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
磁州窑（汉语拼音：Cizhou Yao；英语：Cizhou Kiln），中国古代北方瓷窑。窑址在河北邯郸彭城和磁县观台等地，因其地古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北宋，是宋金元时代成就突出、特点鲜明的北方民间瓷窑，以后渐趋衰落。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产品釉色有白、黑及酱、绿等，装饰主要采用颜色对比手法，效果明快强烈。品种有剔花、珍珠地划花等，而以白地黑花最为典型。白地黑花图案多绘于釉下，精品常以划花表现纹样细部。题材以花鸟居多，又有婴戏、马戏等生活小景，诗文也常被采用。图案大多简洁潇洒，生趣盎然。剔花，系在施白或黑釉的器胎上将花纹以外的部位剔除，花纹遂产生浅浮雕效果。珍珠地划花，受錾花金银器启发，于坯体上划出主题花纹，再以小管在主纹的空隙打满细小的圆圈，又于坯体表面抹上色粉，拂净后，色粉只存于有纹处，最后施釉烧制。
磁州窑在北方广大地区形成规模巨大的民窑体系。窑系内，若干窑场历史更早，烧制的某些品种或精彩异常、或独具风韵，如河南当阳峪窑的剔花、绞胎，鹤壁集窑的褐黄釉刻划花，登封窑的珍珠地划花等，而金代磁州窑系的加彩则开后世釉上彩绘瓷之先河。
从北宋中期开始生产，至今没有停止。宋、金时发达，元明后工艺水平下降。磁州窑开发当地一种大青土、即北方坩子土作原料，粗瓷细作。生产白瓷、黑釉瓷、绿釉瓷和三彩釉陶，有少量钧釉瓷器（见钧窑）。产品有碗、盘、杯、盏、馂、壶、瓶、罐、洗等生活用具和大量的瓷枕、陶枕。在装饰上先涂一层洁白细腻的化妆土，以刻、划、剔、印和彩绘等工艺技法，施以图案，内容有花卉、鸟兽、婴戏、民间传说故事等，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其中以黑釉剔花、白釉黑花装饰最为出色。
黑釉剔花是在满施黑釉的器物上，把装饰花纹轮廓线以外的釉层剔掉，露出胎色，保留花纹部分又黑又亮的釉层，花纹有浮雕效果。白釉黑花是在白瓷上用黑彩，按照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画出图案、花卉、人物故事，题写诗词，民族艺术的特点十分突出。为适应民间生活习俗的需要，该窑大量生产瓷枕，瓷枕上亦饰有丰富的图案，并在枕上捺印作坊的记号，如“张家造”、“李家造”、“申家造”等。
磁州窑工艺影响巨大，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出现一大批工艺相似的作坊，统称为磁州窑系。江西吉州窑、福建磁灶窑、广东南海官窑受磁州窑影响，也生产白釉或青釉的黑花、褐花瓷器。
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广有分布。江西吉州窑南宋时也烧造磁州窑系风格的瓷器。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
白瓷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造型以盘、碗最多见，也有瓶，罐、水盂、镜盒、玩具等。白瓷以其胎釉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仿定窑产品，胎土经过淘洗，比较细密，胎色白或黄白，釉层较薄，釉质莹润，除底足外通体施釉，其中优质品与定瓷差别很小；另一类是粗白瓷，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呈土黄或红褐色，杂质明显，胎上有一层化妆土，多是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有些器物外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瓷胎、化妆土、白釉3个层次。
黑瓷也是磁州窑产品的大宗，这类产品的造型以罐、碗、瓶为主，也有盘、壶和玩具。胎质粗糙，胎色黄褐，胎体厚重，釉层较厚，黑色纯正。大多数器物是里施满釉、外施半釉，也有些里外均施半釉，有些罐类内壁施釉仅过口沿。黑釉碗除纯黑者外，还有一些油滴、兔毫、玳瑁斑等窑变装饰。绿瓷产量不大，大都是金代产品，主要造型有盆、盘、瓶等。
釉下彩绘是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以釉色分，有白釉釉下彩和绿釉釉下彩以彩色分，则有黑彩和褐彩图案，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荷花等，也有一些动物图案，如鱼、蝴蝶、芦雁、鹭鸶等，还有少量龙、凤，人物很少见，主要是枕面上的婴戏图。宋代磁州窑的纹饰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趣，最值得一提的是瓷枕的枕面纹饰，除了常见的荷塘小景、风芦鸣鸟、竹菊牡丹以外，最精彩的是婴戏、马戏、动物等纹饰。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歌赋、警句格言等。宋、金磁州窑还生产三彩器，尤以金代为多。
磁州窑对日本陶瓷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之间有着2000多年的科技文化交流史。日本在其物质文明与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曾深受中国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影响。日本民族自古酷爱陶艺，对陶瓷艺术有着特别的爱好，是目前世界上陶瓷器消费量较多的国家之一。由于磁州窑产品携带有一种素朴的美感，加之丰富的器型与优美的纹饰，而深受日本士大夫、茶人乃至普通庶民的欢迎。
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九州福岗地铁修建时曾出土很多中国陶瓷碎片，其中包括有宋代磁州窑产品。在日本广岛福山市草户千轩遗址出土了宋元青瓷与白瓷，其中也掺混有不少磁州窑瓷片。日本神奈川县逗子神武寺附近的镰仓墓曾出土一件磁州窑绿釉釉下黑花纹瓶。近年来，日本的东京、京都、滋贺、福冈、熊本、山口等地均出土与发现磁州窑产品与瓷片标本。如京都市鸟羽离宫遗址、平安京遗址、中京区鸟丸通三条上儿汤之町出土了磁州窑方形枕瓷片，其绘画风格类如元代磁州窑产品。此外还有绿地白剔、三彩线刻、黄釉釉下黑彩等技法装饰的产品瓷片。如碗、盘、钵、瓶、罐等。许多瓷片标本制作风格与磁州窑的观台窑、临水窑、彭城窑完全一致。这说明宋元磁州窑的瓷器早已传播至日本各地。随之而来的是磁州窑制瓷技术对日本陶瓷的全面影响与启迪。
日本各地有许多博物馆与美术馆，收藏有多达万件以上古代磁州窑作品。其中有梅瓶、瓷枕、龙凤坛、红绿彩碗、天目、三彩花瓶等一大批磁州窑精品。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静嘉堂文库、松岗美术馆、五岛美术馆、梅泽博物馆、大和文华馆、冈山美术馆、永青文库、箱根美术馆、白鹤美术馆等收藏有磁州窑精品56件，其中宋磁州窑作品19件，金代磁州窑作品37件，另外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磁州窑精美作品多件。目前日本的磁州窑研究居于国际领先位置，这与日本对磁州窑的丰富收藏密不可分，也由此培养出一批经营较高水平的研究者队伍。近百年来，日本各地不断举行磁州窑展览。磁州窑研究也不断推出新成果，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精美的磁州窑图书。充分说明了他们对磁州窑艺术的珍视和喜爱。
作为中国著名的民间窑场，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产品系列已形成了化妆白瓷、白地黑花、黑釉瓷及红绿彩瓷等众多陶瓷品种。磁州窑制瓷工艺对日本的传播涉及到制瓷、造型、装饰、烧成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各地窑场成功吸收磁州窑的技艺，一直生产磁州窑风格的化妆白瓷产品及其他装饰技法。如日本早期的“绘唐津”、“志野烧”等吸收了磁州窑的化妆白瓷与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日本的黑釉天目制作技术则学习了磁州窑的黑釉茶碗制作技术；金代磁州窑红绿彩装饰及红绿彩加金彩、黑花与红绿彩形成的斗彩等装饰技法，先是中国景德镇元明时期的五彩、成化斗彩装饰技法之先河，后来为日本有田、伊万里五彩瓷及金澜手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在日本陶瓷界，许多人将磁州窑陶技看做是日本陶艺的祖先。每当有磁州窑陶瓷考察团访问日本时，他们总是称赞磁州窑陶艺是大前辈、大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磁州窑制瓷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一方面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直接传播过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朝鲜传去的。朝鲜历史上亦称高丽、李朝等，朝鲜陶瓷的许多生产技术先是学习磁州窑，后来实现了自创与进入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在日本《陶瓷大系-30卷〈三岛〉》一书中，介绍了古代朝鲜有一种“三岛手”系列陶瓷作品。其技术实际上也来自宋代磁州窑。首先是“三岛手”，其白化妆技法学自磁州窑。三岛技法还包括了白化妆技法、白地刻花、白地剔花、毛刷白化妆土技法等多种类型。有的则有更细分类，被称为“雕三岛”。因此，磁州窑制瓷技法通过“三岛手”陶瓷生产技术对日本的许多民窑生产技术发生过重要影响。在磁州窑技法的影响下，日本陶瓷界制作出许多精美的陶瓷艺术作品。
一、磁州窑白化妆技法之影响
在磁州窑制瓷工艺中，以白化妆技术最为著名，即将不洁的瓷胎上挂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再施一层透明釉，采用氧化焰一次烧制而成，成为洁白而富于质感的化妆白瓷。磁州窑生产的化妆白瓷与我国历史上的定窑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德化白瓷一道，是我国白瓷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白瓷品种。过去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包括国内许多陶瓷产区由于缺乏优质陶瓷黏土而无法生产白色陶瓷制品，磁州窑开创的粗料细作生产白瓷的工艺技术即白化妆技术，在白瓷工艺创新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由于生产成本低与物美价廉，因此能够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陕西、安徽等地许多民窑窑场，并流传至日本陶瓷界。日本是一个优质瓷土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为了生产白色陶瓷制品，就采用了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
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不局限于生产素白瓷器，而是以白化妆为基础，赋予刻划花、剔花、珍珠地、梳篦、跳刀、白地黑剔、黑地白剔等多种装饰技法，利用胎、土不同的色彩制出各种纹样，推出一大批富有民间艺术特点的装饰纹样群，为陶瓷产品赋予更多的美学含量。这些制瓷工艺也为日本陶瓷的发展带来启迪。除化妆白瓷系列外，磁州窑还拥有白地黑花、黑釉、三彩、红绿彩等众多装饰方法。日本绘唐津制瓷技艺有化妆白瓷刻划花等，显然模仿了磁州窑的装饰技法。
古时日本由于各种资源缺乏，崇尚朴素的生活，另外加之其又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因此所生产的陶瓷器皿中鲜有高、大件造型的产品。还由于当地居民善于茶饮，以生产各类茶具为主要特点。陶瓷种类大多是盘、碟、茶盏、茶碗、茶瓶、花插、茶盒、茶杯及茶壶等陶瓷产品。唐津烧与志野烧等日本窑系产品上模仿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白地刻划花、白地剔花等装饰方法。
二、白地黑花
日本陶瓷生产中除了采用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生产化妆白瓷外，还有铁绘(中国学术界称作白地黑花)装饰技法。铁绘即借鉴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方法。另外在绘画布局、图案与纹样的经营方面，也与中原磁州窑的装饰艺术类同很多。日本著名陶瓷专家常石英明先生在《中国陶瓷的鉴定与鉴赏》一书中，曾经做过独到、深入的研究。至十五、十六世纪，日本众多陶艺家开始采用磁州窑的化妆白瓷工艺与刻花、白地黑花等技法，模仿生产磁州窑风格产品。其中最著名的陶艺家乾山在日本陶瓷史上作出突出的贡献。乾山1663年生于京都。其曾祖父的妹夫本阿弥光悦善书画与陶艺，乾山受其影响开始习陶。他非常尊尚中国的陶渊明与司马光。乾山在制陶时采用了李朝初期的刷毛目白化妆装饰技法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技法。乾山的陶瓷绘画风格一半是以随意性、以反映毫无矫揉造作的方法作为作品表现的基础，使产品的艺术风格令人感到很温柔、亲切，娴熟地表现出民众淳朴的心。实际上这种创造理念其根源乃与中国民窑磁州窑工匠的意识相类同。乾山制瓷时非常擅长磁州窑风格的白化妆技法，他的铁彩装饰技法也是从中国的磁州窑及朝鲜晋州窑等称之为“绘高丽”学来。而“绘高丽”实际上是日本人过去对磁州窑白地黑花的称谓。由于日本陶艺家最初是模仿古代高丽，故将白地黑花装饰技法称之为“绘高丽”。后来日本的学者专家终于明白，所谓“绘高丽”其本源乃是出自磁州窑，实际上磁州窑才是其真正的技术祖先。
日本陶艺家至今仍非常钟情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日本文化财保护审议会于1985年将擅长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彩绘画技法的陶艺家、东京艺大名誉教授田村耕一认定为“人间国宝”最高称号，对磁州窑技法与文化艺术之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三、黑釉天目茶具
磁州窑精湛的造型艺术沐浴了时代文化，它紧密结合当时人们的饮食、花道、茶道、品酒、祭祀等社会需求与生活习惯，推出了大批实用且富有变幻的器物造型。磁州窑的产品种类繁多，有碗、盘、瓶、罐、盆、坛、枕、灯、炉等，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广受世界各地人民的欢迎。元、明、清时期磁州窑产品大量出口到日本，其中包括大量的黑釉茶道用器。在南韩新安海底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磁州窑黑釉天目瓷。日本陶瓷产品的许多茶道用瓷的器型也大量模仿了磁州窑。日本茶道追求的是“清、寂、和、敬”的精神理念。地处中国中原的磁州窑文化艺术，其文化结构的底蕴则包容了儒家、佛教、道家等传统文化艺术，因此非常符合日本人的精神理念。日本茶道用品除使用中国南方的建盏外，也采用了磁州窑器型并长期加以继承与发展。如志野烧的直壁天目茶盏，即毫无二致模仿了元代彭城磁州窑天目器型。日本是进口我国黑釉陶瓷包括磁州窑天目最多的国家，元代彭城磁州窑茶道器型，如直壁黑釉天目茶碗等造型，对后来日本茶道器具造型形成直接的影响。元明时期彭城磁州窑还直接接受日本客商定货，为其生产特定的灰地白梅花点茶碗。
四、红绿彩装饰技法
日本瓷器中有一大系列称作“赤绘”，赤绘实际上就是指磁州窑的红绿彩。红绿彩是在一次高温烧制的化妆白瓷釉面上，以红、绿、黄等低温颜料彩绘出纹样，再进行第二次低温彩烧。绘制金彩者，则还要进行第三次彩烧，称之为红绿彩加金彩。还有先施黑彩，烧成后再做红绿彩彩绘，有高温黑彩，又有低温红绿彩，高、低温彩绘相媲美，可称之为最早的斗彩。由于红绿彩主要颜色为红，故被日本陶瓷界称为“赤绘”。红绿彩描绿点红，鲜艳夺目，艳而不俗，丽而不躁，多装饰于碗、盘、杯、瓶及瓷佣上。目前资料证实，磁州窑红绿彩作品，不仅造型种类丰富、数量多、质量最好，而且制工亦最绚丽、精美。磁州窑红绿彩是一种釉上彩装饰技艺，经过元、明时期红绿彩以及五彩瓷的传承，后来又传播至日本，推动了日本彩瓷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在日本五彩瓷器纹样的绘画方面，也可以看到磁州窑的影响。
早在十二、十三世纪中国磁州窑纹样中就出现大量的莲花、菊花，以及松竹梅纹样。在日本十五、十六世纪时的五彩瓷中也大量绘出莲花、菊花、松竹梅等纹样，这显然受到中国瓷器包括磁州窑装饰的影响。目前，在日本的一些瓷器商店里，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绘有莲花、菊花、松竹梅纹样的瓷器产品，其渊源最早来自磁州窑，说明即使现在的日本国民仍然很喜欢磁州窑风格的陶瓷产品。
总之，磁州窑装饰纹样异彩纷呈，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与地方特色。器型实用耐用、纹饰图案新鲜活泼，富有浓厚的民间情趣，装饰题材与内容融入各种文化艺术内容，因此也多为日本平民百姓乃至贵族阶层所喜闻乐见。宋、元时代中国宗教呈现多样化形态，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等均很兴盛，磁州窑技艺非常容易进入日本等宗教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
磁州窑开创了利用低质原料生产物美价廉、秀美瓷器的一系列独特的技术，这对于缺乏优质瓷土的日本来讲，以磁州窑白化妆生产白瓷在技术方面具有普遍意义。此外，磁州窑对日本的影响还涉及到原料精制、造型技术、装饰文化等方面。
自古代起人们就亲切地将磁州窑产品称作“磁器”。从元代起“磁器”、“磁窑”等称谓亦常作为磁州窑的别称。事实上由于磁州窑产量巨大，在中国陶瓷史上“磁器”一名曾经一度广泛取代“瓷器”的称谓。现在日本语、朝鲜语中仍然在使用“磁器”名称，其起源可以说是来自磁州窑的“磁器”，由此可以看出磁州窑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与影响。
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历史公案
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分析解读，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发现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与中泰有关历史地理资料得到了互相印证。据此，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历史公案”初步解析的结果即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可以如是表述：在泰国素可泰王朝兰甘亨(据《泰国》的音译，应属中国官方的标准译音，见田禾周方冶：《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页)国王在位的第十五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其去世(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应其遣使所请，元朝派遣磁州窑匠师来泰，在宋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家洛陶瓷。
北朝始烧、延绵至今的磁州窑，是充满生机的艺术奇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磁州窑吸纳了大量的其他文化元素，同时也将其代表性的“白釉黑彩”艺术符号传播到大江南北，风靡海外。泰国古代陶瓷就与磁州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记述这种联系的有关资料却详略、内容不尽一致，纠结成一起“历史公案”。本文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对这起“历史公案”进行初步的解析。
一、有关文献资料与解读
(一)有关文献资料
1.冯先铭先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记述，“据泰国文献记载，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制瓷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工艺技术”(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2.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述“据国外文献记载，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并带回陶工传授中国制陶工艺”(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页)。
3.赵学峰先生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一书记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时，曾提出招聘磁州窑工”(赵学峰：《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胡德智、万一先生在《灿烂与淡雅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一书中记述，“据《元史》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六年(1295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国王多次遣使来华，回国时带会不少中国帝王赏赐的织锦、瓷器，还带回一些陶瓷匠师”(胡德智、万一：《灿烂与典雅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杨永曦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一文中记述，“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二)文献资料的解读
在查证上述文献资料时，注意到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国外文献，甚至有明确的年号，遗憾的是均无引注出处，甚者年号有误。笔者又查阅《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冯先铭主编)、《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梁宪华、翁连溪：《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7-31页)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第160-190页)等文献辑录，亦未发现相关记载。这无意间就形成了“历史公案”。然而上述资料值得重视的是：五处文献记载均指向一个历史时期即元代；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工匠到泰国开窑授艺，其中两处指明磁州窑，其余文献记载涵盖了磁州窑；上述五处文献中有三处明确指出中国的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技艺；两处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处指明了磁州窑。据此，笔者以为众多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献，虽详略及内容不尽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其它方法来求证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
二、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基本情况
(一)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二)泰国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据谢明良：《海上丝路·看见东南亚古陶瓷·陶瓷村·现代陶艺Ⅱ》有关内容整理而成，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
目前泰国境内发现的陶瓷烧造系统中，早期没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现在纪元前后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两个系统。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纪Davaravati佛教王国时期的灰釉陶。接着发展的是高棉(Khmer)高温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纪)生产的，主要有淡绿色或淡黄色的透明高温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13世纪以后，随着傣族的兴起，高棉高温灰釉陶器也随着逐渐消失。
傣族于12世纪前后由中国南部往东南亚大陆部的中央迁徙，宋加洛(Sangkhalok)北部的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就在此前后开始烧制陶器。最初的产品是无釉陶器，接着生产施黄绿色釉的灰釉陶器，称为孟陶(Mon ware)。制作年代较早，约为14世纪后半世。15世纪是泰国高温陶瓷生产的黄金期，主要窑场集中在今泰国中、北部自然资源丰富、靠山临水的地区，包括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中部的素可泰(Sukhothai)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等地。
(1)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是经过正式发掘的窑址群。最早的是无釉陶器，其次是灰釉陶器(孟陶)，再次就是该窑典型的青瓷、铁绘、白釉褐彩以及褐釉产品。主要产品有建筑构件和大盘、碗、罐、盒子等。
(2)素可泰(Sukhothai)窑的创烧年代略晚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窑炉构造及装烧技术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相似。以出产铁绘著称，主要是盘、碗及玉壶春瓶，铁绘鱼纹盘为典型作品，其他常见花草纹及放射性纹饰。胎中杂质多，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器物内底常留有支钉痕，是重要的特征。
(3)汕甘烹(Sankempaeng)窑址群，主要烧造青瓷和铁绘作品，以鱼纹盘(双鱼或多鱼)最为普遍，具当地特色的花卉植物纹饰也可见。
(4)卡隆(Kalong)窑的产品很有特色，铁绘纹饰上罩青釉。没骨画法的粗宽线条画出花草叶纹及其他各式纹样。
(三)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比对研究
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的主要产品大盘、碗、罐、盒子等和素可泰(Sukhothai)窑的主要产品铁绘鱼纹盘、碗及玉壶春瓶等典型作品，其造型装饰与磁州窑非常接近。花草、鱼纹是磁州窑常见的装饰题材，在构图形式上，磁州窑大量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方法，这些内容在图二、图四、图六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13-15世纪的泰国陶瓷器物上(图三、图五、图七)，同样装饰此类纹饰，也同样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构图形式。装饰在碗、盘类器物上的鱼纹、花草纹等，也都采用没骨画法。磁州窑和泰国古陶瓷由于胎中杂质多，所以普遍采取先在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然后施釉烧成的工艺技术。如此近同的装饰方法和工艺技法，证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中国外销瓷器在泰国的发现
根据杨永曦先生的考证，在泰国南部临近暹罗湾的北大年、宋卡和洛坤到素叻他尼府都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器物。仅8世纪至20世纪初，就有青瓷，釉下彩瓷、三彩瓷、白瓷、黑瓷、影青、青花、彩瓷等众多窑口产品，尤以唐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为多(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泰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等窑口的器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泰国发现的中国古陶瓷中竟然没有磁州窑的器物(图一)。没有中国磁州窑的外销瓷出土，却有与磁州窑风格近同的“宋卡洛”(宋卡洛即宋加洛，为Sangkhalok不同的译音，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相近译音)瓷器与中国瓷器伴出。令人费解之余，更加深了人们对磁州窑与“宋卡洛”瓷器之间关联性的思考。而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杨永曦先生“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的结论，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此结论则反映了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密切联系。
上述现象表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已非一般而言了。泰国没有发现磁州窑的出土器物，陶瓷烧造也没有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生产出与磁州窑近同的“宋卡洛”器物。按照文化传播的理论，次级传播即通过第三者传播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这就意味着极大的可能是基本传播即磁州窑“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仅仅据此得出结论仍然显得论证不足，我们仍须进一步展开探究。
四、有关历史地理资料
我国今天与泰国并不接壤，这是历史地理发展变化的结果。但在历史上，中泰两国存在着密切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就人缘而言，不管当今民族学研究有多少种说法，但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讨论中泰民族之间历史渊源的。泰国华侨棠花先生《泰国古今史》载：“泰族发祥于中国的西南，云南，四川等地……泰族南迁于泰地北域，似在唐代。”([泰]棠花：《泰国古今史》，泰华文协泰国研究组，1982年，第6-7页)便为其中一说。棠花先生“由佛历二四七四(公元1931)年，弱冠时进入泰华报界服务达50年，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约30部，由暹罗国志开端而至泰华大辞典，就中仍以这一部泰国古今史最为满意。”由此书序言可知，棠花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资深报人，虽不能排除个别错误，但其著述应当具有基本的严肃性和一定的可信度。这一点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得到了印证。
据《泰国古今史》载：“坤是因他拉特创立素可泰皇朝后中国方面即以暹国称此泰族新建的国家，惟皇在位约十余年中，未正式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因此时期，宋祚已终，元朝统治中国的初期，料为未暇兼顾之故。……八百大甸，属八百媳妇，八百媳妇泰名兰那泰。文献通考载其国，元代与中国颇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泰国古今史》第7-8页)
在南宋绍兴十二年至明宣德八年的291年间，至迟也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之后，中泰两国疆域处于错综交织状态。对照《泰国古今史》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人缘关联。宋元之际创立的素可泰王朝，其主体为南迁之泰族，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是自然而然的。
2.地缘关联。中国和素可泰王朝之间的直接交流自元代开始，特别是“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后，元朝在南宋基础上进一步向南扩展，八百媳妇即泰国北部地区可能因此融入元朝疆域。
3.泰国北部的窑场——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南宋时可能在两国交界近处；到了元代，则属中国疆域。
4.根据以上资料，今天泰国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由于元代时属中国疆域，所以此两处窑业产品应该属于中国元代陶瓷的范畴。为尊重现实存在状态，此两处窑业产品也可以一并列入泰国古陶瓷的范畴。
5.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通称“宋加洛瓷器”，而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业较长时间地处中国疆域。由于素可泰王朝与中国极为密切的人缘及错综交织的地缘关系，所以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源本当在中国。
此外，《泰国古今史》载：素可泰王朝英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大帝，在位四十年中，与元廷发生关系至密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金册诣京师，此为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年，为泰族在泰土立国后，首次的遣使通中国的记录。元贞元年(1296年)进金字表。以后还有大德元年(1296年)、大德四年(1300年)及延佑元年(1314年)等入贡记录。(《泰国古今史》第9-10页)
“坤南甘杏在位期间，中国文物逐渐输入泰，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甲洛陶瓷，为泰国著名古物，保藏于国家博物院甚伙。”(《泰国古今史》第9页)此处“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可能是素可泰王朝遣使入贡的成果之一。若非有所请求，则不会有“元廷遣制陶瓷器匠来泰”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磁州窑对泰国古陶瓷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其具体时间应该在坤南甘杏在位的第15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次遣使上金册到坤南甘杏去世(佛历1860,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
联系前述文献中，分别提及“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和“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等，这是“历史公案”的中心环节。其实此处所提及的国王就是素可泰皇朝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Rama Khamheng，有数种音译汉字，在位年期佛历1820-1860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延佑四年/1317年)，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密切关联，就是这位大帝成就的。但据棠花先生考据，这位素可泰王朝的大帝未曾访问中国(《泰国古今史》第9页)，黎道纲先生的著述也支持这一结论([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从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218页)。
磁州窑的白釉褐彩瓷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
磁州窑的白釉褐彩也属于釉下彩。它和白釉釉下黑彩瓷的区别在于所用色料的铁含量较低或在施彩时只是在化妆土表面薄薄地加上了一层色料。 简介一(1)历史一中国历代低温色釉都属于铅釉系统。关于铅釉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的铅釉陶最早出现于汉武帝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墓葬中，但为数极少。大约自汉宣帝以后，铅釉陶的烧造技术才得到发展。到了东汉时期，发展更为迅速。第二种说法是中国的铅釉陶最早出现于战国。1995年英国学者Nigel Wood发表的一篇论文报导，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中国战国时期的低温釉陶罐，罐上有圆点和短条相结合的几何形图案，有突起感，原来的色调有白、红、黄、蓝等几种，现在由于风化而褪色。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图案的化学组成与中国当时的铅—钡玻璃十分相似，可能就是用铅—钡玻璃的粉末为原料，以陶胎琉璃(俗称蜻蜓眼)的制造工艺而制成的。具有相似装饰的这类玻璃质釉陶制品在国外共发现4件，在国内还没有发现过。另外，在美国堪萨斯市的Nelson Atkin艺术博物馆中的一件施黄绿色低温釉的盖罐，从其外观特征看来，肯定是铅釉。铅釉的制备技术一般说来比石灰釉要简单，烧成温度也很低，然而中国铅釉的发明却比石灰釉要晚一千年之久。铅釉发明较晚的原因同古人对铅的认识历史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发现铸造得很精美的铅卣、铅爵、铅觚及铅戈等制品。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在商代或更早就已掌握了铅的冶炼技术。至于对铅和石英砂的混合物通过高温化学反应而生成玻璃态这种现象，是商代以后人们在冶炼和使用铅的长期过程中逐步认识的。这种认识和随后进行的试验最终导致铅釉的发明。在中国古代，铅釉的用途长期来主要限于墓葬明器(冥器)、祭祀器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而没有大量用于日用生活器皿上，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人对铅釉的毒性可能早就有所认识；(2)品种一在铅釉中加入铁、铜、钴、锰等着色剂就制成一系列低温色釉。中国古代著名的低温色釉品种有唐三彩、辽三彩、素三彩，琉璃釉、矾红以及各种低温单色釉。此外，还有?L雀绿和法华釉，它们的化学组成和铅釉完全不同，烧造温度比铅釉稍高，应届于中温釉系统。
磁州窑绿釉黑彩瓷在外观上有什么特征?
磁州窑的绿釉黑彩瓷表面，常可见到蛤蜊光，有时还可见到闪闪发亮的银白斑，俗称“银釉”。蛤蜊光在各种低温铅釉中经常可以见到，但银釉则在以铜为着色剂的低温铅绿釉中较为常见。银釉的形成是由于铅绿釉的釉面长期受到水和大气的不断溶蚀，随后又反复沉积下来，形成如同云母片一样的层状结构所致。
磁州窑的釉下黑彩和釉上黑彩在外观上各有什么特征?
磁州窑的白釉黑彩瓷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这两种彩如不注意细看，不易区分。它们在外观特征上有如下一些不同之处：(1)釉面光泽一釉下黑彩由于有面釉覆盖，故釉面光亮，特别是磁州窑的某些釉下黑彩，亮如黑漆，光可鉴人，相比之下，长治东山窑釉下黑彩的釉面光泽就略差些。釉上黑彩由于没有面釉覆盖，故釉面光泽明显较差，有的呈木光或半木光。把这两类不同的彩放在一起，差别十分明显；(2)色调一釉下黑彩基本上为纯黑色，而釉上黑彩因无面釉保护，在烧成后期易受二次氧化，故其色调呈棕黑色，彩薄处更加明显；(3)磁铁矿晶体一用20倍的放大镜在明亮光线下进行观察，可发现磁州窑的釉上黑彩中有大量黑色晶体团聚在棕黑色的釉上彩中。这种晶体主要是磁铁矿，也有少量赤铁矿。在色调较淡的黑彩中，由于磁铁矿的聚集密度较低，所以看得更加清楚。在磁州窑釉下黑彩中，磁铁矿主要集中在化妆土表面，釉层中看不到大量黑色磁铁矿晶体，但亦有少量磁铁矿晶体随着气泡向釉面运动而被带到釉面上，形成如同油滴釉一样的小“油滴”，在明亮光线下，采取适当的角度，用20倍的放大镜可以看到釉面上有许多银色光泽的斑点，这些斑点就是许多磁铁矿小晶体的聚集体。
磁州窑白釉黑彩瓷的主要技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白釉黑彩瓷和黑釉瓷都采用含铁量较高的低品位粘土作为胎釉的主要原料。这一类原料在我国南北各地分布较广，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这为缺乏优质瓷土的地区提供了发展瓷业的机会。在制作白釉黑彩瓷时必须使用化妆土，否则胎色会透过釉层显示出来，使白釉不白。磁州窑陶工创造性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利用瓷胎、化妆土、黑彩及面釉四个层次的不同色调，采用绘画、划花、刻花、剔花等多种技法，有的使局部瓷胎外露，有的使局部化妆土外露，制成具有强烈黑白对比和浓郁民间艺术风格的各种纹饰图案。黑彩瓷的面釉除白釉外，还有铅质铜绿釉和法翠釉等多种。磁州窑的这些成就使原本色调单一的黑釉大大扩展了它的装饰本领，并为北方地区不少窑场所吸收，烧造同样风格的产品，形成著名的磁州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