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汉语拼音：Wang Anshi，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趋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须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4类：
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
②是针砭现实的杂文；
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
在《周礼义序》、《诗义序》等学术著作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和“简而能庄”，字字着力，逻辑严密，胸怀磊落文风。他的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伤仲永》，语言朴实，虽着墨不多，却给人以鲜明印象。他的散文中墓志碑文为数甚多，文笔简妙老洁，偶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抒情文以祭文为多，辞语古朴，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后经欧阳修指点文思开廓，博取众美的长处并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兼并》、《省兵》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充实；但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满。他的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入塞》、《送赵学士陕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商鞅》、《韩信》、《范增二首》、《贾生》、《明妃曲》等都是有感而发，寓意深刻。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他一方面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如《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等；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不得不借助佛理来解精神苦闷，寄情山水，陶冶性情，写子大量山水田园诗，如《南浦》、《书湖阴先生壁》、《江上》、《泊船瓜洲》等。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其中不少是古今公认的佳作。另外，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总之，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