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子》（汉语拼音：Zhuangzi），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书分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流传版本，今已失传。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
历史上最早提到《庄子》这部著作的人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里并未言及书名和篇章数目，更无内、外、杂篇之分。《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始有《庄子》之名。据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记，《庄子》一书，有司马彪注21卷，52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28篇，杂篇14篇，解说3篇；崔撰注10卷，27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20篇；向秀注20卷，27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20篇；郭象注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郭象注《庄子》时，对该书有所删节。他说：“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由此可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章被郭象删去。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所同，其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众所贵。”（《经典释文》）现仅存郭象所注的33篇。
汉代以前，《庄子》无内、外、杂篇之分，据有人考证，《庄子》内、外、杂篇之分，起于刘向删除重复之时。关于《庄子》内、外、杂篇的异同，各篇的真伪、年代，争论已久。宋代苏轼开始怀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非庄子所作。此后，不断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明代焦竑说“内篇非庄子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认为《胠箧》等篇是“秦末汉初之言”。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内篇与外杂篇的思想倾向不一致，因此内篇为庄子所著，外、杂篇出于庄子后学之手。近人王叔岷、马叙伦对陆德明所说“内篇众家并同其余或有外无杂”作了考释。王叔岷认为“内篇众家并同”，只是说各家都有内篇，至于内篇包括哪些篇章各家并不同，“今本内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则内篇未必尽可信，外杂篇未必尽可疑”。马叙伦认为所谓“有外无杂”，只是说有些家只分内、外篇，不立杂篇名，并不是没有为郭象列入杂篇的那些篇目。当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内篇为庄子所著，外、杂篇的思想与内篇不尽一致，可能掺杂了庄子门人和后学以及道家其他派别的作品，但外、杂篇的某些篇章也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庄子》一书在汉代未被重视，到魏晋时期才产生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为“三玄”。唐天宝元年(742)，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庄子》正式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一。《庄子》的注释重要的有：晋时郭象的《庄子注》，唐陆德明的《庄子释文》，唐成玄英的《庄子疏》，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释文，又吸收了清代学者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成果，是当今通行本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