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武
孙铭武（1889—1932），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字述周，满族，辽宁清原县南八家乡（今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中寨子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三十四年考入兴京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县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民国8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第16师，孙任连长、营长等职。民国14年解甲为民，隐居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积极动员乡民亲友举旗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1931年10月19日，在清原县大苏河歃血盟誓，组建了辽东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血盟抗日救国军，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第一枪。队伍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1932年1月18日，被汉奸、卖国贼、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杀害，时年43岁。1953年，经辽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孙铭武为革命烈士。
生平事迹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洪宪帝制取消后任清原罕羊区区官，兴京东昌区区官。
1919年（民国八年），在东北陆军（奉军）十六师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后晋升第三营营长。
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
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不久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25年，因为对军阀势力造成的割据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的不满，已经是军方要员的孙铭武辞去了军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旅馆，旅馆只有20几张床位，这个曾经百战沙场的军人就此隐居下来，借以维生。同年参于郭松龄反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孙铭武和原籍新宾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冠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亡国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铭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声将军，要求抵抗日本军队。黄显声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孙铭武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
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与此同时，孙铭武还动员村民亲友举旗抗日，全村老幼无不赞颂。
张显铭回到原籍后，因他曾在国外留学，社会联系较广，与当地警甲多有往来。他首先向朋友张东郊、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并力陈救国大计。张、盖等人深表愿效前驱，遂写信给兴京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几经联络，李栋材同意“约期哗变”。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年10月10日，李栋材佯装“剿匪”率部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摆下香案，诵读抗日誓词，还在香案上放了一把手枪，“倘有二心，弹穿我胸。”随后，孙铭武以刀割指，在城隍庙的庭柱上写了“血盟救国军”5个字。旁观民众和在场官兵，群情激愤，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东北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成立仪式上宣布了六项纪律：
叛国投敌者杀；
携械逃跑者杀；
私泄军情者杀；
抢掠民财者杀；
奸污妇女者杀；
煽动叛变者杀。
参加义勇军的军民共同盟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杀身成仁。”孙铭武被推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负责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分别到兴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兴京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支持，使辽东血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
汉奸卖国贼、东边镇守使、省防一旅司令于芷山(后被日冠委为“满州国”上将警备司令)，得知孙铭武组织武装于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关系找到孙铭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孙铭武严辞拒绝。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期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后的资金用于购买枪支。村民一致同意买枪支援救国军武装抗日。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枪支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不久于芷山又又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督率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再次击退了伪军。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1932年5月，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
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以此为根据地长期抵抗。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辽东血盟救国军击退五县伪军联合“围剿”和打牛沟反击战胜利后，使于芷山威到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屈服。于是，于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这支日渐壮大的抗日队伍。
1932年1月15日，于芷山授意其次子、卫队团二营营长于宗谦前往血盟救国军驻地与孙铭武“谈判”。于宗谦面见孙铭武后，转达了于芷山的“合作诚意”。于宗谦代表其父说：“诸君均系有为之士，作无谓之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孙铭武和张显铭严辞以对，并向于宗谦提出，双方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于宗谦表示要请命于芷山。几天后，于芷山又复派于宗谦持信到救国军驻地，面邀孙铭武、张显铭等救国军指挥人员亲往三源浦“谈判”。信中还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其中多为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合签署的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的“保证书”。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人深知于芷山父子阴险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降日军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总参议张显铭和总指挥李栋材惟恐上当受骗，坚持不肯前往。总司令孙铭武执意要去，认为“以大无畏的精神，至诚的态度，决可感化于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遂决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殉国
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总参议张显铭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于芷山没有出面会见，却让人先摆宴席款待救国军谈判代表。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设下的“鸿门宴”，已知难逃虎口，当即写下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虽死九泉已暝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再为安葬，是余所嘱”。写罢他拜托旧部刘锡九转给自己家。刘锡九悲感交集，涕泪而退。当晚夜半时分，于芷山以重兵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缴械绑缚。是夜，寒风凛冽，大雪封门，于芷山害怕真相外露，连夜把孙铭武第20名救国军军官枪杀在三源浦西门外。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唱响第一首义勇军军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 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 战斗
战斗 战斗
孙铭武后人：爷爷有些事至今还是个谜
孙铭武烈士的大孙子、今年已70岁的孙显庭，退休前在石化部门工作。他说，关于我爷爷的一些事，尽管父亲生前做了很多工作，但有些事直到临终也没弄明白。
谜题之一：爷爷为什么要离开军队？
据孙显庭介绍，1919年以后，爷爷先后担任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等职。按理说，这个职位并不算低。但现在有资料说，1925年以后，爷爷因为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而退役为民。孙显庭说，爷爷离开部队的原因一直是个谜，父亲生前多次念叨这件事。说爷爷因“不满军阀混战”而退役为民，这个理由难以理解。他以前曾听父亲说过，爷爷早年还参加过直奉战争，并且还立过战功。如果说爷爷真是因为不满军阀混战而离开部队，那么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
谜题之二：爷爷为什么要在沈阳开旅馆？
有资料称，孙铭武退役为民后，并没有回到清原的孙家大院，而是选择在沈阳开了一家福兴旅馆，借以维生。孙显庭说，父亲生前对这件事一直想不通。父亲认为，孙家在清原有水田100多亩，房屋15间，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富户。据他所知，爷爷在沈阳的福兴旅馆规模并不是很大，总计不过20几张床，与其在沈阳“勉强维持生计”，为何不回乡经营？假设说爷爷开旅馆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九·一八”之后，他却能义无反顾地将包括祖上150亩水田在内的全部家产卖掉用于抗日？这是其一。
其二，父亲早年曾听奶奶说过，爷爷在沈阳经营福兴旅馆时间并不很长，大约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爷爷1925年离开部队，到“九·一八”事变回乡组织血盟救国军，这期间有五、六年的时间，爷爷在做什么呢？
谜题之三：爷爷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采访中，孙显庭跟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
大约是七十年代末，孙显庭由于工作认真、积极肯干，被组织上发展为预备党员。由于当时入党审查极其严格，单位多次派人调查他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次，外调的同志在抚顺矿区找到了他爷爷牺牲前一名姓吕的警卫员。这名警卫员十六、七岁开始就跟随着爷爷孙铭武，一直到爷爷牺牲。对爷爷的事、包括爷爷家里的事都十分了解。他告诉外调同志一个信息：孙铭武是中共地下党员。
孙显庭说，当时组织上外调的内容一般是不让当事人知道，他也是事后偶尔才听参与外调的人提起的。得到这个消息着实让孙家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没有想过，爷爷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至于这个证实有没有写进档案中，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孙显庭父亲生前多次提起，爷爷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与被称为东北义勇军缔造者之一的黄显声将军是同期学员。由于他们二人关系较好，孙铭武曾与黄显声拜过把子，是“磕头弟兄”。黄显声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党的领导者，孙显庭推测，爷爷的一些抗日救国思想是否与黄显声将军有关？
孙显庭介绍，上述这些疑问困扰着父亲很多年。尽管老人家生前做了很多努力，但终究因个人力量有限，最终也没有弄清楚。他希望今后相关部门能更详尽地展开对爷爷孙铭武和他的血盟救国军的研究。他说，爷爷的事迹不仅是他们孙家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他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国亡家破的残酷现实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