时，管理的国土或民众已经扩大到包含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君王本身所拥有的传说显然无法贴切的让所有的人民都明白，君权神授的概念在此开始萌芽——我的权力是天地一切执掌者所赋予的。天是每个人都必定看得到的，又接触不到的，而天意可经由“占卜”所显示。这样的概念一经释放，便可以在群众心中形成敬畏的心态。从甲骨文得知祖先神和自然神信仰在商朝盛行，他们相信先王和功臣死后会普遍成为鬼神并保护万民。而在夏商两代的原始多神教信仰下，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祭祀只针对祖先神和自然神；卜辞中的“帝（天）”也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种体现，天帝虽然被经常贞问但从不被祭祀，其不食人间香火而通常并不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事务，因此夏商两代的最高统治者只称“王”而尚无“天子”一称。传世文献中对夏商两代的“天子”描述则为后世所追叙，《商书》中的“天命”则为“祖宗之命（祖先神能舍弃人们的生命，也能保佑人们）”， 而并非后世概念中决定朝代兴亡的“天命”。

晁福林亦认为，周朝时王权相对于夏商两代强化，便把夏商的原始多神教转化为神道设教而为政治统治服务，开始出现了“天子”一称（意为周王是天帝之子）。周人拉近了原来被高悬一格、不食人间烟火的“帝”与人世的距离，周代的“帝”不仅“降懿德”，还能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以“帝”、“天”为主的神灵世界成为周代王权强有力的后盾，并确立了以“天命”为核心的统治观。周武王则开始设立专门的籍田祭祀天帝，以作为周代商合法性的由来。在周人的文献记载中，曾述及殷商是因败德所致才被周室取代。《大诰》一篇中，更直接记载着周公论及周兴商亡的始末，周公认为商失道而周室因明德获得天命，而明德的首要条件乃是取得民意的支持。天子只是“受命于天”，上天神祇把天子赐给下界,而由天子去行使天命，在于其是否有合乎天意的德行，即所谓的“明德”，天子明德才不会失道。周室推行礼乐制度，强调长次有序，将人民原本的原始多神教信仰，转化为一套天命思想。后世的皇权专制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也一直沿用周人的君权神授理论下的“天子”名号。

权力

在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认为，天子只是“受命于天”，而非至高无上者，即使是人中之王，还是要受天命约束。倘天子“逆天而行”，如暴虐无道使百姓受苦，人民是有权推翻他的。如儒家的孟子就曾经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诗经·小雅·北山》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天子是受命于天，因此统治世上每个角落。不只本土，周边各民族也必须承认天子权威，受其册封并向其朝贡；如有不从，就遭到无视，或视其为化外之民、蛮夷戎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