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国民革命军上将）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川军著名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贵州省主席。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广安区龙台镇红日村人，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与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历经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劣迹。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1949年，杨森由成都离川赴台，后病逝于台北，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将领。他一生追求洋气和新潮，同时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
杨森幼时，家境一般，其父为邑武庠生，受此影响，他自小便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清末，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后，杨森被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朱庆澜的六十五标任尉级军官，始而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1915年1月任云南讲武堂队长，12月任护国一军第二梯团中校参谋，参加了护国战争。1917年任滇军第2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1920年4月脱离滇军，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泸永镇守使、第9师师长。1923年任川军第2军军长，在一、二军之战中战败，逃宜昌依附吴佩孚，由吴任为陆军16师师长，9月5日授陆军中将衔，10月23日授将军府森威将军。1924年2月率部返川，3月8日，加上将衔，兼任四川前敌总指挥。
1926年10月23日，杨森接受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之职。1933年10月参加对红军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任第4路总指挥。1935年奉命率部围堵长征红军，他派第一，第四旅在叙永堵截红军，第二、六旅在大渡河布防，并写信给朱德，要求互不侵犯。朱德回信，只要他不堵截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不会打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下浴血抗日，立下了多次战功，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等多次战役。1938年1月，杨森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20军军长，9月任第6军团军团长兼20军军长，18日晋加上将衔。1940年4月，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在1941年秋季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成了这次战役最大的功臣。
1945年1月，杨森被蒋介石委任为贵州省主席。在此之前，他就把三女儿嫁给了蒋介石的侄儿竺培丰，和蒋介石成为儿女亲家。1947年，杨森出任重庆市市长。1948年4月，卸任贵州省主席。
1949年解放战争势如破竹，杨森和四川军阀孙震一同从成都市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到海口，然后转飞台湾。
1960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杨森结束官场生涯后，不愿居住在台北市，在台北县新店镇稻子园买了一座山，修建起别墅，在此度晚年。1977年3月，杨森从菲律宾访问归来，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病逝，终年93岁。
抗战时期的杨森
“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在淞沪抗战前线，川军将领杨森一边高声吟诵着自己口占的这首抗倭诗，一边从容地指挥部下奋勇抗敌。这是近年热播的28集电视连续剧《民主之澜》第12集中，有关杨森率部参加凇沪抗战，要求士兵誓与阵地共存亡的镜头。而电视连续剧《壮士出川》，则更详尽地讲述了无数川军将士在抗日前线谱写的一曲曲英雄壮歌。杨森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其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定论。笔者也曾在《老照片》的相关文章中对其有过解读，此处不再赘述。仔细翻阅《杨森影集》，并查阅相关史料，可见其在抗战时期还是有所作为的。
1937年夏，根据“川康整军会议”决议，杨森20军的三个师改编为两个师，撤销135师，保留133师和134师。改编后，杨森为军长，夏炯为副军长。133师师长杨汉域，134师师长杨汉忠。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手枪团直属军部，团长杨汉印。当年20军中杨森同宗的子侄和四川广安籍的不少，被称为“杨家将、广安兵”。杨森也曾说：“我们杨家是大宋朝杨继业的后代，是‘杨家将’的继承人，历朝历代，祖辈辈忠勇报国！”
芦沟桥事变后，杨森接二连三电呈蒋介石主动请缨，要求将他的20军编入战斗序列，到最前线去对日作战。蒋介石对杨森主动请缨予以嘉勉，同时叫他加强战前训练，随时准备出发。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杨森所部开往安徽安庆待命，并叫杨森在部队开拔之前先到南京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共筹大局。于是，杨森提前飞抵南京。为了全面了解前线战况，经请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同意，杨森从南京出发到上海，再北上青岛，经徐州、郑州，折回汉口，与部队会合。
杨森在其回忆录《九十忆往》中记录了淞沪战场的见闻：“黄浦江上敌舰排列如山，贴红膏药的日本飞机每天轮番轰炸。想去最前线了解一下实际战况，部队长为我安全着想，要我在夜晚活动。夜间我到达最前线，将士们士气倒很高昂，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太厉害，以平面战术应付海陆空的立体战，血肉之躯怎敌得过猛烈的轰炸与炮火？白天受伤的将士要等到夜晚才能运到后方救治，因为敌人一发现目标，炸弹和炮火就会排山倒海般的袭来。”当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达10万人以上，且在继续增兵。敌军拥有重炮300多门、坦克战车200多辆、飞机300余架、大小舰只70余艘，海、陆、空齐备，武器精良。虽然国军已集结兵力达40余万，但火炮等重武器配备太少，坦克战车更是寥寥可数，敌我武器优劣悬殊很大。
1937年9月1日，杨森的20军从贵州徒步出发奔赴淞沪战场。20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他们上穿破旧的军衣，下着短裤、绑腿，脚穿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沿着湘黔公路，每天行军50多公里。一直到湖南辰溪，才乘船从洞庭湖到长沙，再乘火车到达武昌，连夜渡过长江到汉口，再经汉口转郑州、徐州、南京，最后到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尽管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但20军的将士们一路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同仇敌忾，精神抖擞，经过41天的跋涉，终于在10月12日到达上海前线，成为首批到达淞沪战场的川军。在南翔车站站台上，杨森感慨万端，口占一首《感怀》：“才消炎暑试新凉，沃野欣闻禾稼香；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
20军军部指挥所，就设在南翔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院子内。战斗之前，为鼓舞士气，杨森到前线各团发表动员讲话。他说：“我们20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为国牺牲，也是最有价值的！”20军这次参加淞沪会战，主要任务是承担桥亭宅、顿悟寺、蕰藻浜、陈家行一线的防守。10月13月，日军第九师团和其他特种部队数万之众，以大场、桥亭宅、顿悟寺、陈家行一线为攻击重点，企图从中央突破，消灭我中国军队，形势十分危急。
10月15日上午，杨森和副军长夏炯等正在与卫兵一道整理加固指挥部的工事，值班参谋传来第六兵团总司令薛岳的命令：防守桥亭宅、顿悟寺一带的32师被日军突破，阵地失守，要求杨森迅速出兵收复阵地。顿悟寺是当地的一座庙宇，旁边有近千米长的一段土丘，虽然坡度不大，土丘不高，但在长江三角洲的平原上，却是两军必争的一处制高点。为了争夺这片弹丸之地，友邻部队与敌人战斗了几天几夜，如今已成了一片断垣残壁。顿悟寺阵地的东侧和大场阵地相连，如果顿悟寺失守，日军便可截断国军的联系，并从侧后方包围大场主阵地。于是，杨森下令迅速组织反攻，收复桥亭宅、顿悟寺一线友军失掉的阵地。
执行夺取顿悟寺这场攻坚硬仗任务的是408团。当夜大雨滂沱，这片烧焦的黑土地已成一片泥泞。杨森赶到前沿，召集师长杨汉忠、旅长杨干才和团长向文彬分析敌情、商量战术。杨森决定夜间冒雨突击。兵力部署上，采取纵深配备，一个营在前，一个营在后，交替使用。入暮后，部队进入攻击位置，二线部队进入前沿。杨森首先请求集团军炮火支援，不等敌人的炮火还击时，向文彬就带领一营冲向敌阵。气急败坏的日军依仗其火力优势，将炮弹狂风暴雨般倾泻过来。向文彬团全体官兵拼死恶战，终于将日寇凶焰扑灭，狂妄的日本士兵，只得仓皇后退。
10月17日拂晓，当408团收复桥亭宅、顿悟寺阵地后，日寇不甘失败，即于翌日以一部与408团相持，又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蕰藻浜802团阵地进攻。蕰藻浜是上海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这一带地势平坦，难于隐蔽，冲锋时易暴露目标。由于敌人有绝对优势的炮火和空中掩护，总的形势于我不利。杨森在电话中对802团团长林相侯说：“相侯，你原是我的卫士，素来作战勇敢。你团长一职，是你英勇善战升任而来。你要和向文彬一样，给我狠狠打小日本！” 林相侯不辱使命，亲临第一线指挥，屡挫日军。拉锯战中，日军组织强大兵力反攻，在阵地将要丢失的千钧一发之际，林相侯身先士卒，冲出战壕与敌人死命拚杀，头部中弹倒下后，依然怒目圆睁，手指前方，示意官兵们奋勇杀敌（林相侯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团长。1988年12月2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林相侯牺牲后，802团将士义愤填膺，英勇搏杀，屡挫日寇进攻。接着，803团团长李麟昭又率兵增援，死死保住了阵地。
战斗持续到第四日午后，32师王修身所部守护的陈家行阵地又被突破，薛岳急命杨森派兵反攻，恢复原阵地。杨森即令133师出击。133师师长杨汉域以397旅为第一线向敌攻击前进，徐昭鉴的797团为预备队，蔡慎献的793团和李介立的794团分左右两翼，对日军实行夹击。在陈家行守卫战中，与敌激战之后，营级军官仅剩景嘉谟一人时，仍指挥士兵顽强坚守，至死不退，终于保住阵地。此后，20军阵地由友军接防。杨森所部奉命开赴苏州、常熟—线，掩护上海民众转移。在辛庄至常熟附近一线阵地上，又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此次淞沪抗战中，20军经过40多天的急行军，以疲惫之师、落后的武器装备，迎战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凶残日军。不但守住自己阵地，还把友军所失阵地夺了回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代价也极为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战斗中阵亡2000余人，受伤5000余人，团营长伤亡20多人，连排长伤亡200多人。杨森晚年回忆时曾说，这次战役“使我付出了生平最大的代价，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和我相亲相爱，如手如足的弟兄，整补的时候，零零落落，七拼八凑，只剩下了一旅之众。”
20军完成淞沪抗战任务后，杨森率部撤离阵地到达南京。蒋介石召见杨森时说：“你的20军这次在上海抗战打得很好，很光荣，第一批外械到了，优先补充你的部队。”同时，升任杨森为27集团军总司令，仍兼20军军长，并调往当时安徽省首府安庆市补充整训。1937年12月，杨森率20军到达安庆后，装备和编制都比原来有所加强，步枪大部换成捷克制，每营增加一个重机枪连，每团增加一个迫击炮连。特别是通讯部队更为充实，军增加了通讯营，师设通讯连，团设通讯排，部队指挥较前大为灵活。
1938年5月，日寇以陆海军部队，并配以空军，沿江西上窜至安徽芜湖，旋向铜陵、贵池进犯。另一支部队则沿津浦线由北南下插入安徽合肥、巢县、无为、庐江等地。驻防安庆的杨森部队当即以133师开往巢县、无为、庐江等地，阻击日寇继续南下，又以134师分驻枞阳和安庆一线沿江岸布防。6月初，日寇攻占巢县。杨森下令133师反攻，部队利用浮桥渡过运河向巢县出击，前进至巢县附近时，听当地老百姓说巢县城墙有一个洞，扛着机枪都可以钻过。师部决定组织两个营的突袭部队于深夜潜入城内，趁日军还在梦中，入城部队一齐开火，打死日军200多人。
接着，日寇又增兵两个师分水陆两路向安庆进攻。水路由四艘军舰载海军陆战队在枞阳附近登陆；陆路则沿公路进攻合肥。日寇攻占合肥后，杨森令部队在舒城、桐城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日寇向安庆进犯。此时，因守卫合肥的何成浚部提前撤退，敌人由合肥南下，直逼安庆，使安庆腹背受敌。杨森被迫于1938年6月12日放弃安庆，将部队撤到岳西县金家寨集中，后又反攻潜山县，切断敌人的运输线，直打到水吼岭，把日寇压进潜山，遂撤往太湖，然后向汉口撤退。蒋介石对杨森擅自撤出安庆甚为不满，曾电责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革职留任”。后来蒋介石知道事情原委后，又特别拨进口的捷克武器补充20军，借以安慰杨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占领武汉后，又继续沿粤汉路南下。蒋介石令杨森派一个师驻江西武宁，杨森即令133师师长杨汉域率部取道江西修水到达武宁。在罗盘山、棺材山一线，133师与日寇激战20多天。11月初，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对作战指挥系统作了新的调整，作战区域也重新划分。当时湖南和赣西、鄂南被划为第9战区，由薛岳任战区司令长官。杨森的27集团军总司令部移驻湖南平江。
抗战时期，湖南是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之一。第9战区司令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为粤汉铁路之要冲和中国战略大后方西南地区的战略要点。当时，中国军队非常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在此集结重兵对抗日军。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0万余人，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杨森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刚刚拆线，不顾医生劝阻就赶往长沙，率27集团军接受保卫长沙的任务。9月27日，杨森派134师急行军奔赴南楼岭、白沙岭、苦竹岭一带阻击日军。李麟昭的803团在白沙岭刚布好防御，就与夺路南下的日军先头部队开始交火。战斗中日军一指挥官被击毙，缴获了敌人此次作战的军事地图。了解到敌军的企图后，杨森立即召开军师长会议，改变原来的军事部署，调遣部队由南向北分头抗击敌人。第二天，79军和20军对日33师发起猛攻，日军遭受重创。但日寇依仗其良好的装备，在空军掩护下强渡新墙河，突破国军防线，向长沙进逼。杨森令杨汉域率部阻击由通城向长沙进犯之敌，在南楼岭、白沙岭、朱溪厂、龙门、长寿街一线紧紧缠住敌寇，致使敌后援部队和补给运输严重受挫，不得不撤回到新墙河以北原防地。这次会战后，杨森升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9月，日寇第二次进攻长沙。日军此次的企图，是想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9战区主力。9月7日，日军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向大云山进攻。9月8日，大云山祖师殿为日军所占。杨森采取尾击、侧击、截击的战术，于10日克复大云山。此后，日军又突破新墙河防线，直逼长沙。杨森所部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趁敌人熟睡之际，越过河床，将日军营房一百多匹战马偷走，敌人大梦初醒仓促应战，损失惨重。9月20日以后，日军占据岳麓山，向长沙城内猛烈轰击。这时，杨森的20军等部队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切断日军后援，并炸毁日寇在岳阳的弹药库，其补给和交通线、通信网也被彻底破坏。国军各部队便陆续从平江、浏阳、株洲等地按照预定计划进入战斗位置，将陷在包围圈的敌人穷追猛打，日军遗尸累累，精锐尽失。直到9月30日下午，日军方才突出重围向北逃窜，退回原阵地。日寇企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计划遭到失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牵制中国军队，日军调集5个多师，12万余兵力，在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的指挥下，对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战斗打响时，守卫一线的134师401团防线被突破，杨森下令20军部队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地区，沿公路、铁路附近山区构筑工事，阻击敌人，以掩护战区主力部队在长沙附近的部署。133师在粤汉路附近的傅家桥、下高桥等地与敌人大部队遭遇，顽强阻击，激战了三天三夜，双方均伤亡惨重。134师在影珠山、古华山等地对沿公路南犯之敌予以侧击，使日寇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遭受惨重损失，又一次被迫撤退。于是，杨森又下令20军和58军各部跟踪追击，在修水桃树港攻占日军的兵站和医院，缴获了大量车辆战马和作战物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宋美龄得知133师398团二营在守卫傅家桥的战斗中，营长王超奎率部与敌英勇搏斗光荣战死，全营400余人壮烈殉国的悲壮事迹，她非常感概地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赞赏这位抗战英雄：“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守卫长沙的王超奎就是例子！”当英美两国的代表在长沙参观时，看到长沙守军的简陋工事和普通武器后，对此也深表敬意。
1942年8月，杨森到湘北咽喉——岳阳县大云山检查布防。他想到那些死难的将士，决定在大云山刻碑纪念，亲笔题写了“三战三捷”四个大字，并附注解：“倭寇侵我中国，在湘北相持五年，中经大举犯长沙三次，赖民众协力，将士用命，都予击溃。国人正精诚团结，矢志澄清，泐石共勉。”在“三战三捷”刻石下方10米处，还有一块“三捷泉源”石碑，为20军副军长夏炯题。如今，这些石刻仍保存完好。
关于抗战时期的杨森，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是，1939年6月12日，他奉命指使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通讯处人员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但总的说来，抗战时期的杨森还是功大于过。1944年5月以后，杨森又率部参加了第四次长沙会战、桂柳之战、衡阳保卫战、茶陵安仁之战、收复独山之战和克复桂林之战等战役。广大官兵顽强奋战，英勇杀敌，作出了重大牺牲。抗战期间，关于杨森的话题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杨森注重军纪和对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驻防安庆时，杨森借鉴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四大纪律是：“决心英勇抗日，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国军团体”。十四项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和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物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守纪，负伤交枪”。他规定早晚点名时官兵齐声诵读，作为行动指南。杨森在师部还专门设立了政工队，部队休整时，政工队员分赴各团、营上政治课，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思想教育和教唱抗战歌曲等，以激励官兵的战斗意志。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当时只有17岁，上海沦陷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为了团结抗日的需要，她受中共湘鄂赣特委派遣，到杨森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曾经是134师政工队年纪最小的队员。
杨森善于在战争中学习并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杨森常说，“打仗，最要紧的是争取主动权”。他发现，日军进攻时，经常采取先用战斗机轰炸，继之以大炮猛射，最后再出动步兵逼近防线的方式。他觉得，对付装备占据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要利用其薄弱环节寻找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基于以前在上海和安庆等地的作战经验，以及近年来耳闻目睹和调查研究的体会，在长沙会战期间，他采取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方式，将主力侧移，反抄敌军后方，布下袋形阵地，加以反包围，最后则逐段击破。杨森说，他也曾采用共产党的办法，当敌军进攻时，将部队化整为零装扮成老百姓，待敌人通过后再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使敌人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为迷惑轰炸武汉的敌人空军，杨森找木匠做了几架木头飞机，停在日军必经的安庆机场。日军不知是计，派出机队狂轰滥炸。当敌机进入地面防空火力的有效射程时，133师的高射机枪一齐开火，一架敌机当即中弹起火，造成机毁人亡。1940年初，苏联为帮助我国抗战，派车尔卡索夫上校来27集团军担任杨森的军事顾问。在战斗间隙，杨森经常请车尔卡索夫给部队军官讲课，进行战术上的指导。每次讲课杨森都亲自到场聆听，并叫参谋将讲课记录整理后印发给官兵学习，对于提高官兵的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发挥了促进作用。
杨森高度重视与盟军的协作配合关系。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进驻桂林基地，美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任队长，担负轰炸汉口、岳阳和粤汉、津浦沿线等地日军基地及其补给线，协同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杨森令其次子杨汉烈担任对空联络翻译，指示空军轰炸目标。并告诫他：“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盟军不远万里前来援华抗日，一定要加强协作。”1943年底，陈纳德的“飞虎队”进驻湖南芷江机场，参与对日空战。一次，“飞虎队”的一架轰炸机执行任务后，在返回途中因机械故障，迫降到杨森27集团军驻平江的防区境内。杨森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部下，不惜一切代价，奋力营救盟军机上人员，并以优厚待遇将机上人员礼送归队。陈纳德对杨森及其部下的义举非常感动，遂于1943年12月31日给杨森写去一封亲笔签名的感谢信，并附上一张自己的戎装照片。陈纳德写道：“杨森将军钧鉴：敝军轰炸机在贵处附近失事，厚承将军营救该机上人员，并赐隆遇，敝军将士闻之均深感奋。谨申谢意，并请钧安！”“谨奉纳德近照一张，藉留纪念。”
杨森关心民众疾苦喜欢接触平民百姓。杨森说：“我生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喜欢和老百姓多接触。因为和他们交往，可以获得诚恳真挚的感情，使我有一种与大自然接近的纯洁清新感觉。凡是我部所管辖或驻防的地方，老百姓和我都很熟悉。”有一次，杨森骑马从平江去长沙，途中一户人家小孩发着高烧，喘息很急。他们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杨森不懂医术，见人危难之时只好权充医生。他身上仅有一些消炎药片，就拿出来给小孩服用，又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两天后，杨森返回平江，经过那户人家门前时特别紧张，心想，“自己硬充郎中，万一用错了药，那孩子不治而亡，自己将会多么难过。”没想到那小孩的父母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杨森才如释重负。杨森在其回忆录中还写道：“回首当年，最最令人怵目惊心、心酸难忍的，还是那些义不帝秦、死且不畏的大批难民群。”在阳朔、平乐、荔浦一线驻防时，每天都有难民潮水般涌来，杨森在部队自身给养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想尽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些饭食茶水，还抽调一些车辆运送病弱妇孺。
杨森积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广泛发动群众。杨森说过，“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他能办得成什么事情呢？”抗战时期，许多后方城市，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杨森觉得，前方的民众也应当组织起来，支援部队，“军民一条心，共同抵抗敌人”，才能取得胜利。杨森27集团军总部驻平江县长寿街时，成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他自兼该会主任。为了强化基层组织，他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参加训练，期满后回乡担任“准保甲长”。当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那些青年学生牺牲学业，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组织发动工作，在平江、浏阳两地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战地组织，如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等等，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在长沙会战中，这些基层群众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国民政府军政部对此很感兴趣，专门到平江拍了一部杨森怎样组织训练民众的纪录片，拷贝到各战区放映，为其他部队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