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去世。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卒谥“文”。论学主居敬穷理，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目录
生平简介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胡、刘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允，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1187)，周成为大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侂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成果，“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得历代文人推崇和历朝皇帝褒奖封号。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年谱
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
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说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当形而下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之理就已存在。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超时空的东西。“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 理是事物的定理。天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定理，即必然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事物一定的定理而行，而不能违背理。万物之理是“理一”的表现，本体理印到万物之中，于是，万物各具一理。
-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朱熹又把理称之为“当然之则”，亦即“道”。“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理具有寂然不动、“无造作”的特点，它是一个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东西。但却是气、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或本原。这个悬空而无形无象的理，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着的去处，这就是气。理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展开动静、变化。理与气合，构成万物，包括人。理存在于无物之前，有物之后，但它既不是具体之物，又不离于物，理与物不即不离。朱熹又称理为太极。太极有极至和顶端的意思，是无以复加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因此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或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这叫作“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与气的关系是相依不离，无先后之别，却又相分而不杂，有主有次，理制约、决定着气。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意义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运动。首先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接着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的运动形态。这里的一，是指统一物。其中包含着对待的两个方面，譬如阴阳两端，而阴阳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以神化无穷。这里的二，是指对待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所谓一分为二，就是统一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动静相互对待、相互对立，并且相互统一。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同时，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动静各自转化为自己的对待面。
与动静有关，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化即渐化，变即顿变。渐化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顿变。顿变是自微而著的显著的变。事物的变化是渐化与顿变的统一，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知识领域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人们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在认知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由此，他探讨了认知的诸形式，如知觉、思虑等。人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便是知觉。心，从知识论意义上讲，是思维的器官。心这个思维器官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即是思。虑则是思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还探讨了知行关系。他所说的知，是知理；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
- “知先行后”。学、问、思、辨，知在先，笃行在后，这是“为学之次序”，不可躐等。
- “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其理论依据是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的真与不真的标准。
- “知行互发”。知行既作“两脚说”，又作统一论，即“相须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知行相须互发，体现了辩证思维。
心性理欲论
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性。人性和物性有同有异。其同是，同得天地的理与气；其异是，人性能得形气之正和全，而物性则不能。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上接孟子，有功于圣门。“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这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于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举；“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这里，所谓天理，是指心的本然，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因此是善的。但天理有时未纯，便要除去人欲。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天理人欲”之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便是“王霸”之辩。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光明的，是“王道”盛世；三代以下，帝王“心术”不正，“未免去利欲之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黑暗的，是“霸道”衰世。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是讲仁义还是讲功利。
美学思想
朱熹讲的美，一指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一指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精神内容。他认为声音的和谐，容貌的俊丽，具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美，但这种美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善。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这是对儒家的传统看法和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的继承和发挥。
关于乐，朱熹认为，古乐与今乐的区别在于“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古乐淡而和，今乐不淡不和。产生这种不淡不和之乐的原因，在于废礼败度及政苛民困，其结果便表现为不淡而妖淫，以至轻生败伦，贼君弃父。朱熹认为，只有“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这就是正三纲，叙九畴，万物各得其理，理而后和。这就将乐与礼联系起来了。
文学思想
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张“文以明道”，而程颐则认为“作文害道”。朱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将文与道割裂开来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道自道，而文自文。如此道不足为道，文亦不足为文。有感于此，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与文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一贯的、相融无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两者相依而生，浑然一贯。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所以，文之为文，就在于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
与“文道合一”相联系，朱熹亦主张“诗理合一”。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好诗，反之，便不成其为诗。所以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作诗与穷理，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同构。“诗理合一”，其宗旨是“诗教”。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然而人之感物有邪正善恶之分，所以，诗亦有邪正之别。因为诗为心声，所以诗可以作为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约50年，创办过很多学校，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朱熹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道德。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兴学办校，亦应以五伦为教。“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朱熹提出因人施教。“各因其所长而教之”，是朱熹重要的教育思想。朱熹将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大学的内容是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于教学方法，朱熹主张采取商讨式的方法，强调书要自己去读，理要自己去体；有疑问，师生可以共同商量。
书法
朱熹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影响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朱熹哲学思想的理论与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他在世时，屡遭排斥，其学术思想，曾被视为“伪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思想价值逐渐被认识。宋理宗以其学“有补治道”，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他。元王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播。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二年(1315)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的朱子学，曾一度在历史上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和欧美，朱子学亦很受重视。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后世纪念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25] 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