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铜器窖藏

周原铜器窖藏，西周末年贵族逃亡时埋藏的青铜礼器。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东北和扶凤县北部的周原遗址。在两汉和北宋时期，这里即有西周有铭铜器出土。清代道光年间，岐山县境先后出土过盂鼎、大豐婬、毛公鼎等著名铜器。近80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发现铜器窖藏。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发现的铜器窖藏已近30起，出土铜器达千件，其中近百件有三五十字以至一二百字的铭文，制作年代多属西周中晚期。这些铜器窖藏的发现，为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重要铜器窖藏

重要的发现有：1890年，扶风法门寺附近的任家村，出土厉王时期的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 120余件。其中克组铜器的铭文均较长，除著名的克鼎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克钟5件，其中2件合为全铭共81字，另有克镈和克塏各1件，铭文分别为79字和107字。中义父组现存鼎5、塏和猩各2，铭文都较简单。在法门寺附近的上康村，1933年发现厉王前后的函皇父组铜器和白鲜组铜器等共100余件。其中函皇父组的 1鼎、3婬和1盘，铭文均为30余字，内容为记载该组铜器原来的组合情况。目前所知这组铜器还有鼎1和匜1。白鲜组包括鼎、甗和塏，铭文十余字。1940年，在任家村再次发现厉王时期铜器100余件。其中著名的梁其组铜器存钟6、鼎3、婬5、塏和壶各2。另有吉父所作鬲、婬、簠等。传1942年任家村所出的禹鼎，有铭文205字，记述周王命禹率兵平定南淮夷和东夷反叛事。但据实地调查，禹鼎很可能出自1940年的铜器窖藏之中。1960年，在扶风县齐家村发现西周晚期铜器39件。其中柞钟7件和几父壶2件均有铭文40余字，内容都涉及奴隶赏赐之事。另有柞钟7件及中友父所作婬和盘、匜等器，各有铭文十余字。1974年，扶风县云塘附近的强家村，出土西周中期的铜器7件。其中可能作于恭王八年的师摋鼎高80多厘米，有铭文196字，是周原近年出土铜器中最大的一件。同出的还有年代与之相近的师臾钟、即婬和恒婬盖等有铭铜器。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出土西周铜器37件，铭文一二百字的有5种 16件。其中年代属恭王前后的十七年卫婬、三年卫盉、五年卫鼎和九年卫鼎(即所谓“裘卫四器”)以及夷厉时期的塷匜，是研究西周中晚期土地交换和诉讼制度等的重要史料。1976年，扶风县庄白出土西周铜器103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铜器数量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批。其中74件有铭文，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年代相当于西周早中期的昭、穆、恭、懿、孝诸王时期，也有个别年代更早的。1981年，扶风县云塘附近的下务子村出土的师同鼎，年代为西周晚期，有铭文54字（系全铭的后半），内容与征伐鬼方有关。

窖藏的形制和年代

埋藏铜器的窖穴为圆形袋状或长方形，坑壁未加修整，均为仓促挖成。坑内所埋铜器并非作于一时，往往大小套合，层层叠压，放置较乱，有的用草木灰填塞。地层明确的窖藏，坑口都开在西周文化层内，有的相距不远便有大型建筑基址，又常包含西周晚期的陶片，表明这些铜器很可能是平王东迁时埋藏的。许多窖藏出土铜器的年代下限属夷厉时期，有的更可晚至宣、幽时期，这也是窖藏年代为西周末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