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汉语拼音：Wenxin Diɑolonɡ；英语：Dragon 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501～502)间。刘勰年轻时曾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祐，相处十余年。其间深研佛理，同时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文学作品，“深得文理”。经五六年努力写成《文心雕龙》。除此作外，尚有《灭惑论》（《弘明集》卷八）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两篇保存下来。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编，各25篇。全书包括4个重要方面。上编，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纲领。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之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编，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编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4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思想。它认为先天地而生的“道”，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最终依据，“圣人”的著述就是根据“道心”创制而成的，是后世一切著作的最高典范，是理应遵循的唯一模式。这样就使其著作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并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局限。但在论述具体文学现象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说教，对文学的特点、规律和创作、批评等都提出了许多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文学史观上，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通变》篇中，他提出了“通变”说。“通”就是继承，通晓已往的“故实”，这样才会“通则不乏”。同时又提倡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并认为要创新就必须继承，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获得长足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对之作了更为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它既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之美，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又十分重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先天禀性、气质、才能，以及后天的学习修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渗透和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着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全书涉及“情”的近40篇。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关于“风骨”的见解，历来歧义颇多，就其大要来看，“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但他又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形象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关于艺术想象及形象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心雕龙》中的《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文人相轻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细致、中肯、精辟。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受“宗经”、“征圣”的消极影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小说竟然不置一辞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体系严整、富于卓识的专著。它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研究著作有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翻译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