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國民黨元老)
于右任(中文拼音:Yu Youren；1879-04-11～1964-11-10），中國國民黨元老、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書法家、詩人。原名伯循，後以字行。祖籍涇陽。生於陝西三原，卒於臺北。
早年被陝西學政目為“西北奇才”。1904年，因刊行《半哭半笑樓詩草》，遭清廷通緝，亡命上海。次年，參與創辦復旦公學。1906年赴日考察新聞事業，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在滬創辦“神州”、“民呼”、“民籲”、“民立”等報，宣傳反清革命。1912年出任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1918年5月，返陝任靖國軍總司令，與豫、陝等省北洋軍閥勢力苦鬥四年。1924年當選為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7月，受李大釗之托，赴蘇聯動員馮玉祥回國重建國民軍，以解西安之圍。9月，與馮誓師綏遠五原，成立國民聯軍，被任為聯軍駐陝總司令。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長期任監察院院長。1948年4月，參與副總統競選，未果。次年經廣州轉赴臺北。生前表示百年後願葬樹多山高之處，以“時時望大陸”。有《標準草書》、《右任詩存》存世。
生平
“右任”本為清光緒三十年(1904)開始向報社投稿用的筆名，後成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筆名有騷心、大風、神州舊主、剝果、半哭半笑樓主、啼血乾坤一杜鵑、關西餘子等。祖籍陝西涇陽，生於陝西三原。兩歲喪母，由伯母房氏撫養。後經三叔于重臣幫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讀。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縣學，成為秀才。兩年後又在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繼續求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參加歲試，又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曾被陝西提督學政葉爾愷譽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帝出逃西安，參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認清了清王朝政治腐敗、媚外殘民的面目，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抨擊時政的詩篇，自編成《半哭半笑樓詩草》，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縣德銳看到詩集隨即報告陝西巡撫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辦于右任。于的親友聽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開封，向正在那裡參加會試的于報信。恰在這時，西安的電報局和路驛均發生故障，致使清廷緝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離開封到上海，化名劉學裕，入馬相伯創辦的震旦學院讀書。入學不久，震旦學院主管教務的法籍神甫乘馬相伯生病之機，企圖使震旦為教會所把持。馬相伯憤而辭職，學生相率離校。為解決離校學生的求學問題，于與馬相伯、葉仲裕、邵力子等另行籌組復旦公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秋節正式開學。
這一年，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對中國留學生的活動進行無理限制，憤然回國。于與王敬方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公學，使這些留日歸國學生能在其中繼續讀書。復旦公學和中國公學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次年4月，于為創辦《神州日報》赴日本考察新聞並募集辦報經費，由陝籍留日學生康寶忠引薦結識孫中山，並于同年11月加入中國同盟會。孫中山委任于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同盟會事務。回國後，經過緊張的籌備，《神州日報》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創刊，于任社長。該報一出，世人即謂之“炸彈”。次年2月，毗鄰的廣益書局失火，禍及報社。重新復刊時，因內部意見分歧，于退出該報，另籌《民呼日報》。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報》創刊，于任社長。此前，于即有創刊《啟事》公告天下：此報“以‘為民請命’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該報問世以後，發表了許多揭露和抨擊清王朝黑暗統治的文章，並配以發人深思的漫畫，增強了宣傳效果。清政府對《民呼日報》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揚言要挖掉負責人的眼睛，並于同年8月3日將于拘捕。于在獄中多次表示“報紙不能停刊”；但報館同仁明白：“報紙一日不停，訟案一日不了”，于便一日不得出獄。商討再三，“不得不重違于君之意”，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發出《本報特別廣告》，聲明報館財產轉讓。五天以後，《民呼日報》執照被吊銷，于被判令“逐出租界”。
于並沒有屈服，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又創刊《民籲日報》。他改“呼”為“籲”，少了兩點，象徵已去雙眼。但他頑強地表示，即使雙眼被挖，仍要為民籲天。當時，因自己不便公開露面，乃以範光啟為社長，但他仍是該報的實際主持人。不久，租界又以該報報導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損中日邦交”為藉口，再次將于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籲日報》，並不准報社原來的機器再印刷報紙。于出獄之後，計畫辦一規模更大的報紙。在愛國人士沈縵雲等人資助下，宣統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以于為社長的《民立報》問世。由於有宋教仁、王無生、景耀月、張季鸞、範光啟、談善吾等一批骨幹的幫助、支持，《民立報》成為當時國內發行數量最大的報紙。于以“騷心”為筆名，在《民立報》先後發表300多篇文章，對清王朝的統治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些文章也感動和激勵了一代學子。毛澤東曾說：“我在長沙第一次看到的報紙《民立報》，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報，這報是于右任先生主編的。”(斯諾：《西行漫記》第115頁)。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報館會見于，並題“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于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1912年春孫中山辭職，于亦辭職，回上海繼續辦報。“二次革命”失敗，《民立報》被查封，于避居日本，從事反袁鬥爭。
袁世凱死後，陝西爆發了反對陳樹藩的鬥爭。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樹陝西靖國軍旗，請于回陝主持。8月，于回陝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指揮這支武裝堅持四年有餘，成為北方地區唯一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軍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陝西靖國軍解體，于于當年8月到上海，向孫中山彙報了陝事經過，並協助孫中山進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此時，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生驅逐了不稱職的原校長，請于出任校長。于接受邀請，建議把校名改為上海大學。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學成立，于到校講話，宣佈就職。翌年4月，李大釗到上海，任該校講座教授，並推薦鄧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學協助辦校。在于和鄧中夏、瞿秋白、葉楚傖、邵力子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學很快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內很有影響的一所大學。
1924年1月，于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提出了國共兩黨“合則兩益，離則兩損”的著明論斷，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0月，北京政變成功，馮玉祥、胡景翼等邀請孫中山、于右任北上。12月31日，孫中山抱病到京。不久，命于和汪精衛等組成國民黨中央北京政治委員會，處理北方國民黨事務。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于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12月，段祺瑞改組國務院，特任于為內務總長，于堅辭未就。192 6年1月，中國國民黨二大會上，于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于對愛國學生的遇難十分痛心，親自籌款，幫助陝西旅京學生會安葬死難和撫恤受傷的陝籍學生。後受李大釗之請，赴莫斯科敦促馮玉祥回國參加北伐，並解被劉鎮華圍困的西安城圍。馮、于回國後，于9月17日在綏遠五原(今屬內蒙古)誓師成立國民軍聯軍，馮任總司令，于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監誓、授旗，並任副總司令。接著，于隨援陝先頭部隊，經寧夏、固原、平涼等地進入陝境。11月下旬，劉鎮華全線潰退，西安解圍，于以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的名義進駐西安，代行全省政務。12月22日，于和聯軍駐陝副總司令鄧寶珊發表就職宣言，提出廢除舊的政治體制、統一全省財政等12項整理陝西軍政的計畫，號召民眾“共同起來呀!建設美滿幸福的新生活吧!”1927年2月，根據聯軍總司令部決定，將西北大學改建為西安中山學院，還創辦了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為革命培養人才。此前後，聯軍駐陝總司令部發佈許多法令，取消苛捐雜稅，減少農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廳還翻印了大量革命書籍，並允許各種進步書刊公開發行。在于、鄧的支持和大批回陝的旅外學生推動下，全省工、農、學生、婦女運動蓬勃發展，出現了陝西近現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國民黨省市黨部接連召開討蔣大會。于在4月27日陝西省黨部召集的大會上，痛斥蔣介石“叛黨叛國之罪惡”(1927年5月17日《漢口民國日報》)。
寧漢合流以後，國民政府任命于右任為陝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執委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還被指定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同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又被推為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被推為主席團五成員之一。這次會上，他被推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于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938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于應邀為該報題寫報頭；到重慶後，于仍通過屈武與中共保持聯繫。汪精衛公開投降日寇後，他口誅筆伐，並贊成將其永遠開除出國民黨。于還為《大公報》撰文，首倡將對中國含有篾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島”改名為中南半島。1945年9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曾專程去看望過于。于亦設宴款待毛澤東。
1948年春，于出席在南京召開的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與孫科、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競選副總統，落選後仍任監察院院長。這時，他極力希望通過和談解決中國問題。1949年2月15日，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石家莊等地，與毛澤東、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協商和談事宜。2月27日，顏、章等人返回南京時，于親往機場迎接。同年4月，國共和談在北平正式舉行。李宗仁原擬派于作為特使去北平，于亦欣然受命，並做好了動身的準備。但正在北平參加和談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認為，于暫不離開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談協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談協定後，由于到北平主持簽字。李宗仁接受了張治中等的建議，于遂未能成行。周恩來聞知，對于的處境十分擔憂。當國民黨和談代表黃紹和代表團顧問屈武攜帶《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去南京覆命時，特別請屈武到南京後立即轉告于，“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批准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我們渡江佔領南京時，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動，到時候我們會派飛機接他來北平，將來同張瀾、李濟深和沈鈞儒先生一道，組織新政協，我們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後向于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但這時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國民黨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國民黨軍政機關撤往廣州，于被“護送”至上海。25日由滬抵穗，繼續主持監察院院務。7月16日，國民黨中常會正式決定成立挽救殘局的最高決策機關中央非常委員會，蔣介石、李宗仁為正副主席，于是九委員之一。廣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慶，28日離渝，29日被迫飛抵臺灣；原配夫人高仲林、長女于芝秀等親屬仍留在大陸。暮年孤獨無依，深念大陸親人，抑鬱苦悶，無以釋懷，於1962年1月24日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人間離情絕唱。
書法
于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大師。他編著了易識易寫、準確美觀的標準草書，自成一家，被譽為當代“中國草聖”。他的草書，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會四體之妙，博采眾家之長，達到了揮灑自如、爐火純青的境地。海峽兩岸同胞，都視“于草”為瑰寶，能得其寸楮片紙，均奉若拱璧。
學書之時，適值碑學書法（又稱碑版書法）如日中天之際，這個情形，一如康南海所說“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此外，碑學書法、特別是北魏書法中雄強壯偉的書寫特點，恰迎合了彼時民國開元未久，社會大力提倡的自強自振之風。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碑學書法的如火如荼也就成了必然。當然，碑學書法的真正源頭和成因，更是與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蓬勃興起和深入發展，以及書法一道借鑒之學的廣泛被運用直接相關。
根據于右任“牧羊兒自述”一文所言，他在啟蒙時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風貌的塚旁碑碣鐫刻文字。換言之，于氏對於書法的興趣，最初正始於棱角分明的北魏書體。然而不久，在他進入私塾讀經書習詩文時，卻又受到了原本偏好“二王”書體的師長的直接影響並隨之性喜行書。從此，這兩類書體便成了于氏日後心摹手追的主要內容。但畢竟性格使然，直至中年前後，于右任下力最多的，其實還是北魏書法一體。
1909年起，向有政治抱負的于右任，在上海主持創辦“民呼報”、“民籲報”和“民立報”，並藉此疾呼平等為民請願。彼時于氏正處而立之年，可謂精力充沛鬥志旺盛。同時，也是他著手在魏體書研習領域中朝朝暮暮用功最勤的時期。他曾花費大量精力臨摹過為數可觀的北魏楷書名刻。
于右任的前期書作，主要根植于碑學書法。準確地說，這一情形集中地體現在于氏以追摹北魏楷體為基本風貌的書法創作上。
對於于右任的楷書一體的創作，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先委婉後獷放的表現方式，是出於嚴格地遵循了一條先從六朝墓誌入手，再廣及摩崖、碑碣的有效借鑒途徑。此說自有其根據。從他的前期之作看，無論用筆還是結體，都讓人感受到具有豐腴疏朗獨具一格書寫特徵的北魏普泰元《張黑女墓誌》的鮮明影響。這個現象甚至延續至于右任各個時期的趨於規整一路的行楷書創作模式之中。另外，從于氏的當時書跡看，還可分辨出他的不蹈常式不囿一體的書寫狀況，正來自於他的多種取法之故。他的書作雖通常不具年款，卻無礙人們從筆法、結構及署款習慣來辨別他的各類特性。所以說，于右任在實踐體驗古人遺跡時的具體方式，是一種不以時代先後、不以文字形態，甚至是不以字體類別為惟一的交叉式活動。換言之，于氏在當初勤于《張黑女墓誌》之時，一定還著手于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他所喜好的各式碑版的研習，這一些，或可從他的傳世作品中覓得資訊。
被于右任盛讚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並”的津門書家王世鏜，為彼時一代章草大家。受其直接影響，中年之後的于右任把書寫興趣投向了草書創作領域，並由帶有章草意味的索靖《月儀帖》和無名氏《出師頌》，逐漸轉至王羲之《蘭亭序》等經典草書之作的臨摹和研究。為深入探究草書藝術和創作之源，並使之為廣大愛好者所熟識所運用，1931年，于右任領頭成立了標準草書社。
于右任身體力行地研究並實踐草書藝術的整個過程，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在這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漫漫歲月當中，于氏曾至陝、甘等地四處考察，從理論上創作上不斷請益問道于多有建樹的王世鏜。在數十年間的臨池生涯裡，鑒於于氏的深刻體驗，由他整理編撰和修訂的《標準草書》一書，從1936年至1958年的22年中，便先後出版了九次之多！至今，滬地老輩人仍能不時拿出好幾個版本的《標準草書》習字帖來。
然而，如果轉換習慣立場和視角，來冷靜而客觀地觀察于右任整個書法創作狀況的話，人們也許不會排斥另一種審美觀念。
如前所述，于右任中年之時，他的魏書創作已經到了功力所至信手拈來的地步，若此，隨著年齡的增長並積學漸深，如果創作觀念不發生偏差的話，于氏書風的日益老到而愈顯個人風貌的趨向，已是勢在必行。然而，恰在彼時生出並付諸實踐的于氏對於草書書法的濃烈興趣，則破壞了這個可能。
以敝之淺見，北魏書屬於碑學體系，而發自“二王”的行草書，則歸之於帖學體系，兩者無論技法參照還是美學形態，皆大不類同。故而，從書風借鑒的客觀規律看，碑、帖區別本如渭涇。從這一點出發，一旦涉及創作活動，便無可避免地會出現由創作過程本身所帶來的與用筆、結體等技法要素原本相悖的種種矛盾，並妨礙創作向縱深發展。
書法之道，古來向以善於表現個己書寫風貌為至高理想，但這一境界的最後實現，事實上又和作者有如用筆、結體的技法手段和個性化審美思想之下的創作方式戚戚相關。以上四家的書法創作的確是各具特點的，他們的藝術實踐還告訴人們，所謂“北碑南帖”的風格差異，正在於筆法和字法的根本區別上，即前者方峻開張呈現方意，後者蘊藉融合呈現圓意。從審美意義上解析，此一北一南、一方一圓看似形狀之異，實為本質之別。尤其是付諸於從表面看，其用筆特性似乎並無明顯差異的行草書創作時，慣用外拓筆法的碑學書家，表現於在銀鉤蠆尾式的多頓挫提按少使轉連綿的運筆中，曲盡一波三折之妙。而善用內擫法的帖學書家所著意顯現的，則是折釵股式的一氣呵成的筆意相銜。
如果于右任繼續深入碑刻書法，如果于右任從未涉及與其創作性格本不合轍的“標準草書”，那麼他的日後的更大成就，將毋庸置疑。事實則是，中年以後，在進入草書書法的創作階段時，于氏原本深厚的北魏書創作功力和由此而生的用筆習慣，反成為阻礙他達到理想境界的一種羈絆，使得他在對傳統草書創作試圖進一步深入時，往往抉擇無定，舉措兩難。並且越到老年，越顯氣體彌弱，甚至還出現用字雜糅氣息遲滯的弊端。這個現象，具體表現在作者由南北筆法差異所帶來的落筆的猶豫性，和長久浸淫於標準草書的結構特徵、以驅使觀念固化的通俗性上,同時也客觀地制約了于氏書法的創作格調。這樣，于氏草書的創作風格，最終只能定型在筆法嫺熟簡單、結構平淡無奇的認識層面。儘管說，于氏創導標準草書及標準草書社，對播揚草書規範自是功德無量，但與屬個性化創作範疇的藝術水準的高低優劣，則斷然是兩碼事，更何況，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是抒發個人情感和反映個己審美思想的直白訴說和物質性見證。儘管它有實用的一面，但終究不以其實用為上。
彼時，深受社會影響而竭力鼓吹碑學書法的南海康有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可謂不遺餘力。康有為在性格及經歷上與于右任頗多相象，兩者在草書創作技法表現上，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康氏因無視唐代草書經典以強作姿態甚至霸悍滿紙而不自知的情形，即所謂風格未成反留習氣，比之于氏，更是有過之無不及。若從這一專涉用筆特性的話題引申開去，人們並不陌生的
“四體全能”說，實際上只是一種唯技巧內容、但在創作上意境上始終難能走向極致的理想追求而已。
在中國書法史上，于右任先生無疑是一座時代燈塔。和古往今來的許多書家一樣，雖說于氏創作有著他的局限性，但歷史賦予他的崇高地位及其廣泛影響，卻無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