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

　　民族学（英语：ethnology），以民族及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广义的人类学者常把民族学看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狭义的人类学者把民族学看作与人类学并立的学科。一般认为，民族学有两个分支，一为比较民族学或理论民族学，一为民族志或记述民族学。比较民族学侧重于探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民族志侧重对具体某个民族的文化进行全面细致的描述。

民族和民族问题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最早形成于哪个时代，尚有不同看法。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对民族形成的时代看法不同，不同学者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最早是在19世纪后半叶。进入20世纪后，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直到近几十年，始逐渐区分开来。

民族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亦称人种，以人们体质形态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发形、血型等)为标志，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时也包括有不同的种族成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全世界共有大小民族2000多个。从种族成分上看，世界各民族通常被区分为三大人种(及各种混合类型)。在全球人口中，欧罗巴人种约占43％，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北印度、美洲、大洋洲和南非；蒙古人种约占41％，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约占16％，主要分布在热带非洲、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16世纪后一部分被欧洲殖民者强运至美洲。从语言系属上看，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通常被区分为十多个语系。在全球人口中。属印欧语系的民族约占45.5％，汉藏语系的约占25％，其次为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南岛语系、闪-含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从宗教信仰上看，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宗教具有很大影响。在全球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人，约占50％左右；信奉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和神道教等地区性宗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的人，约占25％。世界各民族分布于五大洲四大洋，人们生活在自然景观和物产资源迥然不同的广大地域上，从事着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创造着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又共同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在中国共同生活着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余55个民族，因其人口所占比例较小，习惯上一般统称少数民族。

　　中国各民族的种族成分相当单纯，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类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但在语言上则比较复杂。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分属5个语系：语言属汉藏语系的有29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属阿尔泰语系的有17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属南亚语系的有3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两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一个民族；还有某些民族的语言，系属尚未确定。宗教在汉族地区势力不大，但在少数民族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某些民族甚至保持着多数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情况，如藏族、蒙古族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之信仰伊斯兰教等。这就使宗教具有了民族性。宗教信仰本不是民族特征，但在很多情况下，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问题。

民族问题

　　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在对抗状态中发生和发展的，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民族斗争不等于阶级斗争。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是交错发生的。随着社会的演变和革命的发展，民族问题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当人类历史进入17世纪以后，在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日益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为了争夺商品市场，遂以民族为旗号发动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全民运动，从而使民族问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东欧与亚洲爆发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对立。这时的民族问题已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而扩大为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民族问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关系基本上已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消除以往剥削阶级在民族关系上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解决历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便成为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并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从而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上，也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民族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别，而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现存社会的民族不平等现象，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造成的，所以，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以本阶级的利益充当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性质，是进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已演变为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甚至借助荒谬的种族主义理论，以“优等民族”自居，统治压迫其他民族，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在当代已形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的民族主义。此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民族主义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也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即支持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民族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观，是两种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观既指导着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因而，在民族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种民族观的对立和斗争。

民族研究的历史发展

　　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一般简称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一般都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特别是关于民族来源、历史演变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离开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便难以进行有效的综合和深入的分析。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出于和平交往或进攻防御的需要，便开始有了对周围民族的认识和了解。人们关于民族知识的积累，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到19世纪中叶，大约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

　　在中国，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中便有了关于近邻民族的零星记载，《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的片断资料。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为各民族作传的先例，这对中国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官方编史，代代相沿，从而使民族资料在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以外，各民族学者还撰有许多包含丰富民族资料的著作，历代地方志、文集、游记、族谱和碑铭，也包含有关于许多民族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生动记载。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所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中绘有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古巴比伦、亚述、波斯帝王的铭文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情况的早期记载。此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和古罗马学者C.塔西佗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开始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民族情况。公元1世纪初，古希腊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地理学》一书，曾提到从不列颠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这一广大地区的八百多个民族。中世纪时，在欧洲僧侣、商人和旅行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有关欧洲、北非和西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开始了解到中国、中亚和东南亚民族的情况。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欧洲各国的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泛舟远航，到达美洲、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他们关于所接触到的各民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报道，大大丰富了世界民族资料的宝库。18世纪开始出现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门专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独立学科——民族学(Ethnology)。当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民族问题，是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范畴的。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争夺民族市场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些学科曾进行大量研究，并留下一系列论述民族性、民族原则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后来，随着西欧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向殖民帝国的转变，西方学者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争夺的广阔世界，遂使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

　　19世纪在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进化思想影响下，首先在民族学中形成了进化学派。到19世纪末，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影响相对抗，在民族学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反进化论学派，如德奥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和英国的功能学派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些学派，则不同程度地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民主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国家的民族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发展中民族和发达民族，从而造成民族学与民俗学、社会学的合流。第三世界许多新兴国家也开始进行本国的民族研究。

　　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传入中国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当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用民族精神促使全国人民觉醒并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一思潮支配着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国内各民族历史、社会、语言、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各种近代科学。早在19世纪末，章太炎便在《序种姓》一文中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1901年，梁启超便在《清议报》上撰文阐发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至20年代，并进一步在大学讲坛上发表其关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的史学见解。在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也先后编撰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著。为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影响。1928年，他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他的主持下，曾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1934年成立中国民族学会，第一次将全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同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则推动了民族史地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集中到西南和西北各地。于是，对于西南和西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逐渐增多，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书刊，遂使国内民族研究初具规模。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贯穿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F.恩格斯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以及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分析和论述，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和民族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V.I.列宁也对欧亚各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重要著作，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和社会内容，建立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关于应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关于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历史趋向，关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以及关于民族发展、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等等的论述，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I.V.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发展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原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苏联民族学于50年代传入中国，曾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中国的民族研究

　　中国的科学的民族研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国内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注意了解和搜集沿途各民族的社会情况。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内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及现实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民族研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50年，政务院在关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先后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识别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国家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对各族称单位的语言、地域分布、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以及各族人民的意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956年，国务院根据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公布了中国51个少数民族的名单。尔后经过继续识别，至1983年经国务院正式确定，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这项研究，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这三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民族调查，充分反映了建国初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概貌和特点，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自60年代起，逐渐转向经常性的调查和研究。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学、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

　　中国的民族研究，主要包括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学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民族语言研究、世界民族研究。

　　此外，关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学、宗教、体育、音乐、舞蹈、绘画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民族研究工作逐步开展的同时，大体上也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科研机构网。在中央和地方，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三大系统，即社会科学院系统，民族学院和其他高等院校系统，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中的调查研究机构。上述各研究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少数民族地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必将引起一系列新的变化。这又将给民族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推动民族研究向学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