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
《穀梁传》，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并为解说《春秋》的三传。又称《春秋穀梁传》。旧说中国鲁人穀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一般认为《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2.3万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烝有《穀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穀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一般认为《穀梁传》比《公羊传》晚出，属今文经学，其宗旨亦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只有少量叙事。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该书最早见于汉初陆贾《新语》，但其所记之真实性尚有疑问。汉武帝时，卫太子习《公羊》，兼习《穀梁》，此后学者不多，宣帝时才立于学官。汉代有《穀梁外传》和《穀梁章句》，皆佚。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复兴，《穀梁》亦随《公羊》之后而盛极一时。清钟文烝著《穀梁补正》，泛取唐宋以后诸家之说以补正范注杨疏。其后廖平著《穀梁古义疏》，柯劭忞著《穀梁传注》，皆有所成就。
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
流传
《穀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穀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穀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穀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穀梁传》的，是一个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穀梁传》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穀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穀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
《穀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穀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穀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史学价值
《穀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穀梁传》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
《穀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穀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穀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穀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穀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穀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