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学
经今古文学（汉语拼音：jingjinguwenxue），中国西汉末期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汉初的经学原无所谓今、古文的区别，哀帝、平帝之际，刘歆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对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别称。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大都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故称为今文经。汉代的今文经学，《诗》有鲁、齐、韩三家，鲁始于申公，齐始于辕固生，韩始于韩婴；鲁、韩二家文帝时立博士，齐诗则于景帝时立博士。《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同出于伏生；欧阳氏武帝时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时立博士。《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小戴为博士，一说庆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讐）、孟氏（喜）、梁丘氏（贺）、京氏（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施、孟、梁丘为博士，元帝时又立京氏为博士，一说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传》和《穀梁传》（崔适《春秋复始》以为《穀梁传》是古文），《公羊》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氏、颜氏为博士；《穀梁传》出于瑕丘江公，宣帝时立为博士，一说未立。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公羊学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有特别尊显的地位。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也随着式微。哀帝、平帝之际，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又与之结合，经说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
汉代出现的先秦经籍，经文都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故称为古文经，其中《易》有《费氏（直）易》，《书》有《古文尚书》，《诗》有《毛诗》，《礼》有《逸礼》和《周官》，《春秋》有《左氏传》。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访，局限于探索经文本义，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挥。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尔雅》和《说文解字》。
哀帝建平时，刘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于学官，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刘歆著《让太常博士书》，指出今文经传残缺，古文经传可靠，正可补充今文的残缺。措辞激烈，遭到今文家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其主张没有实现。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双方争论前后延续了近200年。王莽当权时，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6篇也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14博士。建武年间，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反对，与韩等争论；陈元则上书与范升辩论。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对，不久废去。到章帝时，又有贾逵与李育争论《公羊》与《左氏》理的短长。还有何休与郑玄的争论，何著《公羊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则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反驳。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古文经学的传播日益广泛。东汉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东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博士失职守近30年，今文学遂日益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