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英语：ancient Chinese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system ），中国古代历代中央王朝设置机构、官吏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宗教概况
古代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原始宗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诸教共存。汉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对天帝和祖宗神以及各种鬼神的崇拜，相信男觋女巫能代人祈祷神灵，能沟通神与人的意志。周、秦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受命而王”，受天帝之命来统治人民。他们“建国受命，兴动事业”，都必先求助于卜筮，甚至把“决定诸疑，参以卜巫，断以蓍龟”视为千古不易之道。古代“蛮夷氐羌”等少数民族也相信卜筮。约在两汉之际，道教形成。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在内地流行。从元代起，伊斯兰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元、明以后，基督教也为一部分中国人所信奉。但是，在全国没有一种宗教占据“国教”的地位。历代帝王都自居为天子，视王权高于神权，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历代王朝都设置官吏和机构以管理宗教事务。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概况
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等职官，负责卜筮吉凶。太卜掌管玉兆、瓦兆、原兆三种卜兆之法。占人掌管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周礼·春官·占人》)。朝廷每遇祭祀和重要国事，都要向天神和祖先占卜吉凶。春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秦统一中国后仍因周制，设太卜官掌占卜，设太祝掌郊祀。汉承秦制，设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以后历代中央王朝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一般都称为太常或太常寺。
北魏佛教流行，除设太常，置太常卿、太祝令等职官外，还“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古代王朝设官处理佛教事务之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还曾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佛教僧尼之事，由礼部尚书所属之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当时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唐高宗时，曾设翻经院，专事译编佛教经典。
元代佛、道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授以玉印。至元初年，立总制院，由国师统领。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更名宣政院，统领全国的佛教寺院，并管辖西藏一切政教事宜。在地方还设行宣政院，分管地方僧务。伊斯兰教也随着大批中亚各族居民来华而盛行。中央曾先后设立过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除掌教念经及为国祈福外，还一度全面掌管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元朝与欧洲各国通使密切，不少基督教徒东来。中央为管理基督教，先后设置过崇福司、崇福院。
明代中央除设掌祭祀礼乐之事的太常寺外，还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地方的府、州、县设有专门机构，分别掌管当地僧、道事宜，并都是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主其事。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僧限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清代中央除设太常寺外，仍沿袭明制，设僧录司和道录司。清朝十分重视对喇嘛教（藏传佛教）的管理。全国藏族、蒙古族等信奉喇嘛教的地区，分别由四大宗教首领主持教务：达赖喇嘛主持前藏教务，班禅喇嘛主持后藏教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漠北教务，章嘉活佛主持漠南教务。清朝《理藩院则例》中的《喇嘛事例》五卷，对喇嘛事务的管理作了一系列规定，是清代管理喇嘛事务的专门法律。
特点
综观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宗教管理，与史同在。世代相沿，从未中断。而历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管理体制，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并且与行政体制配套。②古代中国，诸教并存，少数朝代对各教实行统一管理，发展到元、明、清，则各教形成独立的管理体系。③历代处理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一套管理条例，使宗教活动规范化。魏孝文帝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规定天下寺庙有定数。明代规定府、州、县的僧道数额，限制出家年龄，僧道官员的选拔要经过统一考试，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由中央认定资格，发给度牒。清代更制定《喇嘛事例》五卷，用以规范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