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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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古文,汉文化圈外通称古典汉文英语:Classical Chinese),当今受“白话文”一词影响而常被赘称为“文言文”;此外,常称为汉文,以区别于“胡语”、“夷语”、“番语”、“外语”等称呼。

文言是汉语的一种书面形式,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经润饰的汉语口语(相较于西周以前被认为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文献,如尚书易经等)。据胡适考证,至中国汉代,文言已经脱离了日常口语,而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已经开始向复古和口语化两个方向发展。

中国时期,汉语的口语与先秦时期口语差异更加明显,这时,有三种书面语。一种书面语是模仿上古汉文书面文献的书面语,如唐宋八大家散文,即古文运动的作品;另一种是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西汉史记》、东汉佛经翻译、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第三种则是各语言白话的源头,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到了的近代时期,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模仿上古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谓的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谓的近代白话,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甚至有《荔镜记》、《海上花列传》等方言作品)。由于文言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语言,因此不同时代或地区的文献,在语法词汇上会有差异。

20世纪之前,汉字文化圈士大夫均能通晓以汉字书写的文言,故文言使用于几乎所有正式的文书上,并且汉字文化圈中语言或口音不通者能以笔谈的方式交流,如19世纪时操朝鲜语朝鲜王朝云岘君清朝大臣吴长庆笔谈、20世纪操闽南语林献堂与操粤语官话梁启超于日本长崎笔谈。

近代因民族主义兴起,文言的地位逐渐被各地官方语言(日语韩语越南语)代替,而在中国则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被基于北方官话白话取代。

定义与分类

“文言文”这个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古代的汉语”泛指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现存的古汉语材料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言材料。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书面语言材料是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近代期。上古期是指公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公元4世纪到公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六朝时期;近代期是指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时期。

西方早期来华的教会将文言文分为“深文理(High Wenli)”及“浅文理(Easy Wenli)”(或称“深文言”和“浅文言”),故圣经有两种文言版本的翻译:深文理是指较为纯粹的文言文,比较晦涩难懂;浅文理则是代指当时通行的书面用语,属于简单的文言文。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言文即是以文字本身原有意义所言之文章,此为象形文字体系才有的文体拼音文字体系无法拥有。

特点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时语方言少,易于永续流传。

文言的特点,相对官话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主要表现在语法词汇两方面(以下所述各项特点皆为举例而未完备。):

语法特点

文言文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词序两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话更多的词类活用现象。

  • 名词用作动词
    1. “驴不胜怒,蹄之”(柳宗元三戒·黔之驴》),名词“蹄”在此做动词“用蹄踢”。
    2.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名词“王”在此做使役动词“使……为王”。
    3. “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欧阳修卖油翁》),“颔”原为名词“下巴”,在此作动词“点头”。
  • 名词用作副词,常与“然”(……的样子)连用:
    1.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蒲松龄聊斋志异》),名词“犬”在动词“坐”前作副词“像犬一样地”。
    2.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欧阳修醉翁亭记》),“翼”在动词“临”前作副词“像翼(翅膀)一样”。
  • 宾语前置。目的:使语句顺畅。为了强调宾语,将其提前。通常会加语助词
    1. 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基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马首是瞻”即“瞻马首”。“是”为语助词。
  • 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谁”、“孰”、“何”、“悉”等置于动词之前:
    1. “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
    2.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3.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4.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战国策·齐策一》)
    5. “王曰:‘缚者曷(通“何”)为者也?’”(《晏子春秋》)
  • 在否定句中,用代词宾语时,一般都放在动词前面
    1.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
  • 与“以”连用的倒装句:
    1.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柳宗元《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卷石底以出”即“石底卷以出”。
  • 有时会有定语后置的用法,后置的定语常前会加“之”或后面加“者”:
    1.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 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篇第一》)
    3.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杂说四首》)
  • 文言文中常见通假字,出现的原因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如一时想不起此字;也有客观原因,如避讳等。
    1.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要”,通“邀”,邀请。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说”,通“悦”,喜悦。
    3.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熙”,通“嬉”,开玩笑。

词汇特点

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上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通常必须以词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条列,才能完整表达。不过,有个特点可以概括地观察:文言文的词汇较为简洁,例如:相较于白话文的以双音节词为主,文言文中的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单字有独立意思。

文体分类

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文体都有不同的分类法。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文体分类研究的开始,相关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昭明太子主导的《昭明文选》等。

而《昭明文选》是一本分类很繁杂的选集,将所选的文章分成37类之多。

明清

明朝吴讷着《文章辨体》、徐师曾着《文体明辨》,清朝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都是讨论文体的重要著作。

现代

郭锡良等人编著的《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分析,文体分类有三种标准:依语言形式分、依内容分、依应用范围分。依语言形式,《古代汉语》先将古代文体分为3大类:

  • 散文
  • 韵文:包括诗词歌赋、铭箴颂赞
  • 骈文:讲究平仄对仗却不押韵,不能归于散文也不能归于韵文,自成一类

在此分类之下,古典散文又可以分为4类:

  • 史传文
  • 说理文
  • 杂记文
  • 应用文

当代传承

对于说现代汉语的人来说,文言文的缺点在于难懂、不易普及,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才能够理解文言文的含意,而写作文言文的难度更高。

晚明开始就存在儿童过早准备科举状态的现象,八股文更严重影响了中国教育的风气。甲午战争前后,何启胡礼垣等人便指出文言文的一个弊端:

以文言而道俗情,则为未学者所厌;以俗语而入文字,又为读书者所嗤。俗语、文言分为两事,使笔如舌,戛戛其难。
——何启 胡礼垣|《新政论议》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坛提倡的“我手写我口”、“能识字便能读”的“白话文”渐渐取代了文言文。

然而也有人认为,所谓文言文“难懂、不易普及”、文言文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才能够了解其中的含意、写作文言文“难度更高”等等论点,其实是因为人们从小就一直接受现代白话文教育造就的;如果从一开始就兼学文言文则不会有如此感觉,尤其对于非北方官话使用者来说,现在白话文并不比文言文易学。

俞复《蒙学读本全书一编约旨》:“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然彼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故名物皆可用之。我国无假名,则所谓白话者,不过用这个那个,我们他们,助成名语。儿童素未习官音者,与解浅近文言,亦未见有难易之别,况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

中华地区

现代华人社会以白话文写作为主,但文言文作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华人相当的重视,文言文对白话文仍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仍有许多人喜爱在写作白话文时引用文言“典故”、“”,以及华人社会普遍使用的“对联”等等,中文里的许多成语和俗语亦都来自文言文。而对于有志学习中国文学的人,文言文的训练更是不可缺少的。

台湾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大中华地区的教育中,文言文都是必修内容。学生在小学阶段的五、六年级开始接触文言文,往后逐渐增多,到高中阶段,文言文逐渐成为语文课(国文科、中文科)的重要部分。香港中国语文科课程中,小五生须学习文言文,高中生会更进一步研习文言文。

中国大陆的中考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关考题,各地不时会出现文言文的高考高分作文。不过自2012年起,《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发布,中国大陆高考作文限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即网络语言、文言文和繁体字均不能再用于高考作文,引起了部分人的批评.不过有指该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未严格执行,专家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香港教育界通行的广东话(粤语)保存了不少文言文的字词。

文坛曾流行三言混合(白话文+文言+广东话)与“文白夹杂”(白话文+文言)。

香港近代由粤剧粤曲粤语流行曲金庸武侠小说等多用“文白夹杂”型式写就。因此,文言文的词句得以在香港70后80后90后中得以传承。

中国国民党在其公文中长期使用文言文;中华民国国际重要文件的中文本,如《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都是用文言书写;文言文常被用在中华民国政府公文之中。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语法各自不同的方言种类众多,惟独文言文始终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操不同方言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但是,文言文在汉语白话文普及,以及英文成为全球准通用语后,其地位与实用性已经大不如前。

文言文复兴,是当代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热点之一。它的产生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生,一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大中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逐渐重视与肯定自身传统的中华文化,因此文言文也更加得到重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就建议应该加强古代汉语教学,并且提出加大文言文在语文课中的比重,文言文应超过白话文的内容、以及设立国家级的古代汉语语言考试等建议。

文言文复兴从表面看来,是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否定,实质上则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引伸。白话文的推行,极大地增加了广义文化的受众,但却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直接受众越来越少,因而就使中华文化的传承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正是基于完整、准确地传承中华文化的需要,文言文复兴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文言文复兴不能否定白话文的存在和价值。

中国大陆的文言文复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萌芽。文言文复兴的概念由青年学者刘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倡议书)”中明确提出。

在网络上,文言文得到了热心网民的推崇和发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维基大典(文言文维基百科)等。文言文维基百科于2006年7月31日建立,截至2020年7月已有超过10000条目。

日本

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兼六园内石碑碑文所见汉字是文言文

日本这种书面语被称为“漢文”(かんぶん,Kanbun)。

日本自从中国唐代文化交流,到片假名平假名普及后很多年,文书、碑文、经文等多采用汉字文言文。

图中所见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兼六园内之《石川县战死士尽忠碑》石碑,碑文纪念阵亡将士:“人谁无一死?死而得其所,死亦荣矣…”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年)。石碑立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

日本高中也教授汉文文言文。

朝鲜半岛

在朝鲜半岛,这种书面语被称为“漢文”(한문,Hanmun)。不过随着朝鲜韩国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以及韩国在1948年推行的国语纯化运动,现今在朝鲜韩国的年轻人很少接受这类教育,几乎已经看不懂。

越南

越南这种书面语被称为“文言”(văn ngôn)或“古文”(cổ văn),现已几乎不用。

新加坡

新加坡在2019年实行新的中学华文课程时,因古典文学部分异常薄弱而将文言文完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本国文学作品。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国中(若有选考华文)和独中的华裔生须开始阅读文言文。华文课本会根据年段,慢慢加入文言文的篇数。此外,文言文和古诗(各一篇)也是华文考试的必考项目之一。

琉球

在日本萨摩藩占领其之后,琉球逐渐日化,原有的文言文教学也逐渐和日本一致。

文言文研究

古汉语语法学的建立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见解。但是语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事了,建立古汉语语法学的是清末的马建忠,他于公元1898年写成的《马氏文通》首先创建了一个语法体系。

研究语料

当我们把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时,这是个有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语言。对这个过程中的汉语语料,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六种:“专书、断代、泛时”等三种的共时研究;“比较、贯通、汉语史”等三种的历时研究

未来发展

用科学方法去建立上古汉语语法体系,将可大大节省数以亿人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青少年以及其他想学习古汉语者。若有一套语法体系,能完善且充分反映上古汉语的语法特点,那将会是完成汉语史的奠基石。理论上,这个体系有助于充实、丰富世界的语言学理论。古汉语的研究一方面要借鉴现代汉语以及各地方言之研究思想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宜用现代语法的框架来套住古代语法。因此,要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入手,建立古汉语的语法系统。既要注意古今的迥异,也要注意古今的微殊,即大同中的小异。当我们用现代汉语的框架研究古汉语时,往往易于抹杀大同中的小异,易于“以同代异、以今律古”。同样是古代,也存在分期的不同,这里同样有既要借鉴而又不要比附的关系。另外,还要借鉴汉藏语系里的其他语言之研究成果。要建立文言语法体系,研究者还有许多许多基础工作要做,需吸收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多方的成果,以求建立一套“泛时”的“古汉语语法体系”。中国从上古到清代,大量的典籍是用文言写成的,因此极需要研究文言语法以及文言的发展。有了一部反映从上古直至清代语法全貌的“新《文通》”后,马建忠所期望的“循是而学文焉”,将会更上一层楼。文言研究也有助发扬和恢复中华传统文化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