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善书
汉川善书，盛行于湖北省汉川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地方性曲艺曲种，自清朝乾隆年间形成曲艺形式以来，已有二百六十余年历史。它从宗教的“说善书”脱胎而来，是中国善书艺术中一朵耀眼的奇葩，是善书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本地化的结果。
善书是中国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顾名思义是劝善之书，劝人为善而去不善。最初是宗教徒通过讲述与佛教、道教有关的故事而宣传其教义，对世人进行劝化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宗教性。旧日善书曲艺的思想体系属道教一脉，其内容以道教为本而融汇儒、佛并兼采民间信仰——即道教的积善销恶观念，佛教的“因果轮回”和“因果报应”或者“感应”的信仰，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内省与阴鸷观念共同构成善书的思想体系，这也是中国宗教深植的传统。
上溯至东晋，就有道教用以劝教而进行的“说善书”，即所谓的“唱导”，也叫“说法”。专为劝诱人而设，有白有歌，其体略如后世之“道情。这是道教早期的善书。之后的唐代出现了“俗讲”，这是寺院向普通民众讲解经文的通俗化形式，这便是佛教为劝诱人而设的“善书”。到了宋元，宗教的“说善书”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演变而形成一种广泛流传于寺院和民间的说唱形式，勾栏瓦肆中也出现了“弹唱因缘”、“谈经”之类的说善书活动，尤其是当时出现的“话本”等说唱文学形式已经初具现代善书的雏形。善书开始出现脱离宗教、自成一体的趋势。嗣后明朝的“宝卷”问世，更加完善、充实了善书的内容，且使佛、道的善书合流，把讲唱融为一体的表演形式定名为“善书”。这是唐宋以后道释二教基本合流的形势下所产生的、两教共有的“善书”。明代永乐年间，善书最终脱离宗教而自成一体，得以正名。明代永乐年间的“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其“前有大字御制序……因采辑传记，得百六十五人，特命梓传天下云云。每人中以四字标题，如上卷之起蒋王灵应，止于仲淹经济，下卷起张泳惠民，止周妇感悟之类是也，字版皆大，所引皆系正史，句皆有圈，最便阅览”。这便是初期供人阅读的案头善书。此后善书进一步向着世俗化、文学化方向演进，逐步成为以生动活泼的说说唱唱的方式来演出，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其突出特点是演说的故事以善恶报应不爽为主题，劝人积极行善，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意义，因而到了清代受到皇家重视。如康熙皇帝曾亲颁“圣谕广训”，清廷将这些“圣谕”辅之以善书这种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宣讲，成为清朝构建满汉和谐，巩固清室统治，实现太平盛世的重要“德治”工具。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善书不满，进行抵制，但是对于这一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说唱形式则是欢迎的。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日趋腐败衰颓，善书的编、讲逐渐由官办走向民办，各地书局、作坊也相继编印了大批善书的单行本和合订本。清代末叶至民国时期，善书由朝廷进行民众教育的工具变成了表现人民善良愿望、宣扬社会美德的群众文化活动。善书民间艺人从官家手中接过这一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后，用大量民间传说、神话传奇、生活故事等对原善书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善书成为广大民众进行娱乐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使善书汇流于民间文学的长河。
善书这种说唱艺术本来流行全国，更是遍及湖北江汉平原的各个角落。之所以在汉川生根、开花、结果,是由于历史上汉川是众水汇归之区。清代至民国,襄河两岸开出九条支津,汇归汉水,水乡逐渐变成平原,群众也逐渐由捕捞转至耕种,生活日趋安定,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由于善书是一种叙述体,不象戏剧那样要求化妆,其形式简单,易于继承,故善书很快被人接受,并发展演变成为汉川的曲艺曲种。
辛亥革命时,汉川的善书艺人,在台上贴出“宣统小奴逐回家去,讲我大汉扭转乾坤”的横幅,取代了传统的“宣圣谕歌贤词因为消灾解厄以了愿,讲道德说仁义务必洗心革面而酬神”的对联,场地的布置和艺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时期,王海元、谭新春、陈宗福、潘炳学等一大批人士投师学艺,使善书艺人队伍迅速壮大,并以汉江为界,形成南北两大艺术派别,汉川善书得以全面创新发展。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善书逐渐消逝，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善书，也由于因循守旧，承袭了呆板的演出形式，加上不注重发展壮大艺人队伍，所以，至解放后相继被本地形成的早于善书的其它曲种，如鼓书、评书、小曲等所淘汰，渐趋衰亡。惟湖北汉川、蔡甸、仙桃一带的艺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且逐步形成了以汉川为中心的“汉川善书”。
历史沧桑巨变,汉川善书经历了移植、发展、提高的过程——首先,汉川善书吸收了其它曲种和地方戏曲的长处,改革了原来善书的演出形式,由“一人班”发展成“两人班”,进而又发展到多人同台、分工角色、上下场，犹如戏剧,自然活泼,用定场诗代替了“圣喻”,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其次,吸收地方民歌、生活音调乃至本地其它曲种的音乐,改造、创立、丰富了善书的唱腔, 对汉川善书的唱腔进行了记谱和整理，并依据其各自的韵律、节奏、情绪、表现力等特点为善书唱腔的曲牌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归纳出了汉川善书的唱腔曲牌——大宣腔、小宣腔、流水宣腔、丫腔、梭罗腔、欢乐腔、怒斥腔、哀思腔、流浪腔、渔鼓腔、正板两块皮、花腔数板、单头数板等计13个。其三,改革了唱词框架。过去的善书常是三、三、四式的十字句。难以表达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汉川艺人突破了这种传统框架,创造出三、二、三式的八字句,四、四、三和三、四、四式的十一字句,三、三、七式的十三字句,五、五、七式的十七字句和不规则的长短句式,同时又改革了一些唱腔,使古老的善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其四,在整理、移植、改编古书目的同时,创作了《三槐冤》、《活鲫鱼》、《浪子回头》、《一口血》等大批取材于本地的新书目,用善书向人民大众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使善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此同时,一批汉川艺人进入武汉，在鹦鹉洲、罗家墩至江岸一带搭班演唱,挂牌“汉川善书”,名噪武汉,盛极一时,乃至汉川善书同黄陂的花鼓、阳逻的高跷被誉为“湖北三盛”。打造了汉川地方文化品牌名片——“汉川善书”，使之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陂、汉川两县的民间艺人在汉口观音阁(今硚口区文化宫)成立了"评书"宣讲联合公会,公举陈树棠、李少霆、巴静卿为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汉川入会的艺人有50余人,王海元任善书宣讲组组长。抗战时,联合公会被迫停止活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其组织。联合公会为培养艺人,提高善书艺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投师学艺的卢维琴、周生炳、傅海林、陈贻谋、傅好安、何义甫、罗培芳等,后来皆成为汉川善书享有盛名的艺人,他们的弟子亦成为善书舞台上的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汉川善书日趋成熟。1950年,湖北省成立“戏曲改进协会曲艺分会”,下设汉川善书组。1951年,善书艺人李秀山赴朝鲜慰问演出,更加鼓舞了善书艺人的积极性。艺人们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有的在省刊物上发表,有的获省优秀节目奖和书目演出奖,有的被广播电视台录音播放。汉川善书这朵曲艺之花,日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今,善书这一曲种在其它地方几乎消亡,而汉川善书的演讲活动却方兴未艾。1981年,汉川成立了民间艺人协会,部分老艺人担任了协会的重要工作。尔后,从事宣讲的艺人有近百人。这些老人除在汉川各地交叉演出外,有的还到武汉、孝感、荆州等地演唱。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涌现了朱淑琴、陈先美等一批女艺人,并进行了配伴奏的尝试。汉川善书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群众。
代表性书目及存留情况
汉川善书书目繁多，是一笔很可观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其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艺人们的术语称之为“案传”。所谓“案传”，就是凡根据经官府判定了的案情，编成故事用来宣讲的，谓之“案”，如《一口血》、《四下河南》等；凡根据生活故事等编写用来宣讲的，谓之“传”（也叫“书”），如《萝卜顶》、《吉祥花》等。艺人们往往把二者结合起来统称“案传”，实则代表了汉川善书的两大类题材——公案故事和生活故事；后者细分的话还可分为传统民间故事、现代社会生活故事、神话传奇故事等小类。
根据现有资料和线索,经过搜集、挖掘,初步找到(包括知名而无版本)的案传共三百六十五本,其中代表性的传统案传有《四下河南》、《珍珠塔》、《安安送米》等二十七本；群众喜爱经常宣讲的传统案传有《金玉满堂》、《滴血成珠》、《双善桥》等二百九十本；移植改编的案传有《张羽煮海》、《劈华山》、《三世仇》等三十八本；新创作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案传有《何月英的婚事》、《杨菊香翻身记》、《李二姣割谷》、等十本。这些案传现在全部都能进行宣讲。
历代的风格流派和代表性艺人及传承谱系
近百年来，经过善书艺人们不断地艺术实践，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善书曲坛上涌现了不少知名度高，艺术修养深厚的著名艺人，汉川善书的讲唱以横贯汉川市全境的汉江为线，分为以王海元、王作夫、王新三位代表的南派和以陈宗福、潘炳学为代表的北派。南派重宣，北派工讲；南派敢创(现有的新案传大都是南岸创作的)，北派敢改（陈宗福一人就改编了《龙须面》、《二度梅》等二十多个案传，还首创了连台案传《天宝图》等多部）；南北两派宣讲艺术，各有特色。
解放前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代表性艺人有何文甫、罗培芳、卢维琴、陈贻谋、付好安、周生炳、付海林等；八十年代至今的代表性艺人有徐忠徳，袁大昌、刘德谦、熊乃国、张运香、周春娥、黄春桃等。
现已梳理清楚了以著名善书艺人卢维琴、陈贻谋、殷福喜、袁大昌为代表的汉川善书四大传承谱系。
演出形态
汉川善书的演出形态特点是“韵散相间，讲唱结合。”分为讲、唱、答、对四项。
“讲”即叙述，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散文部分，又称为“梗子”。“讲”由主讲先生担纲，就是主讲先生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观众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事件与情节的进度和变化，书中人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进行典型环境的设置等等。
“唱”即宣词，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韵文部分。“唱”由宣词先生担纲，就是宣词先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直接扮演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一般宣词先生有两到三人。宣词先生宣词时，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选择特定的善书曲牌唱腔，通常以“三三四”的句式来演唱书中人物的语言，即每一句唱词都由两个三字音尺和一个四字音尺组成，唱词上下两句为一行，唱腔反复，一韵到底。
“答”就是在宣词的过程中扶案先生针对宣词内容的插白。扶案先生一般一到两人，既无讲的任务也无唱的任务，纯以生动的方言口语来与宣词先生的唱词一唱一答。善书演出中，宣词先生的大段悲腔往往使观众的精神负担沉重，而扶案先生的答词却可以用“包袱”来调节现场的气氛和观众的情绪。答词一般不写在案传中，全靠扶案先生平时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与临场发挥。扶案与宣词答对自然，有张有弛，有起有伏，生活气息极浓。
“对”就是上、下场时演员之间起衔接剧情的过渡性质的对白。
一部书通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场”这一组织单元。每部书的故事都由若干场组成。每一场都是由主讲先生讲一段，宣词、扶案先生唱、答一段，加上换场时角色间的对白完成。由此开启推动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前后照应，首尾圆楔。
汉川善书的这种以第三人称的“讲”和第一人称的“宣”、“答”、“对”相结合的互补结构与评书等以单人表演的曲艺形式相比较，进一步扩大了案传故事的时空领域，增强了表现情节时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汉川善书采取这样的人称交叉叙述的叙事方法，使被叙述的情节和人物得到全方位、立体化的表现。
艺术特色
汉川善书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可概括为十个字:“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正派——指内容不低级下流；雅致——指表演轻谈慢叙,文雅有致,分外亲切；动听——指唱腔朴实浑厚,婉转悠扬,吐字清晰,丝丝入扣,带有浓厚的江汉平原的地方色彩；感人——指观众与剧中人心心相通,他悲人亦悲,他喜人亦喜,他怒人亦怒,他恨人亦恨,字字句句,牵动情心,感人肺腑；完整——指情节有头有尾,有因有果。“讲、唱、答、对”四项都以“舌生花”、“口生香”、“脸生色”、“目生光”为艺术标准，善表喜怒哀乐之感，能调观众内心之情。
当前的基本演出状况
当前的善书演出仍然秉承了自己的传统，分为馆书和台书两种演出方式。一年四季均有演出。馆书即说书艺人在固定地点常年设馆宣讲善书。这一形式体现的是善书的职业化特点和道德教益及文化娱乐功能；台书即在特定的民俗节令和事情的背景下，由东家将说书艺人请到自己的居住地，搭台宣讲善书，同时伴以一套特定的仪式程序。这一形式表现了汉川善书的宗教本源色彩，反映了汉川当地浓郁的民俗风情——其中每年农历正月至三月底为台书演出时间。善书艺人根据各地请书时间按顺序到各乡镇村组开台讲书，每台书一般为三天，每天分为早晚两场；每年农历四月至腊月二十八为馆书演出时间。善书艺人会选择交通便利，观众易于麇集的场所设馆讲书，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为讲书的固定时间。台书和馆书都有较好的演出市场，这对汉川善书的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保障。
曲种代表人物和曲种非遗传承人情况
汉川善书的代表人物和非遗传承人均为徐忠徳。
徐忠德，男，1933年出生，湖北省汉川市城隍镇徐家畈村人，务农为生，自幼读过八年私塾。1968年拜著名善书艺人卢维琴为师学讲善书。第二年即出师独立掌案主讲，是汉川善书北派传人。代表作有《尼庵产子》、《泪洒庵堂》、《恩仇记》、《落金扇》、《双金锭》、《王昭君》、《薛刚反唐》等。 艺术特色：几十年的演出实践铸就了徐忠徳深厚的艺术功力。他善于突破前人窠臼，以富有表现力的独特叙事手法塑造书中人物形象，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层层发展；创立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书中人物的心理、表情、动作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把握与表现；形成了“以情带声而声情并茂，以声结情而情声俱盛”的艺术特色，能将书中人物塑造得须眉宛然、鳞爪毕现，从而生动传神地抒发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观众感到亲切、真实、自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感同身受，讲者与听者皆入书中。同时他把钻研科学的善书演唱发声方法也作为重点的努力方向。善书宣讲单场时间很长，有说有唱，探索适合善书表现的吐字、用气、共鸣等方法是讲好善书极其重要的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同行的探讨交流，总结了系统的科学发声方法和技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整体提升了善书艺人在科学发声方面的素质。
创作和授徒成就：多年来，徐忠徳在创作书目案传方面笔耕不辍，秉持“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紧跟时代”的创作观，通过耳闻、眼见、书报、传统小说、笔记野史等创作、移植、改编了《三子不认母》、《白鸡公》、《祥林嫂》等现代的、传统的、中短篇乃至长篇案传百余本。这些剧本皆受广大听众欢迎，好些本子发挥了不错的现实作用。徐忠徳除了演出、创作外，主要精力用在培养善书的接班人上。先后培养学生叶芳华、熊乃国、徐德华、胡家泉、黄春桃、周春娥、张运香等三十余人。其中最优秀的主讲代表熊乃国已被定为汉川善书省级非遗传承人。宣词代表有周春娥、张运香等广受观众欢迎。他们是发展汉川善书的生力军，继承汉川善书的优秀接班人。
徐忠徳于2008年被定为汉川善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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