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英语：Xinhai Revolution），爆发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以干支纪年为辛亥年，故名。是在清朝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掌握下的清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和发起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对，迅速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革命的准备
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阻遏下，中国人民为改变国家面貌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为了缓和人民的仇恨情绪，清政府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陆续实行练新军、废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办企业、设商会以及“预备立宪”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练一支掌握近代枪炮的新军。因此，“新政”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筹措庞大的练兵费用和对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各地农民的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但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自发的、分散的旧式农民起义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当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弱小但却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它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上层部分封建性较强，政治上怯懦、保守，中下层部分封建性较弱，革命要求较为强烈。与此同时，由于奖游学、兴新学和新学书报的出版，一个不同于封建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阶层随之出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较敏锐，爱国热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易于接受和形成民主主义思想，其先进分子的呼声，往往代表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主要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了政治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在于“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华侨的有力支持。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显示出活跃的势头。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上首先出现排满字样。《国民报》则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光绪二十九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成立了以造成“共和的国民”为目的的中国教育会，接着又在中国教育会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学社师生们在演说会上公开倡言革命。
促使知识阶层进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俄国破坏从东北撤兵的条约，上海举行“拒俄”集会，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迅速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得到响应。清政府下令镇压，青年知识分子愤而转向革命。上海《苏报》呼吁人们推翻清朝统治，并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要，引起社会巨大震动。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监禁章炳麟和邹容，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恨。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从东京回国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黄兴组织两湖学生在长沙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两湖进步学生又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由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发展而成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与此同时，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名目不同的革命团体。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立全国革命领导中心的要求愈益迫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进来。七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七月二十四（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指向出卖中华民族权益、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满洲贵族，也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内容。民权主义要求通过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民生主义，其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即核定地主土地的现价，将来经济发展、地价上涨时，现价仍为地主所有，增价部分则收归国有，为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提出，主观上企图避免在中国再现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带有浓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客观上具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意义。三民主义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明确的反帝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在不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同样，它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案。平均地权试图解决的主要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下的城市土地问题。
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论战围绕“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方面进行，涉及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等问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但革命派过分集中了对种族问题的注意，单纯宣传反满，无形中忽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在进行论战的同时，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如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光绪三十三年黄冈、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泸州、成都、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钦州、河口、安庆起义。这些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宣统二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改变方针，组织了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黄兴领导了广州起义（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几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却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多达千余次的自发的群众斗争，抗捐抗租、罢工罢市、抢米骚动和反对教会压迫等风起云涌。这些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光绪三十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动反对清政府出卖粤汉路建筑权的斗争。光绪三十一年，为反对美国统治集团虐待华工，由上海总商会倡导，21个通商口岸的商会响应，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中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大为提高。此后各地收回利权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光绪三十二年，山西、山东、四川人民为保卫矿权，分别成立了保晋公司、保矿会和江合公司；江浙人民要求自办苏杭甬铁路。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人民继续掀起保矿斗争。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至九月（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粤商自治会等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他们被称为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在海外成立国民宪政会、政闻社，准备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满洲亲贵们关心的是“皇位永固”，对立宪并不热衷。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汉族军机大臣袁世凯被罢斥，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加深。宣统二年，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当第4次请愿活动展开后，清政府以“聚众要挟”为名，实行镇压。请愿活动被迫停止。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他们对清廷的顽固态度从愤懑发展到绝望，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
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同盟会的领导却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危机。少数同盟会员反对孙中山，一再掀起“倒孙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张百祥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以联络会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宣统二年陶成章、章炳麟等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实际放弃同盟会宗旨。宣统三年闰六月（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武装起义重点转向华中一带，它的成立填补了同盟会的领导空缺，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有所加强，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同盟会领导力量的涣散状态。在革命的主观条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尤其是华中地区一些基层革命团体深入的组织发动工作和许多革命党人的实际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爆发。
革命的爆发
进入宣统三年，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四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宣布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回，随即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了帝国主义。此举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至六月，重庆、郫县、江津、温江等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近70个，会员数十万人，成都召开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七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大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全国局势动荡，革命党人受到鼓舞，在各省积极准备起义。汉口革命党人主办的《大江报》发表社论，公开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长期以来，武汉革命党人坚持了扎实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到起义前夕，驻武汉的15,000多新军士兵中，已有6,000人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召开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决定于中秋节（10月6日）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八月十八（10月9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不慎爆炸，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的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深感形势严重紧急，开始主动行动，起义终于爆发了。
十九日晚7时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二十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二十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们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做了这个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随即发布各种文电，宣布清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出卖主权的罪行，号召各省揭竿而起，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九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在中央革命政府成立前，这部约法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对起义各省军政府具有指导作用。这个时期的湖北军政府，虽受到立宪派和封建官僚的阻挠破坏，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省级政权。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九月初一日，同盟会员焦达峰率湖南新军在长沙城外宣布起义，攻入巡抚衙门，焦达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月底，湖南立宪派发动兵变，焦达峰被杀，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掌握政权，担任都督。与湖南响应的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士兵在西安起义，次日占领全城，新军军官、同盟会员张凤翙被推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都督），组织陕西军政府。初二日，九江新军起义，月底光复南昌，江西军政府建立。初八日，太原新军起义，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担任山西军政府都督。初九日，昆明新军起义，次日攻占督署，参加起义的新军协统蔡锷被推举为云南政府都督。十三日，同盟会员陈其美、光复会员李燮和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被举为沪军政府都督。十三日夜，贵州新军起义，革命党人杨荩诚被推为都督。十四日晚，杭州新军起义，立宪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十五日，江苏巡抚程德全由于形势所迫，在苏州宣布和平独立，任共和政府都督。十七日，广西立宪派宣布和平独立，以前巡抚沈秉为都督。十八日，安徽咨议局在安庆宣布和平独立，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十八日晚，福州新军起义，次日占领省城，新军统制孙道仁任福建军政府都督。十九日，在各路民军进逼省城的情况下，广州绅商各界在咨议局宣布独立，举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张逃匿，推同盟会员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正处在保路同志军活动高潮中的四川，九月十五日，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夏之时在简阳起义，东进重庆。十月初二日，会合重庆党人张培爵成立蜀军政府，以张为都督。初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表示愿意让出政权，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
至此，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省、地区就有14个。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那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局面是同盟会长期以来积蓄力量、艰苦奋斗的结果。在清政府严酷统治下，同盟会选择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大批同盟会员在各省区深入新军，联络会党，建立分支机构，积极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已独立的省中，九个省是革命党人在省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独立的；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五省采取了“和平独立”的形式，这是由于全国已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当地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立宪派和清朝官僚不得不转变态度，从权应变。所有这些，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全貌。
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一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使得力量对比更有利于革命方面。但是革命派在新政权中很快表现出他们领导力量和地位的软弱性。他们或将武装起义夺来的政权拱手让给立宪派和旧官僚，或不能对靠“和平独立”建立的政权进行革命改造，以致在各省军政府内，革命派力量日渐削弱，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力量则不断膨胀。
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但是，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不敢采取充分发动群众的方针。不少地区的农民在各地军政府宣布豁免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影响下，发动了以抗租为主要内容的斗争，但大都遭到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因而失去了农民这一强大支柱。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显得手足失措。不久以前受到清政府排斥，在彰德韬晦的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有深厚的潜势力。由于南方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一边，北洋军是清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对袁世凯也寄予厚望。尤其重要的是，袁世凯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九月初六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九月十一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袁世凯懂得，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他在南下督师时，或屡函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或派出代表到武昌，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下同革命党人“和平了结”。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急于取得廉价的胜利，他们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倒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十月初七日，汉阳为清军攻陷。帝国主义看到时机成熟，出面斡旋停战。十月十一日，在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撮合下，双方议定停战三日。此后又拟定《续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而同意谈判，则打开了政治解决南北冲突的大门。二十八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
中外反动派的营垒因袁世凯的出山得到加强。革命方面却妥协倾向日增。独立的各省形成了两个中心：武昌集团以黎元洪为首，上海集团以陈其美为首。双方都力争筹建临时政府的主动权。十月上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十月十二日，江浙联军经过10天的奋战，攻克清两江总督、江南提督盘踞的南京。于是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十一月初六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对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倾向进行了斗争，但他无力改变总的趋势。初十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拥有相当实力。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员占大多数，也有不少参议员是立宪派人士。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章炳麟宣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就是这种弱点的一种反映。革命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由于思想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害怕革命深入引起社会动乱，或者热衷于争权夺利，和立宪派、旧官僚一起组成政治团体，如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等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黎元洪组成民社，对同盟会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于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北京公使团决定将中国各海关净存税款汇解上海，分存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这批偿还外债后本可动用的税款节余即“关余”因此被冻结。身任两淮盐政总理的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坚决反对孙中山“挪用”盐税。临时政府可能得到的财源被堵死，只能向日本、美国、德国、俄国的财团接洽贷款，大多没有结果，陷入极为竭蹶的境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孙中山辞职时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3个条件，想以此对袁世凯加些限制。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表面上装腔作势，表示欢迎，暗地里却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按照三权分立原则，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缺乏必要的决心和勇气，也缺乏相应的力量。这个阶级激进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出现至武昌起义，只不过是十来年的经历，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思想上，救亡排满的宣传淹没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心理；组织上，同盟会未能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司令部和战斗队；军事上，缺乏一支由自己掌握的有觉悟的部队；政治上，对立宪派和旧官僚丧失警惕；阶级关系上，未能发动农民，形成强有力的民主革命大军。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却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是扼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作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