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Chinese classical concepts of population），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论述的有关人口发展和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丰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论述过人口问题，并成为中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人口是古代统治者的兵源和税源。人口的多少，特别是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比例、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主要关心的问题。

主张人口增殖的思想

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长期占支配的地位，许多思想家都把人口增长视为国力的增长。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时，曾推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迫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提倡仁和孝的同时，把繁衍后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主张一个国家应当人口众多，反对“地有余而民不足”，认为政府先要使民“庶”，然后使民“富”。他建议君主招徕“远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劳动人口。孟子继承孔子的人口思想，主张“广土众民”，并且发挥仁孝观点，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这种封建思想曾长期在中国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与生育行为。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积极主张增殖人口，鼓励早婚来使人口倍增。他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虚地”，人民要得到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即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君主应当增加人口，“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节葬、力耕，同时反战争、反杀殉、反对蓄养婢妾，认为战乱和“蓄私”都会妨碍男女适时婚配而影响人口增殖。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以后，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仍很盛行。公元5世纪南朝的周朗把人口增殖看作是国家大事，宣称治国者“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宋书·周朗传》），认为战乱、严刑、重役、天灾和疫病等是当时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天灾人祸，让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才会增殖。他甚至主张强制推行早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同前）。明代的邱濬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认为人口的多少关系国势的兴衰，“庶民多则国势威，民寡则国势衰”（《大学衍义补·善民之生》）。因为人口多意味劳力多，而劳动多则财富生产才能增多。当时一些君主重视掌握人口数量，鼓励人口增殖。

人口适度增长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有的思想家已提出了人口要与土地在量上相适应的观点，这当中包含着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孔子及其门徒曾经结合土地多寡来谈人口的多少问题。《商君书》更明确地指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算地篇》），人口与土地在量上应相适应，否则就会失调，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书中还具体计算出“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如果含有足够比例的可耕地，方百里地足以居住5万耕作的农民。《管子》一书也非常重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在《乘马》等篇要求“地均以实权”，即把各种土地按各自的收益折算成标准的耕地面积，以便和人口数量相对比。它声称“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禁藏篇》)。按照这个标准，“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50里，可以为足矣”(《八观篇》)，即认为方50里田野的适度人口是“万家之众”。它还指出，有地必须开垦，有人必须勤于耕种，否则不能富强；“地大而不为，命为土满；人众而不治，命为人满”（《霸言篇》），就不能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平衡。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人口和土地在量上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篇》）。这个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古代的适度人口思想。

与考虑人口和土地的关系相联系，不少古代思想家很注意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问题。孔子的门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认为生产人口要多，消费人口要少，国家才富足。《商君书》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篇》)，因此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荀子明确提出“省工贾，众农夫”的主张。王符也认为民有饥寒是由于从事耕织的生产人口少，而非生产人口太多，以一奉百，所以供不应求。北宋的李觏认为必须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冗食”人口，否则“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人民衣食不足，国家难以富强。

反对人口过度增殖的思想

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道家代表作《老子》中提出“小国寡民”的主张，已见其端。最先明确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是韩非，认为人口成倍增长是当时社会纷争的根源：上古时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他所处的时代则人口成倍增长，“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篇》）。韩非上述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反对人口过度增殖思想的主要渊源。

在封建社会后期，反对人口过度增殖的思想较前更盛。宋末元初马端临曾联系人口质量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增长，声称古时“人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文献通考户口考序》），因此“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认为后世人口量多质劣，不应多增殖。明代徐光启认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农政全书·井田考》）；江南地区日益人多地少，解决问题的办法除发展农业生产外，应把东南过剩人口迁移到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清代洪亮吉在其所著《意言》中明确断言，治平之世户口倍增，而田屋的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况有兼并之家，所以人民饥寒而死的比比皆是。解决的办法：一是“天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疫天灾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鼓励开荒、移民、限制兼并、减税、救济、发展生产等。他对解决人口问题抱悲观态度，认为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养人的方法和产品数量有限，不足以供养成倍增加的人口。

对人口迁移问题的考察

自孔子提出徕民思想以来，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考察了人口迁移问题。“徕民”是《商君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张。到汉代，移民垦边、驻军屯田已成为重要的政策，其后历代思想家都有所论及。最先明确论述人口迁移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义的是宋代思想家、诗人苏轼。他看到人口多不等于生产人口多，认为当时社会的病根在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已经人多为患。他断言，民贫的原因在于废井田后，人口分布和土地不相适应，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结果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因此，他主张移民垦荒，并把“均户口”作为“安万民”的一项措施。自徐光启明确建议把东南人口迁移到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之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不少思想家都把开垦西北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重视人口统计

中国古代重视人口统计。据《国语·周语》记载，远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时就统计过人口，“料民于太原”。《商君书》最早强调统治者要登记人口，“生者著，列者削”（《去强篇》），尤其要了解壮男壮女的劳动人口数。《管子》也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户籍登记，“与民数得亡”（《乘马篇》），即记录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徙。自秦汉以来，户籍登记一直是重要国策之一。东汉徐幹在其《民数篇》里系统论述了周知民数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治国之本，是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政府必须“审民数”才能治理百事，即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等。事实上他已认识到人口是财源和兵源，看到人口与国家收入之间的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虽然由于受历史条件和阶级偏见的局限，有的人口观点不免有片面和错误之处，特别是不能正确说明人口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总的看来，不乏真知灼见，值得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