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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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于战国初期。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西汉时有今文本《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多《问王》、《知道》二篇)和古文本《古论语》21篇(有两篇《子张》,目次亦不同于前二者)。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本《鲁论语》参考《齐论语》编订,称《张侯论》。东汉末,郑玄据此本参照《齐论语》、《古论语》作注,成为传世之《论语》(20篇)。《论语》内容以社会伦理问题为主,涉及到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语》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南宋朱熹将《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官方科举取仕的必读书,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影响。《论语》注释汉代时即有多家,以后历代注释很多,有三国魏何晏撰《论语集解》;宋代邢峻撰《论语正义》;朱熹撰《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正义》等,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亦颇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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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论语》,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著作,又称为论、语、传、记。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现在通行的《论语》二十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郑玄。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

  《论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汉书·艺文志》中有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古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语》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语》和《鲁论语》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语》为根据,参考《齐论语》与《古论语》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语》和《齐论语》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语》和《齐论语》从此亡佚。

  今本《论语》凡二十篇,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前二三字,并无实际意义。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全文采用语录体,章节简短,每事一段。孔子循循善诱,教诲弟子,或言简意赅,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语言生动活泼、含蓄隽永、寓意深远、耐人寻味,有不少语句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论语》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识论等方面,反映了孔子伦理体系最基本的思想,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仁”,实施“仁” 的手段和途径是“礼”。何谓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要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便是“刚、毅、木、讷”(《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谦虚。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这便是“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论语》一书,对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在汉代已被视为辅翼《五经》的传或记,汉文帝时列于学官,东汉时被尊为经,从此,《论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言行是非的标准,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论语》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司马迁有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可以看出:(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付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编辑本段“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 “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和《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 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 “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 《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古今注释《论语》的书籍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 ——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

《论语》的哲学思想

  (一) 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二) 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不孔子知道有“天命” 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

  (三)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四) 关于中庸。中庸是一种方法论。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论为政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

  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古人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

  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

《论语》论教与学

  一是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的话。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

  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中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教师举一隅,而学生尚未以三隅回证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广之并融通其理,则教师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愤”“悱”,然后再行启发。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 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 “回也非助我者也。”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

  那么,怎样才算好学呢?《学而》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

  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怎样善学呢?有好多方面。“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尤其难能可贵。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

《论语》关于如何做人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中的名言

  •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译文】 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时间去温习它们,不也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愉快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吗?”

  

  •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的,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是否忠实?交友是否守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

  

  •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译文】 孔子说:“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但要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

  

  •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零五)首,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即:‘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做事符合礼仪;四十岁时(掌握了各种知识,)不受迷惑;五十岁时了解自然的规律;六十岁时一听别人言语,不用多想,便能明白;到了七十岁时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会越出规矩。”

  

  •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 【译文】 孔子说:“复习旧知识时,又能领悟到新的东西,才可以做导师啊。”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 【译文】 孔子说:“君子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而不团结。”

  

  •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译文】 孔子说:“读书却不深入思考,越学越糊涂;思考却不读书,就会心生迷惑。”

  

  •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译文】 孔子说:“仲由,教导你的道理都知道了吗?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这种态度是聪明的啊!”

  

  •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
    • 【译文】 孔子说:“人无信誉,不知能干什么。大的车没有车的边际,小的车没有车内的凳子,那也一样可以行驶啊!”

  

  •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译文】 孔子说季氏:“他用天子的舞蹈阵容在自己的宗庙里舞蹈,这样的事可以容忍,什么事不能容忍?”

  

  •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篇诗,主题快乐却不过分,忧愁却不悲伤。”

  

  •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 【译文】 孔子说:“以前的事不要再评说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议论了,过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 【译文】 孔子说:“早晨理解真理,晚上死也值得。”

  

  •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译文】 孔子说:“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

  

  •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译文】 孔子说:“见到贤人,要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要反省自己。”

  

  •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 【译文】 孔子说:“朽木无法雕琢,粪土的墙壁无法粉刷,我能拿他怎样?”

  

  •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 【译文】 孔子说:“聪明又好学,向地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请教时,不觉得没面子,所以称他为‘文’。”

  

  •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 【译文】 季文子做事要思考三次再行动。孔子听说了,说:“两次,就可以了。”

  

  •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 【译文】 孔子说:“宁武子这人,国家太平时,就聪明,国家混乱时,就愚笨。他的聪明可以赶得上,他的愚笨别人赶不上。”

  

  •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的内在质朴胜过外在的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浮华。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是君子。”

  

  •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译文】 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不如喜欢学习的人,喜欢学习的人不如以学习为快乐的人。”

  

  •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 【译文】 孔子说:“明智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明智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

  

  •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 【译文】 孔子说:“将知识默记在心,学习时,不感到满足;教人时,不感到疲倦,这些我做到了哪些呢?”

  

  •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 【译文】 孔子说:“不到他苦思冥想时,不去启发;不到欲说无语时,不去开导。不能举一例能理解三个类似的问题,就不要再重复教他了。”

  

  •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韶乐》,好长时间吃肉不觉滋味。他说:“没想到音乐的创造竟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译文】 叶公问子路: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不回答。孔子说:“你怎么不说:他这个人啊,发愤时就忘记吃饭,高兴起来就忘记了忧愁,竟然连自己衰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已。”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译文】 孔子说:“几个人走路,一定有值得我学习的人。选择他的优点向他学习,借鉴他的缺点进行自我改正并告诉他人。”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 【译文】 孔子教学有四项内容:文献、品行、忠诚、信实。

  

  •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 【译文】 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小人忧愁悲伤。”

  

  •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译文】 曾子说:“鸟将死时,叫声都很悲哀;人快死时,说话都很善良。”

  

  •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译文】 曾子说:“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以实行仁道为已任,不是也很重大吗?直到死才能罢休,不是也很遥远吗? 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要想那个位置上的事。”

  

  •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

  

  •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译文】 孔子说:“三军可以剥夺主帅,匹夫不可剥夺志向。”

  

  •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 【译文】 孔子说:“明智的人不会迷惑,仁爱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译文】 孔子说:“碰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我)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 【译文】 孔子说:“君子帮助人取得成绩,不促使人陷入失败。小人相反。”

  

  •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译文】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奉行终生?”孔子说:“大概就是‘恕’了,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要强施加在别人身上。”

  

  •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 【译文】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时就去学习,学习能够游刃有余时就去做官。”

  

  •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 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 【译文】 孔子说:“如果在家中尊敬父母团结兄长,却在外边经常以下犯上,这种人很少;如果不犯上,却作乱的,从来没有。君子应该守本分,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才是天地正道。尊敬父母团结兄长,这是做人的根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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