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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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沫特莱'''(1890~1950)女。全名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人。1919年赴德国,在柏林以教授英语为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在丹麦、捷克养病,完成自己的长篇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经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书籍。1936年初,得知中共急需在西安设立秘密转运站以缓解红军奇缺的通讯器材和医药物品问题时,便与宋庆龄推荐德国共产党党员、牙科医生温奇·海伯特去西安,在七贤庄一号开设牙科诊所作为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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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语]]: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又译'''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左派]][[记者]],作家。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著称。她支持[[女权]]、支持[[印度独立]],亦支持[[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西安,暂住临潼华清池,边养病边写作,并准备从这里前往陕北苏区。12月初,蒋介石来到西安,把行辕设在华清池,督促实施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行动。史沫特莱被迫迁移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9日,西安大中小学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手持照像机,拍摄了许多学生游行的照片,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史沫特莱闻讯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她以极其敏感的政治触角,用手中的笔,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在西安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她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她还是应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之邀到广播电台工作,勇敢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的任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王炳南的安排,她和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一起专门访问了杨虎城,询问了西安捉蒋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与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问题,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她还和德国友人王安娜访问了事变后获释的大约300名红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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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后到《纽约呼声报》工作,开始文学生涯。1928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来中国。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30年代初,曾协助“[[左联]]”开展活动。1937年到[[延安]]。后到山西前线,对[[八路军]]和根据地作了大量报道。1938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棣华]]等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同时活跃在抗日战场和敌后根据地,写了不少报道。1941年返回美国后,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1949年被美国当局指控为“苏联间谍”而遭受迫害。1950年5月6日在赴[[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牛津]]。按照她的遗愿,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中国红军在前进》等。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应邀北上陕北苏区。途中在红军驻地富平县庄里镇停留,采访了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左权等,1月底到达延安。当天晚上,美国医生马海德就带她访问了红军总司令朱德。朱德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性格深深地感动了她,使她产生要写一部朱德传记的念头。3月1日下午,史沫特莱到凤凰山麓毛泽东主席住处,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采访。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新政策,告诉她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包括一切党派和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向她介绍了抗日民族阵线的主要政纲。此后,毛泽东常去她的住所,一起吃便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文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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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 ===
  
  接着,史沫特莱开始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朱德的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对朱德作长时间的采访,由朱德讲述自己的生平,他们使用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有时还画一些红军行军、作战的简图,在难以沟通时便求助于翻译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等。为了写好传记,她细心观察朱德的一言一行,并从老红军那里搜集有关资料。就这样写出了在她死后六年才得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一书。她在采访和写作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她吁请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她向中共领袖们建议,努力吸引外国新闻记者来延安采访;她坚决主张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新闻封锁,让更多的人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是,她向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记者发出邀请,只要谁能设法抵达西安,她将负责安排接应他们,并把他们领到延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王安娜、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列夫以及乘专车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都纷纷前往延安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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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 ====
  
  史沫特莱在延安看到了革命的未来。1937年3月4日,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没有被接收。她嚎啕痛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她解释:作为一名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作用。尽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要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对他的采访尚未结束。于是,她去问毛泽东:哪一样事更重要,更值得她做--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毛泽东回答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史沫特莱遂于9月中旬离开延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业绩,先后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以及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等书稿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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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 Missouri),幼年家庭困难,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侍女、烟厂工人。1901年时随父母移居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 (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17岁时,史沫特莱参加县教师资格考试并在[[新墨西哥州]]的乡村学校任教一学期。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1949年流亡英国,1950年5月6日在伦敦病逝。她在遗嘱中要求把她的遗骨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按照她的遗愿,将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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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914年的史沫特莱.jpg|thumb|220px|1914年的史沫特莱]]
  
[[Category: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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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史沫特莱在加利福尼亚积极从事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1912年8月,史沫特莱与欧内斯特(Ernest)结婚,1916年两人离婚。次年史沫特莱到达[[纽约]],为《号角》撰稿同时为女权主义刊物《节育评论》撰稿。1918年3月则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当局以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而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继续从事印度解放运动,还曾在柏林与[[尼赫鲁]]会面。1920年代,她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威廉·明岑贝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布·米罗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后者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负责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史沫特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史沫特莱在1928年来到莫斯科,结识了[[理查·佐尔格|佐尔格]]。1928年完成[[自传]]《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奔走于中国各个地区采访。
[[Category: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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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国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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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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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中国 ====
[[Category: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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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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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史沫特莱通过一位德国共产党人的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
[[Category:陕西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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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佐尔格到了上海,开始组建其组织。佐尔格回忆说:“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我把她当作我的小组成员一样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满意。”1930年底,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尾崎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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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做宣传工作。由她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由她推荐的美国人[[伊罗生]]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1932年佐尔格为组织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负责人[[牛兰夫妇]],动用了他的网络与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 (乐清人)|张冲]]接触,佐尔格等人被迫于1932年底撤回苏联。[[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史沫特莱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1934年1月,《中国论坛》的美国主编伊罗生与中共发生矛盾,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埃韦特请求将史沫特莱调回上海任主编。1934年4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之后,史沫特莱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出版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诞生》,这本书顾名思义,是一本同情共产主义者内容的出版物。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此后,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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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由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负责接待。她自己解释说是因为“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决定我去西安养病。”为了对史沫特莱入陕一事保密,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南京政府的警觉,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是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据当时正住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帮助刘鼎装电台的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回忆:“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同时刻另一位在西安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Helen Snow)回忆说,“刘鼎劝我立即离开西安,但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但海伦·斯诺在西安甚至连电报也不能发:“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发表其“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史沫特莱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但她当时的一些报道激怒了共产国际、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等人。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则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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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是1937年1月初被中共派人接到延安的。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象《[[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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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13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至此,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彻底破裂。1937年7月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啕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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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期间,毛泽东经常与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最终贺子珍决定出走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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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她从山西来到武汉和美国大使、[[南斯拉夫]]卫生专家等人商谈筹办中国红十字救助总队。此后,她便在[[中国红十字会]]军医部展开工作。她还说服[[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供应中国军队部分急需药品。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问题,史沫特莱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在武汉的10个月,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0年9月去香港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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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该书于1956年作者逝世后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这本著作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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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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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史沫特莱移居纽约,1949年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怀疑为“苏联[[间谍]]”,因此被迫流亡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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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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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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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 (政治人物)|黄华]]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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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人民邮政]]曾发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之友]]”系列纪念邮票,包含“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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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930年代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鲁迅一行人.jpg|center|thumb|400px|1930年代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鲁迅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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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史沫特莱之墓.jpg|center|thumb|400px|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史沫特莱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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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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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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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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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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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加·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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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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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美国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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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日战争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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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美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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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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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在华美国人 (1949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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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在德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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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在英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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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麦卡锡主义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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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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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文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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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S音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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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5日 (六) 11:52的最后版本

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语: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又译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左派记者,作家。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著称。她支持女权、支持印度独立,亦支持中国共产党

曾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后到《纽约呼声报》工作,开始文学生涯。1928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来中国。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30年代初,曾协助“左联”开展活动。1937年到延安。后到山西前线,对八路军和根据地作了大量报道。1938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棣华等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同时活跃在抗日战场和敌后根据地,写了不少报道。1941年返回美国后,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1949年被美国当局指控为“苏联间谍”而遭受迫害。1950年5月6日在赴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牛津。按照她的遗愿,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中国红军在前进》等。

生平

早年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 Missouri),幼年家庭困难,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侍女、烟厂工人。1901年时随父母移居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17岁时,史沫特莱参加县教师资格考试并在新墨西哥州的乡村学校任教一学期。

1914年的史沫特莱

1910年,史沫特莱在加利福尼亚积极从事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1912年8月,史沫特莱与欧内斯特(Ernest)结婚,1916年两人离婚。次年史沫特莱到达纽约,为《号角》撰稿同时为女权主义刊物《节育评论》撰稿。1918年3月则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当局以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而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继续从事印度解放运动,还曾在柏林与尼赫鲁会面。1920年代,她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威廉·明岑贝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布·米罗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后者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负责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史沫特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史沫特莱在1928年来到莫斯科,结识了佐尔格。1928年完成自传《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奔走于中国各个地区采访。

前往中国

1929年初,史沫特莱通过一位德国共产党人的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

1930年佐尔格到了上海,开始组建其组织。佐尔格回忆说:“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我把她当作我的小组成员一样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满意。”1930年底,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尾崎秀实

她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做宣传工作。由她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由她推荐的美国人伊罗生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1932年佐尔格为组织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负责人牛兰夫妇,动用了他的网络与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接触,佐尔格等人被迫于1932年底撤回苏联。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史沫特莱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1934年1月,《中国论坛》的美国主编伊罗生与中共发生矛盾,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埃韦特请求将史沫特莱调回上海任主编。1934年4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之后,史沫特莱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出版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诞生》,这本书顾名思义,是一本同情共产主义者内容的出版物。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此后,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1936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由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负责接待。她自己解释说是因为“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决定我去西安养病。”为了对史沫特莱入陕一事保密,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南京政府的警觉,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是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据当时正住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帮助刘鼎装电台的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回忆:“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同时刻另一位在西安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Helen Snow)回忆说,“刘鼎劝我立即离开西安,但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但海伦·斯诺在西安甚至连电报也不能发:“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发表其“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史沫特莱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但她当时的一些报道激怒了共产国际、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等人。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则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

史沫特莱是1937年1月初被中共派人接到延安的。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象《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37年3月13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至此,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彻底破裂。1937年7月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啕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一职。

延安期间,毛泽东经常与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最终贺子珍决定出走苏联。

1938年1月,她从山西来到武汉和美国大使、南斯拉夫卫生专家等人商谈筹办中国红十字救助总队。此后,她便在中国红十字会军医部展开工作。她还说服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供应中国军队部分急需药品。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问题,史沫特莱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在武汉的10个月,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0年9月去香港养病。

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该书于1956年作者逝世后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这本著作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战后

二战后,史沫特莱移居纽约,1949年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怀疑为“苏联间谍”,因此被迫流亡英国。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伦敦逝世。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

1985年,中国人民邮政曾发行“中国人民之友”系列纪念邮票,包含“3S”。

图集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第一个住处——上海吕班公寓
1930年代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鲁迅一行人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史沫特莱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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