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
《文选》（汉语拼音：Wenxuan；英语：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又称《昭明文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著。一般认为《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之间。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梁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531)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另有文集20卷，已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曾撰录五言诗集《文章英华》20卷，搜集校理陶渊明诗文，编成《陶渊明集》。
《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在这部总集里，萧统把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标准，《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
由于《文选》选材严谨、注重词藻，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书，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
自从有了《文选》，使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
文化背景和编选过程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文学总集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编选范围、标准和分类
《文选》30卷，共收录先秦以迄齐梁8代130多位作家，700多篇作品。上起先秦，下迄梁代。《文选》成书于普通七年(526)以后的几年间。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个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他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文选》著录的作家作品，如实地提供了南朝人如何认识这些作品的事实，这是十分可贵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历史作用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也有许多优点，如对作品的解释，较多地串释句意，有利于后学。又如五臣所注底本，与李善有所不同，从后世发现的写抄本来看，往往是五臣本更合于萧统原貌。此外，五臣注并非全部出自五臣，而是参考利用了除李善以外的其他诸家注释，比如公孙罗、陆善经等注及《文选音决》等，其中可以研究考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文选》诸家注释问世以后，唐末曾有人合成为《文选集注》120卷，共收李善、五臣、陆善经、《文选钞》、《文选音决》等家。此本国内已失传，近代在日本发现20余卷。2000年中国周勋初又广搜各处藏卷，补足原印本缺页，共成24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致说来，唐及北宋以五臣注本较为流行，而北宋末开始李善注本逐渐压倒五臣。至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将五臣注本与李善注本两本合为一本，世称“六家本”。此本以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全书体例基本依据五臣本，遇有与李善注本不同处，加注称“李善作某”。至南宋后，随着李善注地位的提高，有人又将六家本颠倒改为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世称“六臣本”。六家合并注本逐渐流行，而李善和五臣的单注本流行较少，后以为李善本已经亡佚，后世所见李善本是从六臣注中辑出，其实是误识。李善单注本在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由诏印刊行，刻板后为宫火所焚，至北宋仁宗天圣年间重新由国子监雕印，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两处，有残缺。
宋代的“文选学”主要表现在刻板印刷上，为《文选》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学术研究大都是摘录排比词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此外李治的《敬斋古今黈》，以考证佐其议论，时见精义。明代研读《文选》的著作不少，但明人好以己义发论，或增删，或点评，成就无多。其中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陈与郊《文选章句》有感于世风浮薄，思以《文选》有所振之。其书独依李善而斥五臣是其优点。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有：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种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约请顾广圻所作《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茶陵陈氏刻六臣本、吴郡袁氏影宋六家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李善注系统有北宋天圣明道残本(已残)、南宋尤袤刻本、元张伯颜刻本、明末汲古阁刻本及清胡克家影尤刻本等；五臣注系统有南宋初杭州刻本两残卷、南宋陈八郎刻本，以及朝鲜正德年间刻本等；六家本系统有南宋广都裴氏刻本、明州刻本、明袁褧影宋广都刻本，以及韩国奎章阁刻本等；六臣本系统有南宋赣州本、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等。此外，敦煌所出唐代写卷及日本所藏写抄本也都是十分珍贵的版本资料。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