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工艺美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工艺美术（arts and crafts of Three Kingdoms,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至6世纪末，长达4个世纪。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处于分裂、动乱局面，工艺美术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但全国各地区情况不平衡。北方地区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南方，特别是江南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加上这一时期的手工业者已经可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独自经营，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造，所以，某些手工业，如制瓷业等，在南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北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崛起及其内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对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这时期广为流行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使一部分工艺美术的制作宗教化，并对工艺美术题材、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纹的广泛应用，漆器中夹纻造像的发展，金属、玉石工艺中的大量佛像的产生，成为这一时期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之一。成就最突出的是陶瓷工艺，其他如织绣、金属、漆器、玻璃等工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陶瓷工艺
成就突出的是青瓷生产。这时期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是浙江、江苏和江西等地。其中尤以浙江的青瓷最著名。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均建有窑场。它们分别属于越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4个系统。越窑系统的主要窑场分布在今浙江余姚、上虞一带，瓯窑系统的主要窑场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的温州一带，婺州窑系统的主要窑场分布在今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系统的主要窑场分布在杭嘉湖平原西端。其中，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的是越窑系统。这一系统的瓷器，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镂、雕、堆和模制等方法，因而器物品种繁多，式样新颖，达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满结合。瓷器胎质坚硬细腻，呈清灰色，釉色纯净，是这一时期青瓷产品中的佼佼者。江苏的青瓷产地主要在宜兴县丁蜀镇汤渡附近，因该地离均山不远，故称均山窑，其时代在东吴后期到西晋。它所生产的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越窑的风格相同，只是品种、质量逊于越窑。江西的青瓷生产，约始于三国时期，西晋时已有较大发展，主要产地在江西丰城罗湖一带。所产青瓷的造型与装饰均很简朴，不如同期的越窑产品优美。其他如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区，约从晋代起也开始设窑烧制青瓷。
在南方青瓷发达的基础上，北方青瓷生产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北方青瓷约始于北魏晚期。至今除山东淄博发现有北朝青瓷窑址外，其他地区还很少发现青瓷窑址。但是，墓葬出土的北朝青瓷器很多。其中以河北省出土的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1948年在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一批青瓷，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北方青瓷，它的年代约自北魏至隋初。这批青瓷主要是日用器皿，如壶、缸、杯、碗、托杯、大盘等。最有特色的是封子绘和祖氏墓出土的4件仰覆莲花尊，不仅体积高大（最高达60多厘米），造型雄浑，而且装饰华丽，集中运用了印贴、刻画和堆塑等艺术手法，是北方青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北方青瓷胎质比较粗糙，胎一般呈灰色，釉层较薄，多细纹片，呈灰绿或黄绿色，有些仅施半釉，且不很均匀，工艺技术不够成熟。由于北方青瓷的窑址现在发现的还很少，对北方青瓷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这时期青瓷的造型和纹饰均富有特色，品种和造型日益丰富。主要品种有盘口壶、唾壶、罐、盆、钵、碗、槅(多子盒)、水盂、砚、香薰、鸡头壶、灯虎子等，反映了瓷器正在逐渐取代过去铜器和漆器的地位。这些器皿中造型最有特色的是蛙形水盂、熊形或狮形灯、鸡头壶和莲花尊。蛙形水盂以三国到西晋早、中期的造型最优美，如浙江上虞县东关出土的蛙形水盂。瓷灯的造型，在现存器物中，以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一件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的熊形灯最为生动。鸡头壶是三国末年两晋时期越窑和瓯窑创造的新品种，以后各地窑室均有烧制。早期的鸡头壶的鸡头只是简单的模仿自然，纯系装饰之用。东晋后，鸡头与器形融为一体，达到了实用与形式的有机结合。莲花尊的造型艺术性最高。河北景县封氏墓群、湖北武昌和江苏南京的六朝墓中均有类似的莲花尊出土。尊体以腹为中心，上下均以莲花瓣作装饰，设计别致、意匠新颖。
这时期青瓷的装饰手法，有模印、刻画、堆贴、塑饰、雕镂、釉彩变化等。其装饰纹样早期常用铺首纹、联珠纹等，最具有时代特色的纹样是莲花纹和忍冬纹(也称卷草纹)。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中普遍以莲花为装饰。这些现象说明，从商周开始的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装饰题材至此正在逐渐过渡到以植物纹样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同时反映了佛教艺术对装饰题材的重要影响。
除青瓷外，东晋时开始的浙江德清窑系统和北齐时出现的北方的黑瓷以及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的白瓷，也是这一时期制瓷工艺的新成就。其中白瓷的产生，为以后各种彩绘瓷器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时期的制陶工艺虽不及同时期的制瓷工艺那样发达，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日用器皿数量大减，陶制明器则大量流行。作为明器重要组成部分的陶塑──动物俑和人物俑，突破了前代陶俑古拙生硬的作风，而注重神态的刻画。肃然拱立的文吏俑、神气威武的武士俑、体态端庄的女侍俑以及从北朝才开始出现的骆驼俑，是这时期最有时代特色的陶塑作品。
织绣工艺
包括染织和刺绣两大类。染织工艺中又包括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和印染等工艺。其中以丝织工艺的成就最突出。三国时四川生产的蜀锦盛极一时。到西晋时，四川的织锦业在全国占有主导地位，蜀锦的织造技术也传入南北方和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四川成都、江南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和北方的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成为织锦业的三大中心。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锦，织锦中最有特色的纹样是禽兽纹。织锦除主要供国内统治阶级享用外，还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日本流行的和服，最初就是用三国时期从东吴输入的丝绸制成的。
刺绣工艺在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墓葬出土的实物中都很少。据王嘉《拾遗记》记载，吴王赵夫人曾因刺绣技艺之高，被当时人誉为“针绝”。1965年，在甘肃省莫高窟125、126窟中发现的一件北魏时期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绣品，是现已发现的这时期刺绣工艺的珍品。
金属工艺
由于青瓷的大量生产，逐渐代替了用青铜制作的日用器皿，同时，佛教的流行，大量的铜用于铸造各种佛像，所以，这一时期铜器的制作日益衰落。墓葬中出土的铜器，日用器皿明显减少，较多的是铜镜、铜洗、铜奁、铜炉等。它们的造型与纹饰，和汉代并无多大区别。只有金银器和金银装饰品，制作精美，比较引人注目。1970年，江苏南京栖霞山晋墓中出土的金银器达130多件，其中就有不少十分精致的金银装饰品。此一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使用金银器的风气，受到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
漆器工艺
与汉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漆器工艺也不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战乱，影响漆器生产，特别是青瓷的迅速发展，日用器皿和明器多用陶瓷代替，漆器失去了往昔重要的地位，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明显减少，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在漆器的制作工艺上仍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应用漆器的夹纻工艺制造佛像。所谓夹纻工艺，是以漆灰造型并用麻布粘贴作为漆胎。它在秦汉时已经流行。这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为了适应佛教的流行，便于佛教徒们将佛像装在车上游行，以扩大宗教宣传效果，开始应用漆器的夹纻工艺制造这种“行像”。它具有比泥塑坚固，比铜铸佛像轻便的优点，因此十分流行。相传第1个夹纻佛像，出于东晋著名雕塑家戴逵之手。北魏杨衒之撰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就记载了许多有关制造夹纻佛像的事情。
玻璃工艺
这一时期玻璃工艺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古代文献（如《魏书》大月氏条、《抱朴子》等）中就有关于玻璃工艺的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玻璃器皿和玻璃装饰品。其中有的是国内制造的，如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钵、葫芦瓶和玻璃珠、环之类。有的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器。如江苏南京象山7号墓、辽宁北票冯素弗墓、河北景县封氏墓群等出土的玻璃器物，均是罗马输入。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是由波斯输入中国的。
这时期的工艺美术，虽不如前一时期发达，但在瓷器工艺、丝织工艺、漆器工艺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它们为后来的隋唐工艺美术的大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正处在秦汉和隋唐两个高峰的过渡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