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汉语拼音：Xi'an Shibian；英语：Xi'an Incident），又称“双十二事变” ，是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此事件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蒋介石顽固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在陕甘一带进剿红军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先后与共产党的红军建立了联系。张、杨两将军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要求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而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张、杨的正确建议，加以驳斥和拒绝。蒋介石还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调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进至豫陕边境，以压迫张、杨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攻打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向蒋“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仅对张学良严加训斥，拒绝他的请求，而且逼迫张、杨剿共。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晨6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等。并且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陕西省政府。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4年10月14日，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经万余里长途跋涉抵达陕北。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的指示，并在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也先后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1月22日，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师长牛元峰对红军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致使部队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官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官打死后，副官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1月13日，张学良在中共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在中共动员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反分裂”，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在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牺牲，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和平。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由于不动干戈，就使当时实力非常强大的粤桂两大军团投诚），使蒋介石声望提高。叛方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必备的军队实力，无论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和两广部队相比较弱）。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原因：
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分离主义政策，认为有筹组西北大联合的必要。
反对内战。张学良在旅欧期间，会见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4]。
剿共的失败。陕北剿共丧失110师、109师及其师长。
不满国民党中央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
中共重视宣传。中共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绥远抗战
晋绥军将领傅作义，于1936年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在当时的中国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张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向蒋介石要挟，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
第一次宁夏战役
由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的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30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等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同时由于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斗剧烈，隶属张国焘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介石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红军发动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学良希望的结盟，应在红军能够打开与苏联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红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学良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山城堡战役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的战斗能力，率领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红军，于是派他与中共秘密协商的中间人，王以哲统率与胡协同作战的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三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选择抛开友军，孤军深入，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之下怀。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了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学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国民政府备战
面对日本的节节进逼，国民政府其实一直暗地积极备战。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尚为悬殊，若能尽可能拖延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时间点，对中国抗日准备工作越有利。蒋介石本人亦坚信将来中日必有一战，早在1932年，他成立了秘密军事委员会拟定抗日计划。国民政府和德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帮助国军提升战斗力以因应日本先进的机械化装甲军团及军事工业。成立中国空军总部积极建立现代化中国空军。在黄河南岸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防御工程。 纽约时报记者，Hallett Abend写给纽约总部报告中提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积极购买水雷并秘密提升其海军舰艇布雷能力。到1936年时，受惠于德国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已可制造若干高品质的精确武器。即使如此，国府德国顾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两年时间才能达成培训六十个现代化师的目标。1937年初,国民政府陆军指挥官兼参谋长何应钦上将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中提报国内已完成或进行中的各类项目可帮助抗日的工业工程，例如上海及南京间的要塞及通讯础及铁路沿线防御工程的加强。直到1938年之前，新的德国岸炮，潜水艇，巡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还不会交货。如果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1939年即可驾驶现代化的Messerschmitts战斗机及Stuka式轰炸机，那将成为中日势力的天秤变动的记号。这些备战措施基本上和剿共需求无关，主要是针对日本而来所暗中进行的，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基本上推前了中国的抗日时间表。
建立西北抗日联盟三位一体赤诚合作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之所以果断发动西安事变，以促成全民族统一抗战，并非出于一时之勇，而是来自对国难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的把握。
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士之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曾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在日寇大兵压境下，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已使他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张学良对共产党与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在鄂豫皖，他慨叹红军作战勇敢非凡，人民群众又不顾性命支援红军；“围剿”陕甘，东北军被红军一下子消灭了两个半师，被俘虏的就有几千人。然而使他感动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红军还好。红军给他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后，全部释放回来。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还自愿作中共和东北军沟通关系的信使。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共和红军是真心抗日的；要抗日，必须联合红军。张学良随即派高福源再去陕北向中共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
杨虎城也有着同张学良类似的经历。杨虎城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就对高风亮节的中共党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安排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中担任要职。蒋介石发现后，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1935年，杨虎城被蒋逼迫先后派出4个旅与陕南红军交战，结果两个旅长被打死，一个旅被全歼。这时，中共党人给杨虎城送来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产党人的杨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张。
张、杨分别同中共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决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结成抗日联盟。此后不久，张学良即赠红军50万元作抗日经费。5月，杨虎城也是中共代表王世英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四项协议。为促进张学良的东北军同杨虎城的17路军的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某些隔阂，中共还派出干部到张、杨处做工作，达成了张、杨两军之间的团结、交往。
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同盟，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蒋介石的误国方针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张学良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这一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则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唯正确的救亡之路。直到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才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事件经过
张学良将军曾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1936年12月12日，我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作为“捉蒋”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执行了华清池“捉蒋”任务。
右图说明：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后，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座高4米，宽2.5米的石亭，建于1946年3月，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而成，名曰“正气亭”，解放后，该亭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为了缓和两岸关系，再次易名为“兵谏亭”。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准备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避寿为名，飞至洛阳积极筹谋划策，派兵遣将。他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摆在平汉铁路线的汉口—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线的郑州—灵宝段，调高级军政大员多人聚集西安待命。部署完毕后，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驻在事先准备的行辕临潼县华清池里。在蒋到达的前两天，张学良副司令派我率卫队第一营的步、骑兵各一连，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蒋到达后，他的侍卫担负二道门和蒋之住室五间厅守卫；我带领步兵第一连担任头道门守卫（配置四个步哨，由一个班长带领）和山上瞭望以及附近公路警戒勤务；骑兵连执行周围地带巡逻警戒任务；东北军一○五师负责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蒋一到西安，即提出两个咄咄逼人的方案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赴江苏、安徽和河南，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张、杨接受，我们两军中下级军官和战士也不可能听从张、杨再与红军作战。如若离开西北，毫无疑义地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势下的张、杨除“上梁山”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张学良、杨虎城至此下定决心：坚决不打内战，坚决不离开西北。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派兵捉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蒋之行辕，想以至诚说服蒋介石。张慷慨陈词：“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张学良伏在桌上声泪俱下，蒋介石竟拍案大怒，训斥张学良是非不明，缓急倒置，不积极“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随后杨虎城又去劝说，也为蒋所拒绝。这时已经到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市各大中学学生以及沿途加入的市民一万多人，为了纪念北京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时，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为驱散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请愿者满腔义愤，临时改为徒步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这时学生越聚越多，冲出东门直向临潼进发。蒋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急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与此同时，蒋之侍卫传达蒋的命令对我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请愿学生，不准许来到温泉，如请愿者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便急忙乘三轮摩托向游行队伍迎去，走到十里铺附近，遇到请愿大军浩浩荡荡向东前进。我首先看见在张副司令身边工作的宋黎英姿勃勃地走在游行大军的最前头（宋是北平学联代表，这次请愿运动组织者之一），我立即迎上去把蒋给我的命令告诉了他，并表明我的态度：对请愿爱国青年学生，我坚决不让士兵开枪镇压；但是，如果你们请愿队伍进至华清池的时候，蒋之卫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你们应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到十里铺，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说：“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行动我是钦佩的，但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尚远，那里又无宿食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回去吧！由我代替大家向蒋委员长去请求，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这样才把群众劝阻回城。
12月10日，张副司令又到华清池的五间厅进行“争谏”，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仍然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拒绝。至此，张、杨两将军仁至义尽，除捉蒋“兵谏”，逼其抗日外；再无他路可走。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何国柱、王以哲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国民政府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叛乱，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5人增至7人。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经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得知事变。日本报纸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蒋中正遭监禁的讯息。
12月14日，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中正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张学良坦承错误并希望蒋中正能移往安全的地方，但遭到拒绝。张学良致电宋美龄，希望夫人到西安一趟。由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是由日本第一个报道出去，同时汪精卫正在德国与希特勒会晤，让斯大林认为此事变为日本阴谋制造中国内战，并担心蒋中正一旦被杀，中国可能会参与缔结德日防共协定。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中正。
12月14日，蒋中正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犠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险来西安”。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19日，张学良向蒋中正表示八项要求里后四项删除，只要允诺前四项即可，仍遭蒋中正拒绝。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介石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介石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介石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介石也被迫答应了。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即：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周恩来的反对。但张学良最终说服杨虎城释放蒋中正，出发前蒋对两人表示：“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无任何特殊要求。此不仅为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为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自作主张护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先把蒋夫人送上飞机，再让蒋中正乔装到张学良的部队中登机脱逃，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他们追回来。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西安事变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张学良被扣留。张学良表示：“我自已做的事自已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很宽厚，飞机到洛阳，委员长叫我不要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
结果
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蒋中正认为自己未能对己身安全预作防卫，引以自咎，随后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
共约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攘外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影响和评价
西安事变：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 ，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导致了大革命的兴起，大革命的洪流摧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当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后，蒋介石为独吞胜利果实，实行清共，血腥镇压共产党，而后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权。他是靠反共、反苏，投靠帝国主义才夺得政权的，所以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内战不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得逞，从东北南进到华北，进而威胁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所代表的江浙财团的命脉之所在。
严酷的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看到中日迟早必战，而英美不会马上支持中国抗日，于是将目光移到北方——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始改善由他破坏的中苏关系。第一步于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第二步于1935年春派他的侍从副官邓文仪担任驻苏武官；第三步于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先派孔祥熙，后派陈立夫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
蒋介石是为了准备抗日而秘密进行这些步骤。苏联政府很重视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认为蒋将主力用于进攻红军，怎么武装抵抗日本？蒋要求苏联作为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蒋完全可以与中共谈判。社会主义的苏联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介入别国的内政。蒋不得已开始寻找共产党，委托陈立夫负责此事。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从“九一八”起就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在长征途中仍注意收集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动态。刚到陕北瓦窑堡就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1936年2月27日共产党员张子华和董继吾将南京要求谈判的消息带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于3月在东征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南京方面的要求，认为反革命的界限在于降日与抗日，可以争取蒋介石抗日。会后，张子华以“南京来陕北客人”的身份数次往来于南京、广州和陕北之间，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传递两党谈判的条件。随着国共之间接触日渐深入，8月，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决定周恩来外出谈判。只是由于蒋介石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才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共产党积极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络、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4月9日和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对双方都很重要，增进了了解。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对法西斯的批判，坚定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的“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的主张使中共中央更有信心逼蒋抗日。
南京与陕北之间的往来，西安是必经之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更加放手大胆地联共抗日。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所以他将与中共的联络置于极端秘密的状态，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曾与闻。同时，加紧进攻红军。他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共活动已有察觉，怀恨在心。为此于10月、12月两次亲到西安督战，决定先解决张杨。而后歼灭红军。
抗日必联共，反共必降日，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蒋介石要实行又抗日又反共的矛盾政策必然加深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引起广大爱国志士仁人的反抗。周恩来早在事变之前3个月致书蒋介石时就预见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西安事变的爆发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独自发动的，完全是蒋介石坚持反共倒行逆施逼成的。
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又一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作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刚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他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说。”说完，便昏睡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
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
张学良的自我评价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学良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28]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学良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虽然至死仍然没有揭秘西安事变，但他对西安事变有着非常详细的评述，概括如下：
第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敌当前，他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蒋介石却对于中共不灭不休，张学良数次口劝无用，只能兵谏。
第二、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本人，亦并非受害者。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把剿共坚持到底，然而根据当时世界其他各国剿共的例子，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中共之崛起，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论的基础。只靠军事去消灭中共，则“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
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狂热气焰来推测，无论当时南京政府的选择是“忍辱”还是“决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
而台湾学者李敖则表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介石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后，蒋介石不补充，张学良后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介石私心太重。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其他
张学良回南京的原因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介石去南京，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行为？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介石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不要连累东北军。
既然蒋介石已经同意抗日并成为了全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来树立起领袖的威严，张学良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介石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国民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征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掌控北平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干、江潮、张学思（张学良亲生弟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球联合会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西安事变时间表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 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 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 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2月17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 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意图。
12月22日 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12月24日 会谈达成6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6日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