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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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调说汉语拼音:ɡediɑoshuo;英语:style theory),中国古代诗学主张。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清代沈德潜所提倡。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格调”即体格声调。最初的解释分别指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个方面,如《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在唐代以后的诗论中,常常谈及诗歌的格、调。如唐代皎然诗式》提到“格高”、“体贞”、“调逸”、“声谐”;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这些诗论家都重视诗的格调但尚未把它作为诗的决定性因素。

  在前、后七子的诗论中,格调成为决定性环节。他们的诗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格调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强调“格古,调逸”(《潜虬山人记》),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们都认为汉魏盛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因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格调入手模拟汉魏盛唐的诗歌。前、后七子的格调说是为反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诗风而提出的,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它拟古主义的本质,很快受到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批判,清代的王夫之叶燮等人继续对之进行了批判。

  叶燮的学生沈德潜在诗歌理论上背离叶燮,重倡格调说。沈德潜主张诗教说和温柔敦厚。他选诗的标准是:“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咏言之旨……凡无当于美刺者,屏也”(《明诗别裁集序》),“惟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清诗别裁集》,“有补世道人心”(《唐诗别裁》)。从这一标准出发,沈德潜肯定前、后七子而否定公安派竟陵派。他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力挽颓澜”,使“诗道复归于正”;但他也批评前、后七子由于模拟因袭而导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无“自得之趣”。这是因为前、后七子的“格调”是以拟古的死法为基础的,而沈德潜的“格调”则是在神韵的基础上侧重含蓄蕴藉而形成的,他要遵循的“法”是活法而非死法,是合乎自然的“法”。

  沈德潜格调说的基本倾向是维护传统诗教的,但是他的诗学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如重“蕴藉”不尚“质直”,重“理趣”反对“理语”,要求诗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格调说中保守的一面,如强调“学古”,注重封建礼法等,遭到当时提倡性灵说袁枚的强烈批评。袁枚对格调说的批评相当雄辩,同沈德潜论战的几篇文章,也写得痛快淋漓,很有说服力,沈德潜的格调说逐渐趋于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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