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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原产于天津南郊小站地区。因当年的军事重镇“小站”位于此地而得名小站稻。产地范围:西起天津市津南区的白塘口,南至万家码头,东至葛沽西关,北抵海河一线以及与上述生态条件相类似的地区。小站稻米粒呈椭圆形,晶莹透明,洁白如玉。“白里透青,油光发亮、粘香适口,回味甘醇”。“小站稻”是天津市津南区历史名牌产品,1999年7月28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全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先后被认定为天津市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

天津地区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其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和灌溉水源等生态条件,适宜生产优质稻米,历代史料多有记载。小站稻产地——小站镇位于津南区东南部,总面积56.75平方公里,辖6个社区、27个行政村,地跨马厂减河、月牙河,以盛产优质水稻“小站稻”而著称,乃历代兵家屯兵及防御之地。小站稻始于宋辽时期,成名于清朝末年,曾作为宫庭御膳米。辽代碑载“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藉冠百城,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是天津较早的种稻文献记载。宋辽对峙时,北宋淳化四年(993)“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大作稻田以足食”。明末汪应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抚,屯田种稻,采用的是江南围田耕作办法。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10个字命名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围田种稻之法对天津其后种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这是文人墨客对优质小站稻的形象描述。小站稻曾经美名远扬,新中国成立到公社化以前,小站稻种植面积,单产,品种进化,都达到高峰。上世纪50至60年代,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古巴,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1956—1957年,小站稻被推广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小站稻已成为中国优质水稻的代名词、天津农业的一张名片……1968年,独流减河切断了马厂减河,南运河水绝源,靠海河水维持。1973年,全区“稻改旱”。1975年以后,境内小站稻局部恢复。80年代末,津南区重新开发优质小站稻成功。21项有毒物质指标监测,18项为零,3项低于国家要求的数值,被命名为绿色食品。天津市农委于2017年12月13日正式批复成立了天津市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天津市农科院院长程奕介绍说,由我院作物研究所牵头成立的该体系,以振兴小站稻为重任,将以开发水稻优质品种为核心,以种植专业合作社为生产主体,以合作社、大米加工和种业企业为多渠道销售体系,实施“原产地+生产单位+商标+品种”四位一体的品牌创建战略,不断满足京津冀城市群的都市消费需求。

品种

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金稻919

金稻919是由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以国内优质品种为亲本,通过复合杂交选育成的高端米优质水稻新品种。出米率73%左右,米质外观晶莹剔透,米饭蒸煮时清香四溢,开锅后油光发亮,饭粒排列整齐、美观,入口软、细嚼后弹性好、微甜,口感极佳。

平均每穗粒数145粒,千粒重29克左右,平均亩产650公斤,高产可达730公斤/亩,是高端米品种中产量潜力突出的品种之一。

适宜在京津唐稻区种植,生育期170天左右,株高105厘米,抗倒性好。中抗稻瘟病,抗条纹叶枯病,较耐盐碱。后期灌浆快、落黄好。

津川1号

津川1号以天津农学院选育的CJ12号品系为母本,以天津市水稻研究所选育的津稻779品种为父本进行人工杂交,采用食味水稻育种法选育而成的优良食味水稻品种,2005年通过天津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津川1号全生育期168天,株高110厘米穗长17.3厘米,平均每穗105粒,千粒重25.5克,单株分蘖14个。叶片宽长,叶色淡绿,株型紧凑,受光姿态好;茎秆纤细,无芒散穗型,活棵成熟,后期不早衰,子粒饱满。较耐寒,出苗快,返青早,分蘖发生早,生长迅速,易形成高效群体,光合效率高,灌浆快。

津原E28

津原E28是粳型常规水稻品种。京津唐地区种植全生育期平均177.7天。株高109.8厘米,穗长20厘米,每穗总粒数121.8粒,结实率90.9%,千粒重27.4克。整精米率69.9%,垩白米率16.8%,垩白度1.8%,胶稠度78毫米,直链淀粉含量17.2%,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2级。

京津唐地区一般4月上旬播种育秧,秧龄45天左右。插秧规格30×15厘米,每穴栽3~4粒谷苗。中等肥力地块,亩施纯氮16.5千克、五氧化二磷6千克,配合施用钾、锌肥,氮肥以前促为主。插秧期上水6~10厘米,分蘖末期适时晾田5~7天,孕穗期至齐穗期不缺水,灌浆后期间歇灌溉,收割前5~7天停水。

产地

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小站镇位于津南区东南部,总面积56.75平方公里,辖6个社区、27个行政村,地跨马厂减河、月牙河,以盛产优质水稻“小站稻”而著称,乃历代兵家屯兵及防御之地。19世纪末,北洋军阀袁世凯曾在此编练新军,从而成为近代北洋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而今天的小站是津南区重要的工业重镇和农业生产基地。

小站东临渤海,位于大沽海防与天津城厢中间,原为退海之地,是明代盐场辖的草荡。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直隶总督李鸿章调手下周盛传部“盛字军”屯防于直隶青县的马厂练兵,同时负责修建新城炮台。盛字军在马厂至新城(今属塘沽)间修筑一条马新大道,沿途分驿站,每40里设一大站,每10里设一小站,共设大站4所,小站11所。光绪元年(1875),盛字军由马厂移屯涝水套,这里是大沽以西的第五个驿站,军士习惯称“小站”。

小站稻历史悠久,始于辽宋时期,于清代成为皇室贡米而闻名于世,是我国著名的优质水稻,在全国首先获得粮食作物地域性证明商标,曾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进入新时代,小站稻仍然是天津市的农业名片,更是津南区的优质特色品牌。

历史人文

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小站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天津地区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其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和灌溉水源等生态条件,适宜生产优质稻米,历代史料多有记载。

据《明史·汪应蛟传》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天津巡抚汪应蛟利用驻防兵丁,在葛沽、白塘口两地垦田种稻5000余亩,采用筑堤围田,利用淡水洗碱,种稻每亩收四五石。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公元1613—1621年),徐光启曾四次来天津,致力于垦田种稻。从此,葛沽稻大负盛名。而葛沽距小站仅12.5公里,一般把葛沽稻视为小站稻的前身。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崔旭《津门百咏葛沽》亦有诗云:“满林桃杏压黄柑,紫蟹香秔(同粳)饱食堪。最是海滨好风味,葛沽合号小江南。”诗中稻粒长可能是种植的籼稻型品种,后来又逐渐更换成粳稻型品种。葛沽稻米当时能如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赋诗歌颂粥汁中的米粒晶莹透亮,像碧玉一样美好,品尝起来类似美酒琼浆,可知在当时很负盛名。

同治十年(公元1859年),防军提督周盛传率兵十八营,进驻马厂(河北省青县境),修建新城(今塘沽区新城镇)至马厂大道,沿途设站,十里一小站,四十里一大站,如今的小站镇及西小站、东大站村即由此而得名。周为补充军饷,先在新城附近垦田种稻,并吸取前人种稻经验教训,先从兴修水利入手,于光绪元年(1875年),令淮军士兵十四营移屯小站一带开挖马厂减河,其首端在今静海县大张屯乡靳官屯村,与南运河(也叫御河)疏通。同时在河边修拦潮大堤,预防海潮侵袭。遂在小站一带垦荒种稻,收成颇丰。南运河水源上游来自黄河,含淤泥和腐殖质较多,水质很好,灌溉稻田不仅省肥高产,稻米外观、蒸煮、食味品质均佳。

20世纪30年代后,又从日本、朝鲜引进“银坊”、“水源”等优良品种,米质更佳,真是“一家煮饭,四邻飘香”,小站稻已成为天津的风物珍品,闻名遐迩。50~60年代,曾以特二级优质米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古巴等国家和地区。1956~1957年,全国20多个省市引调小站稻良种。

  • 天禧四年(1020) “诸州已屯田四千二百余顷,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
  • 庆历八年(1048) 黄河北徙,从“泥沽海口”入海,水源更为充沛。置高阳关路后,沿御河设有“稻田务”,管理种稻。后河北屯田司奏议“丰年屯田,入不偿费”,屯田不断减少。
  • 治平四年(1067) 朝廷“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
  • 元至大二年(1309) 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拨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翌年,用钞9158锭,购买农具耕牛,拨给屯军。
  • 泰定年间(1324~1328) 翰林直学士虞集倡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河,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以为田”,但实效寥寥。
  • 至正十二年(1352) 丞相脱脱上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明宝坻县令袁黄所著《劝农书》中说:“元虞集、郭守敬所谈京东水利,其言凿凿,而脱脱丞相循而兴之,果获厚利……”。
  • 明永乐二年(1404) 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大批移民到津南开荒种稻。弘治元年(1488),丘浚又重提元虞集旧议,认为华北滨海平原皆可广行水利,化斥卤为良田。特别指出直沽“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条,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处筑为长堤,随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收淡水,俾不至浸”。
  • 万历三年(1575) 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提倡畿辅兴水利,“……永平、滦州坻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籍,北起辽东,南滨青齐,皆良田也”。
  • 万历十三年(1585) 徐贞明任尚宝司卿兼御史领垦田事。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十二水利部分,有注提到徐贞明,说他曾指出“在天津北部濒海屯种,若如吴越人,田而耕之,则利十倍于苇”。直到明末,汪应蛟屯垦十字围田,几代人的梦想,才算成为现实。

兴建围田

  • 万历二十六年(1598) 汪应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抚,万历二十八年(1600),于白塘口、葛沽两处,垦种5000余亩,其中水田2000亩,每亩最高收四五石,余为旱田,多者每亩收一二石。此后,陆续开发了东泥沽、西泥沽、盘沽、吴家嘴、辛庄、双港、何家圈、官庄等处。屯田种稻,采用的是江南围田耕作办法。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10个字命名,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围田的格局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堤)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十字围”均在海河右岸。地周围主干渠挖到5米深,利于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减轻土壤盐分,并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尾水,使土壤盐碱成分降低。此种方法,适于低洼及地上水丰沛地区植稻。汪应蛟见南方的兵士,不独习水战,而且能种水田,所以在“倭寇平,撤南兵”的时候,力倡留兵屯田,并“辅以右卫军人二千三百余名……,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但兵力是经常要调动的,后“因援辽千名,即八千亩多芜,且有申言种稻不如取苇者”。至“万历卅五年,因收获不多,又任从长苇,两营兵皆采樵,有采廿八万束者,有水淹无一束者”。汪应蛟在津南种稻事业,兴旺了五六年,到万历末,平倭退兵后,“已垦之稻田,十有七废,仅余葛沽而已”。但围田种稻之法,对天津其后种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万历四十一年(1613)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因修历书,为朝臣所不满,遂托病来到天津。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1613~1621),先后4次屯田,调查访问,将开垦、水利、荒政3方面实践及心得总结于《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初至津南时,大面积稻田荒废,“仅静海县之葛沽高地已田”。他在家书里写到:“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钱,粮(赋税)又轻,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虽低而近大江,可作岸备涝,车水备旱者也。有一半在内地,开河即可种稻,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但亦要筑岸备水耳。其余尚有无主无粮的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他在在葛沽购置20顷荒田,引来南方优良稻种,仍采用围田之法防涝,并戽海河水备旱,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
  • 万历四十四年(1616) “试种南稻,农师孙彪,用人粪干每亩施八石,结果稻棵疯长大如碗,根大如斗,含胎不秀,竟不收。后一年,每亩改用麻糁四斗,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瓶口”。他因地制宜,把长江一带稻棉轮作的经验,拿来推广,“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种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地肥厚,虫螟不生”。一水二旱的倒茬种植,是节水改土培养地力、防止周围地块返碱和消灭病虫杂草的成功经验。此轮作制在解放后尚有应用,不仅稻棉丰收,节水治碱,还可改种菜田。徐光启不仅注意水利措施和种稻,还深入研究改造盐渍土,总结出因地施肥的重要性。《粪雍规则》载:“天津屯田兵言:碱地不害稻,得水即去,其田壮与新田同。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碱地不宜稻莳,下多不发,二年以后渐佳,后来更不须上粪,尤盛不碱者”。他分析,近海重碱地初开不宜稻,因洗碱不够所致。
  • 万历四十五年(1617) 终于完成了南稻北移。
  • 天启初 后金在辽东战紧,百万难民水陆转徙进关。天津为京都门户,又是通向辽东要道,天津屯田,对京师和辽东战场均有重大意义。因而再度出现了屯田热潮。天启二年(1622),巡按御史张慎言提出天津屯田奏议,总结归纳了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5种方式,倡议继续推行。太常少卿董应举,也于同年上奏朝廷:“臣近到何家圈、白塘口、双港、辛庄、羊码头、大人庄、咸水沽、泥沽、葛沽,见汪司农往日开河旧迹尤存,可作水田甚多……”。结果,董应举获准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他将流民在各地安排屯垦,在津以公款买民田12万余亩,合闲田18万亩,仿效汪应蛟之法,在何家圈、双港、白塘口、辛庄、葛沽等地围田种稻,所获“积谷无算”,屯利益兴。这期间,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政左光斗,河间府水利通判卢观象,兴办屯学,“屯童入学给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百亩,使自耕之,每亩收租稻一石,专设秀才名额,中秀才后,继续留在屯学,等待考举人、进士”,结果“人争如流水”。明末朝政腐败,党争激烈,终致屯田难以持久。
  • 雍正三年(1725) 海河流域遭受大水灾。清政府派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主持畿辅水利。雍正五年(1727),设水利营田府,分立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4个营田局。陈仪领天津局,“统辖天津、静海、沧州,兴国、富国二盐场。”陈仪首先恢复了已废弃的“蓝田”,“浚旧渠,引潮水灌溉滋培,秧苗蕃盛……,于是官民相劝,共营田三十余顷……”。另外,又恢复明朝屯田旧迹,此后官营水田和私营(官民自营)水田竞相扩展,在津营田十围。陈仪主持开垦水田的方法,基本是沿袭明代汪应蛟的作法,“筑十字围三面通河,开渠与河水通,潮来渠满,则闭之以灌溉”。这次营田,海河干流右岸附近的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总面积是明代十字围的4倍,“白塘、葛沽之间,斥卤尽膏腴”。使一部分围田连成一片,如“蓝田”与贺家口围,东泥沽围与西泥沽围等。各围引水渠道,逐渐向离河较远的洼地延伸,形成了互相连通的引河。“十围”持续时间不长,到乾隆四年(1739),“存者贺家口、葛沽两围而已”。

盛军屯垦

小站建镇、小站稻拓植成功,是盛军对天津的两大贡献。小站稻卓尔不群,历史功绩系于马厂减河。该河两岸使用南运河水与海河水灌溉的水田,都视作小站稻作区。这一作区内生产的水稻,集中了北方粳稻的优点,作为商品粳稻,均称做小站稻。在此以前,天津素以葛沽稻著称。咸丰初年,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在咸水沽营田3540亩,葛沽营田750亩,其营田方法仍是挑沟建闸,引潮水灌溉,并就地招农民,发给资本认种。其后,移交崇厚管理。崇厚的屯田思路,仍然是依附于海河,而李鸿章、周盛传则进步为另辟水源,在开拓上超过了前者。

  • 同治十三年(1874) 周盛传奉李鸿章命,在修筑新城(今属塘沽区)的同时,试办“海上营田”,在新城门外,试垦万亩,虽播种不多,获稻不下数千石,成效已有可观。周盛传总结了元朝以来屯垦废兴的经验教训,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东自新城,西至马厂,沟通海河与南运河,大兴水利,涤卤刷咸,垦荒50万亩,圩田种稻的宏伟设想。在《详陈津东水利并拟开海运各处引河由营试办屯垦禀》中说:“自岁内……,由运河沿起,顺新辟大道……,亲行逐段履勘,见天津、静海之交,俗所称南洼水乡,今年悉已涸出,而弥望荒废百里,内外尽为石田。益慨然于土旷民稀,非所以卫津辅。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诚不可一日缓矣”。
  • 光绪元年(1875) 周盛传率马步13营由马厂移驻小站,扎营18座,开始了“盛军营田”。先开小站至新城出海河段15公里。又开小站至咸水沽引河(今月牙河)10公里。并分别于北闸口、小站西、官港建大石闸,引甜刷咸,实行咸淡分流。同时,就营前隙地购材建屋,以止商旅。正式命名小站为新农镇。五月,李鸿章到小站勘工,嘉其节省,奏饬盛军疏挑减河,兼办屯垦。盛军购外洋火轮水车4架,又造风力水车、手摇水车、脚踏水车、畜力水车2300余架,从山东潍县购买耕牛800余头,以资耕耨。
  • 光绪二年(1876) 盛军开挖减河下游,自新城至大沽入海河段,在南开(今属塘沽区)别开支并于西沽、南开、西小站各建石闸1座。翌年,改咸水沽通天津独孔木桥为铁柱3孔石板桥,增建咸水沽西南2.5公里处5孔木桥。开新城东南经北店子、南天门、宁家圈、黄家台至西小站减河(今八米河)20公里,建闸1座,以排咸水。又于新城小西河上游,傍减河右堤外,开支河20公里达西小站以进甜水,并在西小站左侧建石灰闸1座。光绪四年(1878),开泥沽通海河至东大站沟通马厂减河(今双桥河)10公里,建石灰木闸3座;咸水沽绕潘家沟至仁字营10公里,沟通海河与横减河,建石闸、灰闸各1座;咸水沽减河至小站街心河10公里,建石券闸2座;咸水沽减河至西小站减河(今四丈河)10公里,建石闸、灰闸各1座;东大站至小站河5公里。光绪五年(1879),开泥沽、咸水沽一带咸水河(含今跃进河)20公里。改建咸水沽、小站等地石闸,筑新城大闸,基础密排梅花桩,上覆三合土,盖青石板,以糯米汁调碎石子和蛤蜊灰粘合。闸板以铁条、螺钉连接为整体,或以生铁铸成,并装有滑轮, 可任意启闭。并依此法改建、新建了多处石闸。
  • 光绪六年(1880) 周盛传统率盛军步队11个营,铭军步队10个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处练军步队13个营,共34个营分段自靳官屯向东开河32.5公里,接盛军前开之河,并建成靳官屯石质5孔大桥闸。至此,由靳官屯至西大沽出海,全长75公里的马厂减河全线贯通。沿河分建石、铁柱板桥4座、大型闸6座,下游开横河6条(即今四丈河、月牙河、双桥河、跃进河、新城小西河、南开河),分注海河。垦区之内沟洫汊河纵横交错,引甜水灌溉,排咸水刷碱,渠系分明,桥闸涵洞配套齐备,以小站为中心的垦区基本形成。盛军开垦稻田已达6万余亩,民营稻田达13.6万亩,为小站世称“北国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小站垦区以马厂减河为主干渠,自静海靳官屯,导南运河水东北流,经潮宗桥、西小站、小宣闸为5孔大型桥闸,闸孔、闸墩均为1.9丈宽。百余年保存完好,至今使用,代表了当时国内水利科学技术水平。马厂减河从西小站至靳官屯闸,长约百里,西小站富民闸与靳官屯闸“互相表里”,承担汛期排洪和蓄水灌溉,“乘时蓄泄,操纵在人”。小站垦区的土地,在盛军屯垦前,均为私人所有,只是靠近咸水沽南部有小面积熟田, 其余都是“斥卤之地”。业主或收刈草之利,或寄粮于灶,略认草课,本无粮差。盛军屯垦的土地,都是光绪元年(1875)从业主手中购置的。小站垦区购地总数为“一千一百三十八顷六十三亩九分二厘二毫二丝四忽四微”,计发地价“大钱三万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原业主为咸水沽的43家,葛沽的16家,杨岑子的29家,邓岑子的6家,徐家坨子的1家,汪家圈的1家,共96家。军能垦而不能尽种,民能种而不能自垦。盛字军营务处设局,“募人领种,或富民认垦,或流民来归,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
  • 光绪二十年(1894) 盛军调离,20年的苦心经营给小站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近代兴衰

盛军是正军,为行战之师,在特定的背景下,他们开辟小站,建成小站垦区。光绪二十年(1894),盛军奉调开赴中日甲午战争前线,离开了耕耘20年的小站。其时,昔日人烟稀少,满目盐碱荒滩,遍地萑苇丛生的小站,已成为城防俨然,民居栉比,街道宽畅,店铺林立,田野广阔,阡陌纵横,河渠流水潺潺,岸边杨柳依依,水里鱼蟹成群,空中沙鸥翔集,夏季一片碧绿,秋成遍地金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北国鱼米之乡。

  •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面对失去管理,日渐荒废的小站垦区,设立小站营田管理局,招集农民和遣散士兵耕种。当时规定每户可领种10亩,每亩年租银6钱至1两不等,但一般穷人不敢领地,怕官方言而无信,中途提租,特别是怕无力出钱修河挑沟,因此大部分土地被退职官员和退役士兵所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小站曾一度被德国侵略军占领,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十一年,小站地区荒地日趋增多,清政府又设立小站垦务局,办理招垦事宜,后与营田局合并。
  •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巧取豪夺小站田地。
  • 民国初年,军阀张敬尧之女在小站一带收买土地,成立勋记公司,于中塘、孙家甸、大芦庄 、翟家甸一带,占有水旱田2万余亩,加上大量荒洼草地,共43100亩。1920年,北洋军阀徐树铮成立开源垦殖公司,1925年,在军粮城、茶淀建立农场,在境内占有大量土地,种植水稻。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工作站,在垦区内设立水稻试验站,这是著名的军粮城稻作研究所的前身,也是我国华北地区最早的稻作研究基地。
  • 1928年,小站营田由天津警备司令部营房营田管理局管理。1930年将小站营田赠送南开大学做校产,设校田管理处,征收地租做教育补助费。1937年由冀察绥公署营田管理处接管。其间,小站垦区的稻作管理流于形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产量低,效益差,加之封建剥削,稻农不得温饱。
  •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张敬尧眷属将稻田出卖给日本人。日本侵略军先后在小站成立军谷公司、米谷统制协会,跑马圈地,强占民田,对津南地区农民进行疯狂掠夺。同时成立华北垦业公司,统辖小站、军粮城、茶淀3个稻区。
  •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在小站成立营田管理局,管辖原营田局和大安农场。农林部在天津接管华北垦业局,建立河北垦业农场管理处,下设小站、津郊(原八里台)、军粮城、张贵庄、茶淀5个农区,经营管理合作农场。国民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欺骗压榨原土地所有者,拒不发还被日本强占的土地,实行分佃收租或包佃收租,且苛捐杂税、征购、征借,不可胜数。1946年,小站地区曾暴发两次抗立掠夺性租约,坚持永佃权的斗争。另外,由于管理混乱,技术落后,水稻品种混杂退化,特别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农业生产无暇顾及,至解放前夕,水稻亩产量仅200公斤左右。

解放后

津南地区1948年12月20日解放,中共天津县委从1949年初开始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农民分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政府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津沽区农垦局对农民使用国有土地的征收比例,执行《定额分红制暂行办法草案》,取消土地收租。为解决农民生产资料不足,进行多次实物放贷。1949年,先后贷放稻种10.35万公斤,豆饼?450.9万公斤,硫酸铵19.7万公斤,硝酸铵4.5万公斤,柴油356大桶,煤1500吨。同时天津县政府贷出豆饼307.85万公斤,硫酸铵13.65万公斤,玉米2.8万公斤,小米7.65万公斤,现金1135元,柴油21大桶,花生2400公斤,稻种20万公斤。人民政府从1949年至1957年,先后投资217万元修建和补修闸涵洞1588处,新建4座大型扬水站,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咸水危害,并连年发放生产及生活贷款,促使全区水稻迅速发展。在这期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对水稻生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翻身农民的种稻热情空前高涨。

  • 1953年,成立天津市农林水利局,进行津南洼改造,建成双林农场。天津市公安局于1956年在小站宁家圈,垦植稻田2万亩,建立板桥农场。全区从解放初到1956年,共开垦荒地40835亩。到1957年,扩大水稻面积6.5万亩。
  • 1958年,遇到了大旱,马厂减河和海河上游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致使水源大量减少,水量严重不足,全区水稻种植面积急剧下降。由于水源不足以及政治上的各种影响,1959~1961年水稻生产一直处于低潮。1961年水稻面积14.09万亩,平均亩产230.1公斤,总产量3242.5万公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比1949年还低。
  • 1963年,挖通洪泥河,疏浚月牙河,实施海河水南调。先后改造、新建6个扬水站,扩大灌溉面积。同时经过纠正“五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抓科学种田,小站稻经历1958~1962年连续低潮后,生产又逐渐上升。1963年,水稻面积已恢复到21.34万亩,比1958年增加5.64万亩,平均亩产312公斤,比1958年增加79.5公斤,总产量达6662.3万公斤,比1958年增加3012.05万公斤,面积、亩产、总产分别增长35.9%、34.2%、82.5%。
  • 1964年,水稻面积22.79万亩,平均亩产339.4公斤,总产7735.5万公斤。都呈现增长趋势。到1965年水稻生产形势更加高涨,种植面积达到24.67万亩,平均亩产421公斤,总产量达到10380.5万公斤。区内出现了长青、咸水沽、葛沽3个亩产500公斤的公社,并有50个亩产500公斤的大队、297个亩产500公斤的小队,全区亩产500公斤的稻田达8万余亩,占稻田面积的32.4%。亩产、总产创小站稻历史最高纪录,是小站稻生产第二次高峰。
  • 1966~1971年,每年水稻种植面积维持在23万亩左右,平均亩产250~400公斤。其间累计,区内稻田面积和稻谷总产量分别占全市的18%和23%。这期间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万公斤。并受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特邀,派出许多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前往指导水稻生产,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
  • 1972年6月,海河水位下降至0.2米,影响了电厂用水。为此,各级领导多次做出水稻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由于改旱思想不够坚决,且又受当时陈伯达“有水种稻、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一味追求种稻。是年,又遇上特大旱灾,大部分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全区当年种稻面积7.43万亩,平均亩产51.5公斤。
  • 1974~1977年主要为保护小站稻优良品种,而种了一部分水稻保种田,每年种稻面积控制在5000亩以内。稻田改旱后全区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一度全区粮食亩产只有135公斤,以致高产粮区变成吃国家返销粮区,种旱的6年间吃国家返销粮达2340万公斤。
  • 1977年水稻面积比前几年略有增加。1979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0.5万亩,平均亩产323公斤,总产稻谷3396万公斤。1980年,水稻面积为13万亩,平均亩产272公斤,总产稻谷3537万公斤。到1981年又遇严重干旱,1~6月份降雨量仅74毫米,为常年同期的二分之一。
  • 80年代后期,扩大水田面积。 实施了月牙河、卫津河、洪泥河3河打通工程及小水利配套工程,并对二级河道和主要干、支渠进行清淤,使之蓄水量达到540万立方米。另外开挖坑塘、洼淀建成一批养鱼池、养苇塘,小水库,共新建小水库13座,坑塘洼淀11处,共可蓄水576万立方米。小水库汛期蓄水排涝,旱时送水救急。还将城市污水净化和科学处理,用于稻田灌溉。并且发挥全部机井作用,实现渠水、井水、淡水和二淋水结合使用,每年种植水稻稳定在5~7万亩。
  • 1985年,中央农牧渔业部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优质稻米座谈会,再次把小站稻列为名特产品,使小站稻区干部、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全区粮食生产从1985年始连续6年获得丰收,其中稻谷的增产起了保驾作用。
  • 1995年,粮食总产7289.2万公斤,稻谷总产3151.8万公斤,占粮食总产的43.2%。

品种变更

北宋在河北沿边屯田种稻时,系引用江东品种,栽培较为普遍的有红莲稻、金城稻、罢亚稻,而津南地区种植较多的属红莲稻。清光绪年间,小站屯垦稻田,种植从安徽引入的大、小红芒,大、小白芒,齐头白等早熟稻品种及适应深水处栽种的葡萄红、葡萄黄品种。1916年,直隶农事试验场试种水稻新品种,当时栽培的有大白芒、小站糯稻、北京红马尾、北京白马尾、北京紫金,并试种从日本引进的关取、青杆、细杆等品种。

  • 1938年,种植从日本和朝鲜引入的中生银坊主(简称银坊)、爱国(又名金钢稻)、陆羽132、水源52、水源85等品种。
  • 1951年,小站幸福之路农民用“一穗传”的办法,从水源系统中选育出水源300粒,成为境内第一个自己选育成功的品种,表现高产优质,渤海农垦局要求单打单收,积极繁育,扩大种植面积。到50年代中期银坊、水源300粒,成为小站稻区种植的两大主要栽培品种。这是建国以后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一次更新。
  • 50年代末期,引入野地黄金(农垦39)、白金(农垦40)。60年代初,引入万两(定名小站101)。
  • 到1965年野地黄金、白金、小站101成为主要种植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90%,尤其是野地黄金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这些品种普及很快,对提高稻谷产量和品质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二次更新。
  • 60年代中期,引进试种天津市水稻育种单位选育出的一批新品种。
  •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393、红金、红旗8号、红旗12号、津辐9号、东方红1号、京引33种植面积较大,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0%,特别是东方红1号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0%。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三次更新。
  •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恢复小站稻生产,品种变化比较频繁。引进天津市科研院校选育的红旗16,红旗23,花育1号,6702等共有29个品种。
  • 1980年,评选出红旗16号、红旗23号、花育1号、垦丰5号、中丹2号、喜峰、京引47为主要推广品种,1980~1984年占水稻种植面积的67%。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四次更新。
  • 1985年,丰产性、抗病性好,品质优良的中花8号、中花9号、津稻1187、7708、津粳3号,推广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0%。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五次更新。
  • 到1990年,津稻1187、津稻8311、中系8215、中作321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7%。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六次更新。
  • 1990年后,中系8215、中作321抗稻瘟病能力减退,种植面积下降。1995年,以种植津稻1187为主,并有少量中花12号、京花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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