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儒学（汉语拼音：Ruxue；英语：Confucianism），中国儒家学说。“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稍后，人们便把“儒者之学”称为“儒学”。“（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后汉书·伏湛传》：“累世儒学，素拣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这些论述均使用了“儒学”一词。后来的新旧《唐书》、《元史》等都有《儒学列传》或《儒学传》，“儒学”概念也为人们广泛使用。

　　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孔子为宗师，以继承和弘扬孔学为旗帜，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典范，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中心，提倡仁义之道，重视礼义教化，强调人际和谐，以内圣外王为宗旨。

　　儒家学说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其原典理论“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推崇周礼，崇尚“仁义”和“礼乐”。主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性合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以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为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养，倡导“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经济上主张“富民”，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安民必先富民。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倡“当仁，不让于师”。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优则仕”，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讽喻刺美”；科学思想上重道轻器，认为为学应“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学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儒家学说在二千多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以开放、务实的精神，积极吸收、融会异质文化，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说，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是儒学初创时期，孔子通过对三代文化的反思、总结，继承周文化注重人道的传统，建立了仁学的思想体系。孔子以后，儒学分为众多流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以孟子、荀子的理论贡献和影响最大。孟子高扬孔子的仁学，对其人道精神作了具体的阐释与论证，将德政思想发展、完善为仁政学说，并于阐扬孔学的过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见郭店楚简儒佚书），则为人们深入了解孔孟之间的思想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字材料。楚简在孔子“性相近”和孟子“性善”论之间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一心殊等说法，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的提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楚简在孔子贵仁和孟子仁义论之间提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说，弥补了孔孟之间所曾失落的理论连接。荀子弘扬孔子的礼论，隆礼重法，王霸兼用，提倡以礼义来改变人的恶性，在发展儒学理论的过程中，综合、批判百家，吸收诸子思想之精华，丰富充实儒学理论，拓展了儒学的开发性与容受性。孔、孟、荀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对形而上的领域很少作理论上的玄思，《周易》的宇宙生成论、形上形下论弥补了上述不足。《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细化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中庸》则把道德修养与尽性、知天统一起来，提倡修身、事亲、知人、知天，进一步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容。孔子之学经孟子、荀子的分别发展，又由《周易》、《大学》、《中庸》予以综合总结，从而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格局，后世儒学就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与完善。

　　早期儒学只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没有被大用于时，并在秦代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沉重打击。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并发展成为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神学。两汉经学对儒学元典作了大量甚至是极为烦琐的解释，使儒学陷于僵化；谶纬迷信又使儒学神学化，儒学失去了稳定社会、维系人心的功能。魏晋时期，儒学与道家思想融合为“玄学”。玄学的出现，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历史否定，又是对它的批判继承。玄学家“援老入儒”，融合儒道，以道家理论诠释儒学，使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道融合为一，从而形成了玄学化的儒学。如果说，儒学在魏晋时期主要是与道家学说相互冲突融合，那么，从南北朝到隋唐，则主要是与佛教学说冲突融合。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家批佛兴儒，提出儒家的“道统”说，成为宋明理学产生的先导。

　　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它借鉴、吸收佛教的思辨方法和理论命题，构建了不同于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儒学以强调纲常名教为本质特征，但前期儒学重伦理学说轻本体理论，而宋明理学则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纲常名教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证。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具有一些民主思想。清代儒者虽在考据等方面有成就，但在西方近代学术思潮的冲击下，其地位岌岌可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儒家学说失去了它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历史的变革带来了对儒学的深刻反思。五四运动虽提出了鲜明、急进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对儒学缺乏科学、冷静和深入的分析。而随之产生的现代新儒学，即是对“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一种回应。它怀抱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融摄西方文化，认真地研究传统儒学及其变革和发展，凸显儒学的基本精神，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化，使儒学适应并进而指导现代生活，从而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格局。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已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生活习惯，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爱、和合、大同等思想，已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