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汉语拼音：Wuxu Bianfa；英语：Reform Movement of 1898），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发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百日维新。变法由光绪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中国，许多维新人士被追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了民间支持更为激烈的改革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传统史观多按照梁启超编写的《戊戌政变记》作为基础，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近代史学界对这次变法虽然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显然地未有全面性改变一般人对戊戌变法之历史评价。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希图取得有限的参政权。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却又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一切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戊戌变法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概述
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19世纪70～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发展速度加快。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思潮。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改良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时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建议，以及“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10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的纲领。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强调应仿效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命誊抄副本，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转发各省将军、督抚审议。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自会晤，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才，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初印1,000份，后增至3,000份，随《邸报》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11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有少数官僚投机者参加。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影响广泛，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学课程，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变法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甚至把维新派视为叛逆。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潮流。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迅速从上海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第五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书呈工部，请求代递。工部尚书松溎以书中有“犯上”语句，拒绝代呈。而此书已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阅后即疏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䜣阻格，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当场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主张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并详述了他的具体变法措施。翁同龢旋向光绪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和武备局12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奏折中未出现以往上书中曾提出过的“开国会”、“定宪法”等建议，表明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有了修改。光绪帝命将此折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却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康有为甚感失望，“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4月，与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孔教）”为宗旨的保国会。而此前已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吴学会，此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8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两疏均为康有为所代拟。
6月11日，光绪帝根据杨深秀和徐致靖的建议，召集军机全堂，发布《明定国是诏》，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处处受慈禧太后挟制，建议“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专折奏事。康有为遂不断呈奏，并将《日本变政考》等书加上按语陆续进呈，阐述变法理论，规划变法步骤，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上，大批旧式知识分子反对废八股、停书院，一些官吏反对并衙门。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有的托辞“部文未到”，有的置若罔闻。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或精心策划，伺机反扑。在百日维新期间，新与旧政治势力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帝后党争尤为尖锐。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发出3道谕旨：罢黜翁同龢，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从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后党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然后又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遂即发生了届时将废掉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6月20日，帝党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日，斥退攻击康有为的后党御史文悌。8月10日，再谕各臣工，强调变法自强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并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令将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瀍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7日，罢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在变法诏令中多为后党留有出路，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12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立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接受徐致靖、谭嗣同、宋伯鲁的建议，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官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为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9月20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 举办京师大学堂
-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 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 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 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 设译书局
-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清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
-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
-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 在各地设立工厂
-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
-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 筹设武备大学堂
-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
- 裁减冗官
-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慈禧干政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正式掌权亲政，但是此种说法历来受到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
当时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刚毅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帝后两党争权经过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逐向太后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刘、杨、林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被斩首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成败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荣禄有恩于袁世凯，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把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但据近年根据历史资料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已经有所部署和防备。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权。如果袁世凯告密，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当时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麟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而非主动告密。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
对日后政局的影响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国亦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