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信臣

　　召信臣（生卒年不详，活跃于西汉初元至竟宁年间——公元前48至前33年），字翁卿，西汉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考中明经甲科，因此被举任为郎。在西汉宣帝时外放地方官曾任谷阳（今山东平阴西南）、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县令，后任零陵郡(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河南郡（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太守和少府等职。

　　汉元帝时期，西汉王朝由盛开始衰败。元帝继位后，沉醉于酒色，大小政事委以宦官石显处理。从皇帝到近臣贵戚竞相奢侈挥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召信臣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勤政廉洁，以清官著称。他治理有方，无论在什么地方任官，总是千方百计为民兴利除弊，所作所为务在富民。

　　南阳郡物产丰富，历来是西汉的粮仓之一，那里的冶铁业、商贾、交通辐辏也很发达。召信臣深知，国家兴盛必须以农业为本，农业发展则人民安康，人民安康则国家富强；相反，农业废驰则民心不安，社会动荡。治理好了南阳，不仅本地人民受益，同时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巨大影响。因此，召信臣担任南阳郡太守后，亲自劝农耕桑，同时积极支持发展冶炼和商业、交通，教导百姓勤俭节约。他率先垂范，生活俭朴，经常深入农村田头，巡视在阡陌之间，有时就在田边村舍休息，很少有在太守府上安居的时候。他发现当地百姓常受干旱困扰，丰歉无时，就亲自四处寻找水源，察看水情，然后率领百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并不断拓展渠道，使沟渠成网，扩大浇灌面积。同时修筑池塘，建造堤闸。在召信臣主持兴建的南阳水利工程中，最有名的是六门堰和钳卢陂。六门堰又叫穰西石堰，在今河南邓县城西1.5公里。它壅遏汉水的二级支流湍水（流入汉水支流清水，今白河），形成水库。最初设3处水门引水，元始五年（公元5年）增加到6处，所以叫六门堰。水由水门分出后，沿途形成29个陂塘，形成“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可以灌溉穰县（今邓县）、新野、涅阳（今邓县东北）3县5000多顷农田。这一带水利历史上经过多次兴废，明代末年才完全废弃。钳卢陂在邓县城南30公里，号称灌田万顷，废于清代前期。当沟渠、池塘、水闸修好后，为避免因农忙季节用水量骤增而引起百姓争抢，他又为当地百姓制订了“均水约束”即：管理用水的制度，规定各地方闸引水的顺序，并把具体条文刻于石上，立于田畔，有效地防止了无端的纠纷。由于建设与管理并重，使得南阳水利得以长盛不衰，呈现一体兴旺景象。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生动地描绘了南阳水利的盛况……

　　召信臣看到民间旧俗流行，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风俗之奢靡，破费之巨大，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百姓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花大量的钱财，有的因此而数年不振，甚至破产；有的借贷负债，甚至忍痛借高利贷以顾一时脸面，相互攀比之风日盛。召信臣深知这一旧俗的危害，如果不予禁止，则会影响社会安定，自己所实施的务在富民的努力将会落空。于是下令禁止红白事大操大办，提倡勤俭节约，一切务必量力而行。由于召信臣深受百姓的信赖和爱戴，所禁止的又是广大百姓深恶痛绝的恶习，所以令行禁止，旧礼俗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使南阳郡的风尚大变。

　　南阳郡的豪强势力一直比较强大，他们与府县官吏和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勾结在一起，依仗权势，为非作歹，危害百姓。召信臣对这些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对只知游玩、不事稼穑者，严加痛斥，令其改邪归正；对现任官员，则免除官职不用；对违法乱纪、鱼肉百姓有民愤者，则绳之以法，严厉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一时南阳郡社会安定，盗贼狱讼之事罕见，郡中之人莫不努力耕稼力田。全郡的官吏、百姓都爱戴他，把他称作“召父”。荆州刺史上奏朝廷说他为百姓兴利，南阳郡因此而殷实富裕，朝廷奖赐黄金。后迁河南郡（郡治在今洛阳市东20公里）太守召信臣一如既往，治行考核，常常都是第一等，又多次升级受奖。

　　汉元帝十几年的统治，使西汉王朝衰败下去。继位的成帝更加荒淫无耻，“重征赋敛，征发如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为自己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外戚王氏把持朝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奴婢买卖公开化、合法化，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辗转道路，农民、流民和铁官徒的起义此起彼伏，西汉王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竟宁（前33年）年间，召信臣到京城任少府，负责对宫廷供应，职位列为九卿之一。身为少府的召信臣，是当时头脑较为清醒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他任少府不久，为了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压缩土木工程，包括一批皇帝极少光顾的离宫别馆，停止修缮扩建和铺张陈设。又奏请罢省戏班和由宦官组成的皇家乐队唱演诸戏等糜费之项，提议将保卫宫馆的卫队及其兵器等一应供给的物品削减一半。

　　在召信臣任少府前，专供皇室膳食的太宫园里建有温室，每当冬季即为皇室提供新鲜蔬菜。温室建得很考究，菜地四周盖起带庑廊的房屋，日夜生火以提高室内温度，使之在寒冬季节也保持适合蔬菜生长的温度，耗费大量财力。召信臣认为这些设施劳民伤财，就借口生长出来的东西“为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应用来贡奉皇帝，奏请一概罢省。

　　虽然采取了罢省、削减之类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益奢靡风气，也无法挽救西汉末年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但至少表明，在君臣上下迷恋于无止境的享乐腐化、百姓正处于苦难深渊之时，召信臣没有与贪官暴吏同流合污，更没有为迎合皇帝的欲望而推波助澜，而是积极倡廉，并想方设法紧缩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召信臣年老，在官任上去世。元始四年（公元４年），平帝下诏祭礼百僚卿士有益于民生者，要祭祀已故百官中曾造福于民的人，蜀郡以文翁，九江郡以召信臣应诏。于是每年由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召信臣冢，南阳郡亦立为祠。《汉书》中，两次将召信臣列为西汉“治民”的名臣之一，可见召信臣已声名卓著了。《汉书循吏传》说召信臣“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有奉祀”，“此廪廪然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清代齐召南评述说：召信臣对南阳的贡献足以和李冰对四川（修都江堰），史起对邺县（引漳灌溉）的贡献相媲美。

　　时隔不足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于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自此“父母官”成为古代中国百姓对州、县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