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

→ 本条目介绍“天命”这一思想概念。关于同名后金纪年，请见“天命 (后金)”。

天命，指天道的意志。延伸含义是“天道主宰众生命运”。语出《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的命数。“天命”说早在殷周时期已流行。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受命于天”刻辞不只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存在了。用《易经》的话来说，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对于这里的命，后人注释道：“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

　　命运的观点，在古代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至春秋时，孔子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孔子进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宋国的桓魑有一次想谋害他，孔子声称：“天生德于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总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有关，绝非尘世芸芸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儒家祖师爷孔子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说，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原来，他早年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然而这时他已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他不仅“知命”，他和弟子们还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属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这里他的说教是，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有幸得个好结果。

　　当然，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孔子集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我孔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和不好，是时间的问题（既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或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是死还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竞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竞来了，就是命运。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不有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禹为相的时间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天和命。实在是一致的。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正命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

　　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其时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早在殷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们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后来，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和天时、星象有关。《周礼·春官》记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是专管岁时星象，并从而窥探命运，推测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职官。

　　命数，这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诚等对数有一段很好的论述：“人为自然界天与地作用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人、天、地及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术数手段，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数是宇宙本质现象在度上的规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是点和线，也是波和场。它是数字的学问，也是哲学的学问。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刘禹锡在《天论》中认为数是事物内部的联系，凡物必有数，由数可以得理，顺乘其势。他说：“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功用，而不能自休于俄倾。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可见，数是考察事物的着眼点，通过数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

　　在孔子的学说中，还保存有“天命”的观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乐天知命，才被称为君子。夫子到五十岁明白这个道理，一切通达了。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例如战国荀子把“天命”看成是自然的、物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使用的“天命”概念，具有自然界的运行必然性的含义。而朱熹把“天命”看成理。

天命论，一种天人感应的神学政治思想。中国古代人们把国家的治乱兴衰、人事的休咎祸福的原因归结为天神干预的结果，称为天命。天命神学思想是由原始自然神崇拜演变而来的。殷周时代，人们认为，天命支配着国家命运，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其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西周末年，周天子势力衰落，天命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解释权由天子下移诸侯，由神秘的人格神含义转化为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准则和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天命论富于哲学意味。

先秦诸子循着这种变化，用天命范畴来总结他们在认识社会方面所积累的知识，完善他们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学说。孔丘主张“知天命”、“畏天命”，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但无意深究天命的含义。墨翟主张“尊天事鬼”(《墨子·尚贤中》)，以“天志”代替天命，但他心目中的天意，天鬼善良爱民，主持正义，是人间最公正的裁判者。《老子》坚持“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应遵循自然法则。孟轲说天命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称不测的事变为天命。荀况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的杰出思想。除《老子》、荀况外，先秦其他诸子实质上都相信天命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某种必然命运。

先秦天命观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一些崇尚自然的道家后学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说，一些朴素唯物论者往往发扬荀况的制天命说，更多的思想家则继承和发展儒家的天命说。汉代董仲舒创立了“天人合一”和阴阳灾异的复杂思想体系，公开宣传神权政治。他一方面论证君权神授，要老百姓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提醒统治者行德政、爱民众、注意天命灾异的谴告。宋明理学家用天理说代替天命论，其实质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并无不同。

天命论以原始宗教的面目出现，经孔丘、墨翟、孟轲、董仲舒等人的不断改造，它在保持某种神秘意义的同时又充满政治伦理色彩。天命思想与君权神授思想相结合，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之一，而强调天命的自然性或客观必然性，又对封建暴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