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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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设俎豆觞客。酒行，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頫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 | 君设俎豆觞客。酒行，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頫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 | ||
| − | + | 再经历了一些这种忧患之后，他就坚决不愿做官了。不但方国珍强留下，他力辞不从；后来朱元璋派人去请他，他也佯狂不出了。我们了解了高明的这样一些思想和传记材料，对于《琵琶记》带有浓厚的宣扬封建道德的色彩，而又不是毫无保留地肯定整个封建社会，就不奇怪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有区别的。高明头脑里的全部封建思想并没有在《琵琶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忠实的描写又使作品的内容突破了他的封建思想的限制；而且文学艺术的形象地反映生活这一特点更使作品的某些部分的客观意义和他的主观意图相违反。但是，如果只强调这种区别，而不承认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之间的密切的联系，那也是不能正确地说明《琵琶记》这样的作品的。只强调高明的“只看子孝共妻贤”的意图，就会简单地把《琵琶记》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说教戏；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方面，就又会荒唐地把它说成“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的作品”。其实如果不把这两方面强调到不可并存的地步，如果不夸大一方面去否认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以统一的。只强调作者的意图和这种意图在作品中的表现，固然并不完全符合《琵琶记》的客观面貌，也无法解释它的客观效果。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面，并从而把它的主题思想归结为是对于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揭露，或者说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那也必须要遭遇到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的困难。如果不加深究地去看《琵琶记》的情节，蔡邕的痛苦，赵五娘的悲惨的遭遇，蔡公蔡婆的死亡，好像都是由于蔡邕的“三被强”，而“三被强”又好像是由于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存在。但是这个“三被强”或者“三不从”就“做成灾祸天来大”的情节，历来都是受到非难的。历来都认为有许多漏洞。这些漏洞还不仅仅是细节问题，针线不密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这些情节有不真实的弱点。中科举和留在朝中做官，同父母妻子的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相反地，它们倒是可以使父母妻子也过富贵的生活的。皇帝不让他辞官，“难道不能走一使迎之”?牛相不放他回去，“难道差一人省亲，老牛也来禁着你”?后来的情节说明，牛氏和牛相都并不是使蔡邕和父母和赵五娘不能见面的真正的原因。只要蔡邕早吐露心腹，问题早就解决了。可见被逼重婚也并不是灾祸的根源。说到最后，只剩下饥荒的年岁一项了。但第二十一出又说：“这般荒年饥岁，少什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那么蔡邕就是没有去赴选，又何济于事?而且剧中虽然写张广才也曾请官粮，好像他家中并不很富有，但更多的情节却又写他总是有办法的，只要他一出现赵五娘的困难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他更主动更经常地帮助蔡家，不是也就可以度过荒岁?第三十八出张广才说：“原来他也是无奈，好似鬼使神差。”这个戏里面的悲惨的情节的形成，真有些像是鬼使神差了。这就是说，它是经不起认真的分析的。作者的原意不过是要洗雪蔡邕的被谤。他虚构的种种客观原因都是为了开脱蔡邕的“弃亲背妇”的责任。如果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许多漏洞可以看作只是一些情节上的问题，不必太重视。如果我们把作者的这些虚构看得过于重要，认为它们就是全剧的主题思想，认为它们就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那就反而给作者带来了新的责难了。那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种揭露不但不深刻，而且是不大真实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很难找到有这样的作品，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宣扬封建道德，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却是强烈地或者深刻地反封建。《琵琶记》里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的描写是并不统一的。它有时批评，有时又歌颂。它不但在《义仓赈济》里描写了里正社长的贪狠，而且较早的本子在《一门旌奖》前还多牛相在途中一折，其中描写衹侯及兀刺赤勒索站官两次分例，甚至剥他的衣服，而牛相却管不住。但在《杏园春宴》里却又说：“太平时车马已同，干戈尽戢文教崇”，“时清莫报君恩重，惟有一封书上劝东封，更撰个河清德颂”，又很像是一个太平盛世。这也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本来不是歌颂或批判封建统治，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就较为自由的缘故。我们对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的说明，是不能把它本来存在的两种矛盾的成分抹杀一种而只强调一种的。应该同时承认，它宣扬了子孝妻贤或孝义这样一些封建道德，但它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却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 | |
《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 《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 ||
2016年2月7日 (日) 10:54的版本
《琵琶记》，全名《蔡伯喈琵琶记》，中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元末南戏，高则诚(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琵琶记》是历代戏曲出版物中版本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至今依然是各地方戏曲剧种经常上演的剧目。明清两代刊刻传抄的版本存世者约有40多种，堪称中国戏曲版本之冠。全剧共42出，一般要演两天两夜，其中的关目如《南浦送别》、《吃饭吃糠》、《描容上路》、《琴诉荷池》、《廊房相会》、《扫松下书》等都作为折子戏单独上演。清光绪年间，温州同福昆班将全剧加以压缩，可在一个晚上演完，称为《花琵琶》。
《琵琶记》的出现，表明了中国戏曲草创时代的结束，是戏剧舞台从内容到形式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但为南方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所赖以依存的传奇体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戏剧独特的表现形态（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发展的座标。《琵琶记》无论是关目的细腻、布局的周密、文辞的声情并茂，以及双线平行发展的戏剧结构等方面，在古典剧作中都堪称典范。《琵琶记》被后人誉为“南曲之祖”，是当之无愧的。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古往今来，《琵琶记》不但是舞榭歌台盛演不衰的戏曲剧本，而且也是明清以来人们不断研究和探索的热门课题，各种笔记、随笔、专论及曲学书目和文史类教科书，论及《琵琶记》的不下数百种。早在19世纪，就先后有《琵琶记》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温州本土对高则诚与《琵琶记》的研究起步较早，民国三年（1914），任温州海关监督的如皋人冒广生从各种典籍中辑录高则诚早已散失的诗作，刻印了《柔克斋集》（柔克斋是高则诚的室名）；1956年，中山大学教授、温籍学者董每戡出版了《琵琶记简说》与《五大名剧论》；上世纪80年代初，瑞安学者舒良娅出版了《高则诚的故事》；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侯百朋先生为了寻找高家的家谱，甚至带着粮票跋山涉水，深入到穷乡僻壤，他先后出版了《高则诚与琵琶记》、《琵琶记资料汇编》等；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唐湜先生在80年代出版的《民族戏曲散论》中，把《琵琶记》列为专门一章来讨论；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胡雪冈先生与原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宪文先生合作出版了《高则诚集》。瑞安籍学者孙崇涛在访问西班牙时，带回了一部《全家锦囊》，其中就有《琵琶记》古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形成了一个以胡雪岗、侯百朋、徐顺平、唐湜、郑西村、沈沉等为核心的南戏研究学者群体，他们在南戏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温州南戏研究》、《高明与〈琵琶记〉》、《琵琶记资料汇编》等论著，尤其是沈沉主编的《南戏探讨集》，虽只是内部刊物，但它是国内研究南戏惟一刊物，发表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南戏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关注。此外，韩国、新加坡、日本、菲律宾等地的学者，以及英语系、俄语系、拉丁语系、西班牙语系等国的汉学家，都乐于将《琵琶记》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且不断有著作问世。
目录
第一出：副末开场 第二出：高堂称寿 第三出：牛氏规奴 第四出：蔡公逼试 第五出：南浦嘱别 第六出：丞相教女 第七出：才俊登程 第八出 文场选士 第九出 临妆感叹 第十出 杏园春宴 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 第十三出 官媒议婚 第十四出 激怒当朝 第十五出 金闺愁配 第十六出 丹陛陈情 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第十八出 再报佳期 第十九出 强就鸾凰 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餍 第二十二出 琴诉荷池 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 第二十四出 宦邸忧思 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第二十六出 拐儿绐误 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 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第三十出 瞷询衷情 第三十一出 几言谏父 第三十二出 路途劳顿 第三十三出 听女迎亲 第三十四出 寺中遗像 第三十五出 两贤相遘 第三十六出 孝妇题真 第三十七出 书馆悲逢 第三十八出 张公遇使 第三十九出 散发归林 第四十出 李旺回话 第四十一出 风木余恨 第四十二出 一门旌奖
内容
《琵琶记》源于民间传说。远在《琵琶记》成书以前的宋代，民间就已流传着关于蔡伯喈的传说，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负鼓盲翁”所唱的蔡中郎故事，很可能就是《琵琶记》的前身。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编》中有《赵贞女蔡二郎》一目，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可见高则诚是将“负鼓盲翁”所唱及南戏所演的蔡伯喈故事加以裁剪加工改编而成为《琵琶记》的。由于剧中的蔡伯喈是历史人物，后人便对此多方猜测：或以为是唐相牛僧孺之子牛繁的朋友蔡生；或以为“琵琶”二字上有四“王”字，就认为是高则诚的朋友王四；或以为是蔡京的第二个儿子蔡卞；或以为是五代时的慕容伯喈；或以为是邓敞等等，数百年间种种臆测，聚讼未休。其实剧中的蔡伯喈只是一个艺术形象，与东汉时做过中郎将的陈留人蔡邕并不相干。
主题思想
高明在表白他的创作思想时说过：“不关风化体，众好也徒然”，而在明代朱元璋更是非常推崇《琵琶记》，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的《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凡读《琵琶记》的人，都会念其德、感其情、效其行，有利于社会良好氛围的形成，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不少评论者对这一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但仍有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以批判为主题的作品。历代关于其主题的争论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琵琶记》的主题从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来看，是对封建社会中那些礼、义、忠、孝等伦理道德的宣扬。如从《琵琶记》中张太公、赵五娘、牛小姐等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善、美，张太公的古道热肠，扶危济困；赵五娘的吃苦任劳、隐忍孝顺；牛小姐的通情达理、温柔娴淑，他们都以自身的美德感染着人们。从而让人们看到那种至善至孝的美德，展示了伦理道德的魅力。
就全剧的悲剧色彩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所含有的批判的一面。蔡家一门四口，都是这悲剧的牺牲者。是什么使得蔡家祸患迭至，夫离子散人亡呢？回答是：“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三不从是一个整体，因为辞试不从，蔡伯喈中科登第成了状元郎，状元郎是官里人，自然是辞官不从，辞婚也就不得，只有“当快婿”这条路了。由于蔡伯喈身居相府不归，赵五娘独力难支、灾祸重重，以致父母双双亡故，酿成了蔡家的悲剧。在这三不从中，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构成了对蔡家的“禁害”，但是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只是辞试不从的必然发展，是辞试不从引来的恶果的加剧，所以说作者在此流露出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揭露了仕宦的罪恶。
由于《琵琶记》内容深广，因此主题思想也呈现出多面性。但总体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主题是宣扬与批判相结合，即让我们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美，也让我们看清科举给人带来的灾难与不幸。因此辩证地看，二者如绿叶红花相互映衬，彼此凸显。
社会背景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故事情节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允，强迫其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双线结构
《琵琶记》是双线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上京考试入赘牛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在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中，有许多剧本都是双线结构，但在这些双线结构中，所组成的两个故事，有许多是互不相关的，它们不能彼此促进，互为增辉。而《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不同，它们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个主题。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人物形象塑造
在作品中，高明以其精湛的艺术功力，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使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跃然纸上，浮动在人们的眼前。蔡伯喈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他既不同于民间戏曲中的蔡二郎，更不同于历史上的学者蔡伯喈，他是高明笔下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蔡伯喈的身上，突出表现了出世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冲突中，蔡伯喈表现出一个旧式文人的软弱与动摇的性格特征。赵五娘是作品精心塑造的另一形象，也是剧作者塑造的最成功、最光彩夺目、也最动人心弦的形象。她是一个道德高尚、善良淳朴、任劳任怨，有着美好品格的女子。然而在生活中，她却尝遍了人间的千般苦、万般难。新婚两月便与丈夫忍痛分别，虽千般不舍，但她还是尊重长辈的意见，送丈夫赴京赶考，从此生活的重担便都由她那孱弱的肩头挑起。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被打头风，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使她遭受了重重的苦难。糟糠自咽、罗裙包土、祝发买葬、描容上路等等，无不是以她的血和泪，来控诉生活的苦难，从而突显她那任劳任怨、孝顺贤德、宽容隐忍、善良淳朴的美好品质。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作者还描写了其他几个次要人物，虽然他们的形象没有主要人物那样血肉丰满，情态逼真，但是寥寥数笔还是为我们刻画出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如张太公的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在艰难岁月给了赵五娘生活上不少帮助，使人性之美、邻里之情，在他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牛小姐的温柔娴淑、通情达理，使她能理解丈夫的心境、同情五娘的遭际，给伯喈带来了一夫二妻和谐美满的结局；牛丞相则是权力的象征，他的横行霸道，造成了蔡家的一门悲剧；蔡公蔡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最平凡最普通的父母，蔡公望子成龙，希望广耀门楣，蔡婆则只希望“孙枝荣秀”，并不想儿子远离身边，只是一个普通憧憬天伦之乐的妇人形象。
《琵琶记》所描写的几个重要人物，他们的处境都是困难的。一个是自己过着富贵的生活而父母却在家乡饿死的迹近不孝的孝子；一个是独立支持荒年的家庭而且实际上类似为丈夫所抛弃的遭遇悲惨的孝妇和贤妻；还有一个被称为孝义兼全的人物也是处于矛盾重重之中，她嫁了一个“强就鸾凤”的夫婿，她要接受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的忽然的出现，而且还要远离自己的暮年的父亲去为已死的公婆庐墓三年。作者要通过这种种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遭遇来写出他的人物的值得赞扬，就不能不写到封建社会的多方面的生活，不能不写到封建道德的本身的矛盾。这些描写虽然并不是没有草率和虚伪之处，不少部分却是写得认真的，有真实感的。这样,这个作品就在它的宣扬封建道德和与之相联系的概念化的弱点而外，同样无法否认的，还有它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和与之相联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
剧中的主要人物自然是蔡邕和赵五娘。蔡邕是历史上的一个实有的人物。根据《后汉书》记载，“邕性笃孝。母亲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十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他本来无意于仕途，但后来还是做了官。他曾因向皇帝进言，触犯了一些权贵，几乎被杀。董卓当权以后，慕他的名，强迫他再次出仕。这一次做官的结果就更悲惨了。董卓被杀，蔡邕叹息了一下,王允要治他的罪。他哀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也不被允许。他就是这样地死在监狱里面。这样一个有文才的值得人同情的古人，到了后代，却在民间戏曲里面成了坏人。南戏《蔡二郎赵贞女》把他写为“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也是一个崇奉孝道，并且在仕途中碰过一些钉子的人。他在《琵琶记》里面把蔡邕加以改写，使这个人物重又能够获得人们的同情，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他给“弃亲背妇”的情节作了翻案。所以蔡邕就成为这样的人物，“他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表面上好像“三不孝逆天罪大”，然而实际上却是他不肯赴选，他父亲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相不从，“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就是说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孝子。
《琵琶记》很触目地描写了蔡邕的孝。他最初出场的时候这样唱：“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他并不是没有仕进之意。但接着他又自己和自己问答：“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他思想中的矛盾就这样解决了。但他终于被逼赴选。等到中了状元，他又被逼重婚相府，留官朝中。他在家乡的父母却遭遇到饥荒的年景，朝不保夕。他的母亲发现赵五娘暗中吃糠，悲痛而死。他的父亲在病得快死的时候，也十分气愤，要赵五娘把他的尸骸暴露，好叫旁人责骂蔡邕不葬亲父；要她在他死后休要守孝，早早改嫁；并且给张广才留下一条拄杖，要他等蔡邕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不孝子打将出去。单就这些片段而论，是写得强烈的，动人的，带有民间文学的泼辣的色彩的。然而从全剧看来，这却不过是误解罢了。蔡邕身在相府，心还是在亲闱。《南浦嘱别》以后，他每次出场，差不多都要提到他对于家乡的父母的怀念，而且有不少出都是以这种怀念开场。他曾托人捎信和金珠回家，不过为拐儿所骗罢了。他曾打算和牛氏一起回家去侍奉双亲，牛相没有同意，却也派人去接他的父母和赵五娘来做一处居住，不过时间晚了一些罢了。这真是像许多戏剧里面的错中错一样，最大的差错是他的父母不巧碰到了饥荒的年岁。等到他最后见到了赵五娘，知道他的父母已死，马上就辞官回家了。他庐墓三年，直到全家得到皇帝的旌奖。在全剧快结束的时候，赵五娘和牛氏都满足了。赵五娘对她长眠地下的公婆说，“今日呵，岂独奴心知感德，料你也衔恩泉石里。”牛氏也高兴“今日见公姑无愧色，又得与爹行相依倚”。这时候只有蔡邕还是有些含悲饮恨：“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这种悲恨在大团圆的欢乐声中留下了一点缺陷，点明了并不十分圆满，这是作者写得高明的地方。但这也仍然是写他的孝。
蔡邕在牛府里面怀念他的父母，有些时候也同时想到了赵五娘。他想到赵五娘，常常是和孝联系在一起的。他这样说：“天那，知我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或者这样想：“思量那日离故乡，记临歧[1]送别多惆怅，携手共那人不厮放，教他好看承我爹娘，料他每应不会遗忘。”甚至他从梦中醒来也是这样：“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蔡邕是一个孝子，他就必然首先要求他的妻子是一个孝妇。因为按照封建伦理，如牛氏所说，“娶妻所以养亲”。当然，剧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写到蔡邕对于妻子的感情。“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亲弦又撇不下。”这些说白表明了他对赵五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然而这位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作者是不能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男女之爱，甚至是合法的夫妇之爱的。因为在他看来，那样也就会“琐碎不堪观”。他的头脑里面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在封建道德里，夫妇之间不是平等的爱的关系。对妻子要求的是严格的贞节；如果说在理论上丈夫也负有一定的相应的道德义务，那也不是叫作爱情，而是叫作义。在蔡邕身上，作者是写到了这种义的。虽然如他自己责备自己的，“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他实际上还是很讲究这种义的。牛氏试探他：“且如你这般富贵，腰金衣紫，假有糟糠之妇，褴褛丑恶，可不辱没了你。你莫不也索休了?”蔡邕怒道：“夫人，你说那里话!纵是辱没杀我，终是我的妻房，义不可绝。”他又说：“古人云，弃妻止有七出之条。他不嫉不淫与不盗，终无去条。”赵五娘不但不淫不盗，而且是并不嫉妒的。她和牛氏互相谦让，都愿作次妻。所以按照封建道德，蔡邕就没有抛弃她的理由了。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义和爱情的区别。
高明就是这样把“弃亲背妇”的蔡邕改写为孝子，改写为并非真正负义的丈夫的。但写得最突出的还是孝。孟轲曾经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他所列举的前面那个公式固然并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然而人的一生的爱慕有所变化却是正常的，合理的。终身像小孩一样只知爱慕父母，倒未免太简单太奇怪了。那恐怕并不是真正的活人而不过是孟轲的空想。《琵琶记》里的蔡邕，就其主要方面说来，倒似乎是相当符合大孝的标准的。然而这个人物却常受到有些读者的非难。在封建社会的读者，是因为他的动机和效果的矛盾，是因为他嘴里和心里的对于父母的经常的怀念都无补于他的父母的悲惨的死亡。在今天，我们完全离开封建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也对这个人物有所不满，倒不是从这里着眼，而是感到作者通过他来宣扬孝道实在太频繁了。应该说这个人物在这一方面是写得有概念化的缺点的。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整个形象都是不真实的。在封建社会里面，本来也有笃信封建道德的人。而且整个说来，作者还是写出了这个人物的一定的复杂性。不仅《丹陛陈情》、《琴诉荷池》、《书馆相逢》这一类的场面把蔡邕的感情和心理写得比较细致动人，有真实感，而且如有些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和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还写出了忠和孝的矛盾。写出了一种菲薄名利的思想，因而这个人物就更像一个活人了。按照封建道德的体系，忠和孝是在共同巩固封建秩序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并不是经常都发生矛盾。但在某些具体情况之下，它们的确又很难两全。这就不仅暴露出封建道德体系的裂痕，而且还表明了忠和孝都有它们各自的不合理。像《琵琶记》所描写的那样的情节是相当特殊的，而且它们还有一些无法补救的漏洞。但是，尽管那些情节虚构得不大近情理，它们也仍然是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本来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全忠全孝”的蔡邕的确是并不怎样忠的。“日晏下彤闱，平明登紫阁；何如在书案，快哉天下乐!”你看这还不是他因为想念父母而愁眉不展的时候，然而他感到快乐的却仍然是读书的生活。这就说明了他仍然是一个书生。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更直接说出“我穿的是紫罗欄，倒拘束得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这真切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对仕宦淡泊的读书人的共同心理。凌濛初翻刻的臆仙本，多蔡邕、赵五娘和牛氏奔丧途中一折。这一折的最后的合唱是这样的：
好向程途催趱，渔翁罢钓还。听山寺晚钟传，路逐溪流转。前村起暮烟，遥望酒旗悬。且问竹篱茅舍边。举棹更扬鞭，皆因名利牵。
赵五娘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这种虚构是采取了民间戏曲的某些情节的。在好几种元人杂剧里都提到赵贞女罗裙包土筑坟台。从这个情节可以推想原来的民间戏曲应该就有蔡邕的父母为赵贞女所独立奉养以及终于不免死亡这一类的故事。然而如果因此把赵五娘这个人物的塑造完全归功于原来的民间戏曲，那就还是根据太少了。更近情理的想法是高明对于这个人物也作了许多的加工。这种加工可能一方面在她身上增加上了一些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把关于她的某些情节写得更为细致动人了。她和蔡邕离别的时候正是新婚不久。按道理是应该多写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的。但作者却把她写得有些吞吞吐吐，说了半句“夫妻恩情”就一定要回到公婆年高，蔡邕走后无人看管。她是不赞成她的丈夫去应试的。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两月夫妻，难于分舍，而是因为亲在远游，违背了“孝经”“曲礼”。她对蔡邕批评了一句蔡公，“你爹行见得好偏”，但理由也是“只一子不留在身畔”。她和蔡邕一起反复地合唱：“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当蔡邕埋怨他的父亲“不从儿谏”的时候，她还要批评他：“官人，你为人子的，不当恁的埋怨他!”这就比蔡邕还要孝谨了。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新婚不久，羞于表白感情，而是按照作者的创作主张，赵五娘应该是一个诚恳地这样想着这样说着的人物。如果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她对于丈夫的爱情和依恋，那也就成了‘‘不关风化体”， “琐碎不堪观”了。别离以后，有一出《临妆感叹》是写她对丈夫的怀念的。她感叹了“画眉人远”， “朱颜非故”，但她却又说：“妾身岂叹此，所忧在姑嫜。”这一出还写了她竭力奉养公婆的决心。她的想法是“一来要成丈夫之名，：米要尽为妇之道”。饥荒的岁月来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把钗梳首饰之类典些粮米，来供养公婆。她认为如果公婆受饿就是增加了丈夫的罪过，她就无脸见他。十分困难的时候，她曾打算投井，但想到丈夫临别时候的叮咛嘱咐，叫她看管爹娘，她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样，赵五娘就不仅是孝妇，而且是贤妻了。然而随着困难的日益加重，遭遇的日益悲惨，这位贤妻也不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柔弱的女子了。她叫出了“教人只恨蔡伯喈”，“怨只怨结发薄幸人!’’从《勉食姑嫜》、《糟糠自厌》到《祝发买葬》这样一些对于赵五娘的描写，都是感动人的。这是由于这一段生活本身的悲惨就很令人同情，而且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压中又透射出来了赵五娘的怨恨。这种怨恨虽然表现得并不多，也仍然是强有力的。它使这个人物和这个作品都带有了一些人民的气息。但是，就是在这些部分，也是这种冲破了封建主义对妇女们要求的奴隶式的驯服的呼声和作者一贯的对于某些封建道德的宣扬夹杂在一起的。这些部分也写了赵五娘对于公婆的孝。她给公婆吃饭，自己吃糠，固然是孝。她的婆婆怀疑她背地里独自吃好东西，她说，“便做他埋怨杀我，我也不分说”，这更是写她非常之孝。她的公婆埋葬以后，她说：“我死和公婆做一处埋呵，也得相伏侍。，’她决心去寻丈夫，也是怕她的公婆绝后。她身上背的是她公婆的真容，她口里唱的是行孝曲儿。除了孝而外，作者还写了她的贞节。蔡公临死的时候，写下遗嘱要她早早改嫁。她却说，“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奴家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妇”。等到她和蔡邕团圆，重又回到她公婆的坟墓前，她更为蔡邕辩护了。她对公婆说：“百拜公姑，望矜怜恕责我夫。你孩儿赘居牛相府，日夜要归难离步。”这就完全回复到戏剧开始时候的那种温柔敦厚的贤妻的性格了。
在封建社会里面，像蔡邕和赵五娘那样的人物，要他们完全没有封建思想，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身上的封建色彩那样浓厚，那样单调地在心里和嘴里好像一刻也忘不了一个孝字，却显然是作者要用这两个人物来提倡这种封建道德。然而人们却不顾赵五娘身上的封建性，深深地同情她，为她的遭遇和行动所感动，比较蔡邕更能获得一致的肯定，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她的那种孝行不仅仅是由于她头脑里面的封建思想，而且也是为客观环境所逼成，她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可以走的缘故。我们只能设想她可以少孝谨一些，不能设想她抛弃八十多岁的公婆不顾，不能设想她在公婆死后不去寻找丈夫。这样，她的境遇的悲惨，行为的坚忍和她在这一段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怨恨不平，就在读者的心灵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她嘴里所讲的那些封建教条以及她行动上对于这些教条的实践，在封建社会里固然可以获得人们的赞扬，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忍去苛责她了。《琵琶记》在不少出里还有这样一个特色，尽管其中的人物喜欢嘴里讲一些封建教条，不少重要的具体的情节却常常是写得认真的，有生活实感的，因而是动人的。描写蔡邕的《琴诉荷池》、《书馆相逢》等出是这样。写越五娘的《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书尤其是这样。吃糠本来是写赵五娘的孝。然而写到吃糠的时候，却不但描写了糠的难于吞咽，而且赵五娘以糠自比：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那，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再下面就是历来相传的神来之笔了：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尽管最后一句又回到了“公婆甘旨”，又回到了孝，我们仍不能不为这些抒情的句子所感动，而且感到这里面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孝的限制了。这主要是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和丈夫相见无期的妇女的沉痛的自白。剪发本来是为了埋葬公婆，也本来是写赵五娘的孝。然而写到剪发的时候，也不是轻轻放过，而是开拓出了另外一些动人的内容：
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也，头发，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甚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发愚妇人!
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心疼也!休休![4]却将堆鸦髻舞鸾鬟，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他霜鬟雪鬓人!
尽管这三支曲子用了一些陈旧的词藻，而且有些部分不够工整，仍然妨碍不了这些抒情的句子的动人。这里面不止一次地说明了剪发是为了资送公婆，但整个的内容却也远远地超过了孝的限制。这主要是写了一个艰难得只有剪头发卖、而且从这想到了她的全部的不幸的遭遇的妇女的慨叹、怨恨和悲泣。她想到了长期的离别。她想到了生活的艰辛。她想到自己的茫然的前途。她不得不剪发，而又依然表现出一个妇女对于自己的头发的爱惜。她对头发说，是她耽误了它的青春。她叹息只有她这种贫穷的女子的头发才会遭遇这样苦的命运。这种曲折的描写，是比直接地悲痛她自己的青春的虚度和愤慨人间的贫富的不平更为动人的。《琵琶记》的这种特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或者说冲淡了它的从头至尾都有的封建说教。正是因为这些有生活实感有真实性的描写，这个戏剧才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作品。而对于赵五娘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尤为同情，尤为着力去描写的。所以她成为作品中的最成功的人物，而且她身上的浓厚的封建色彩也并不能妨碍这种成功。此外，在展开赵五娘的悲惨的遭遇的时候，作为背景还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荒年的景象和封建统治下层的凶恶，这也应该看作是作者忠实地描绘生活的一个部分。
次于蔡邕和赵五娘的第三个重要人物应该是牛氏。紧接着剧中关于蔡邕家庭的人物的介绍，牛氏在第三出就出现了。在花园里面连秋千都不准打的牛相的家里，她是个独生女。“珠翠丛中长大，倒堪雅淡梳妆；绫罗队里生来，却厌繁华气象”。她很像是作者理想中的富贵人家的女子。但这一出却把她写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她禁止丫头游戏。她说，“妇人家不出闺门”。她说，“纵有千斛闷怀，百种春愁，难上我的眉头”。到了牛相要强迫蔡邕为女婿的时候，她却比较近人情了。她怕勉强成婚，将来不和顺。再以后就是写她既贤且孝或者孝义兼全了。她发现了蔡邕的秘密。她说服了牛相。她设法使赵五娘和蔡邕相见。她和蔡邕赵五娘一起到公婆的坟墓旁边守三年之丧。这个人物的处境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按照封建道德把她“理想化”了，她太容易地通过了这些困难，几乎什么内心矛盾也没有。她和赵五娘在剧中被称为“两贤”。在作者看来，这两个人是易地则皆然的。但到底因为她们的境遇不同，作者对她们的描写也有差异，结果赵五娘得到了一致的同情，而牛氏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概念化的人物。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作者的封建思想，更多地看到了他的封建思想对于艺术的真实性的破坏。但是，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我们今天从这个人物身上，却也看到了作者不知疲倦地提倡的孝这种封建道德的虚伪。作者是把牛氏也写得很孝的。她要对已死的公婆尽孝，但她又不忍离开她的白发的独身的老父。她临别时唱道： “觑爹爹衰颜皤鬓，思量起教人泪零。爹爹，我进退不忍。我待不去呵，误了公婆，被人讥评。我待去呵，撇了爹爹，没人温清。”以后她在途中也是常常慨叹“老亲衰暮年，难与我承看”[5]，“这般天气呵，谁人将护，将护我家中亲父”[6]。这和蔡邕时刻想念他家乡的父母，赵五娘经常想念她死去的公婆一样。但是，我们却忍不住要问，她既然这样不愿意离开她的白发的独身的老父，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蔡邕和赵五娘到已死的公婆的坟墓旁边去行孝呢?对亲生的父母要孝，对已死的公婆也要孝，而前者又必须服从后者，这样，作者所歌颂的孝的封建性质及其不合理就十分明显了。
《琵琶记》里还有一些次要的人物。这些人物也写得有一定的性格。但这个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好像是这样的：主要的人物或者重要的人物的性格是写得较为统一的；次要的人物却多少带有一些听任作者随便给他们分配任务的性质，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免有时有些前后不大一致了。张广才是次要人物中写得性格比较鲜明的一个。他的性格的基本的方面就是作者所赞扬的义。用我们今天的更适当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热心帮助人和富有正义感。他多次对赵五娘的援助以及他后来当着李旺对蔡邕的泼辣的责备，都表现了这种性格。但他最初的出现却是为了给蔡邕的赴选增加一个条件，却是为了解除他怕父母无人照管的顾虑。这样，作者就把他写为一个蔡公逼试的积极的帮手了。他不但也用一些封建大道理来压蔡邕，而且在蔡邕临别生悲的时候说：“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李卓吾批评本在这里批了一句：“胡说!”这实在不能不说作者写得有些过分了。到了最后，他在剧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这个人物又成了一个很庸碌的人。蔡邕回家拜父母的坟墓的时候，他对蔡邕说：“你今日荣归故里，光耀祖宗，虽是他生前不能享你的禄养，死后亦得沾你的恩典。老夫苟延残喘，又得相见，侥幸侥幸!”我们不再感到这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物了。蔡公和蔡婆写得时而令人反感，时而又令人同情。牛相更是时而横不讲理，时而又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显然都是作者任意驱使这些人物的结果。
艺术特色
《琵琶记》在戏曲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在语言方面，高明运用最浅显的语言，写出了最真实的感情。明朝徐渭《南词叙录》称《琵琶记》：“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近代许之衡曾赞扬高明创作中的本色语言运用时称他为：“白描高手”。在文章结构上，作者独具匠心，运用了错综交织的多重剧线索，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较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中就主要人物而言，作者运用了两条主线分别展开故事情节，用对比的手法将赵五娘与蔡伯喈这一贫一富、一贱一贵的形象突显出来，加强了悲剧感，更突出了赵五娘的悲苦心酸。把对比法运用于塑造人物，或异中见异，或同中见异，使美的更美，善的更善，崇高的更崇高，使丑的更丑，恶的更恶，卑微的更卑微，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典型。词曲抒情是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心理描写手法在戏曲艺术上的应用。高明熟谙戏曲艺术的这个特点，在《琵琶记》里，他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在性格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基础上，让人物歌唱抒情，吐露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情思，丰富了人物形象，深化了人物性格。
语言：文采和本色两种兼备
《琵琶记》的语言，文采和本色两种兼备。蔡伯喈在京城生活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语言，词句华美，文采灿然，语言富于色彩，讲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运用，是一种高度诗化的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富贵生活的环境而决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自然就雅，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们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楼阁的华屋，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用华丽的语言来写豪华的生活，才能和谐一致。赵五娘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语言。自然朴实，通俗易懂，生活气息很浓。不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这是一种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语言。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语言，也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贫穷生活而决定的。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会咬文嚼字，子云诗日。他们生活在农村，住的是民房，过的是农村生活，用朴素的语言来描绘这种生活，才能和谐一致。剧中两种不同的人物，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构成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琵琶记》运用语言的独特之处。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悲剧意蕴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但朝廷的答复是：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 “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评价
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
就形式而言，《琵琶记》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琵琶记》是一个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在它里面，两种矛盾的成分，对于封建道德的宣扬和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概念化的弱点和现实主义的描写同时存在，而且它们是那样紧密地交错在一起。
《琵琶记》里面宣扬封建道德是无法否认的。这个戏一开场就批评了“佳人才子”和“神仙幽怪”的故事，说它们“琐碎不足观”，然后就提出一种创作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面的宣言，也不只是到了结尾才又出现了对于这种主张的呼应，而是一种贯穿在全剧里面的思想。有些话本和戏曲，的确头尾常常有一些封建套语，而它们的正文却表现的是另外的内容，甚至是相反的内容。《琵琶记》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情节就是描写了“子孝共妻贤”，提倡了“孝义”。所以“一门旌奖”的大团圆就成为整个剧情的必然的结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作者高明正是以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旌表来作为他的肯定和赞扬的结束。
从《琵琶记》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情节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确是作者高明有意识地提出的创作主张，而且他在作品里也的确是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的，并不像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说的，那不过如有些戏曲一样，“主要是招徕观众”的套语。但作者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并不是歌颂了全部封建道德。他最热心提倡的是孝，其次是义。节不过附带写到了一下。至于蔡邕的“全忠”却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痛苦的服从。和这种被迫的痛苦的服从相比较，作者自然是更倾向于一种菲薄名利和仕宦的思想的。作者的思想体系是封建的，但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训，他仍然可以对封建社会的某些事物怀抱不满。封建社会的现实是比封建道德更加矛盾百出的。他曾经历了一些仕途的风波。他曾看到了一些在一个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看来也不能不反对的事实。而且就是那些恪守封建道德的人，在封建社会里也仍然常常要碰到一些困难和痛苦，这样的事实他也很可能是深切地感到的。所以他把蔡邕的“全忠”写成了那样，而且描画出来了灾荒年岁的残酷的景象，里正社长这一类人物的没有心肝。在赵五娘身上，在通过她来宣扬孝道的同时，他更集中地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妇女的共同的悲惨的命运。这些都应当看作是生活对于作者的狭隘的观念的补充和修正，看作是作者对于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忠实因而开拓和丰富了他的作品和内容。而且这样，作者也就达到了他在戏剧开场时候所提出的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艺术标准：“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这个作品是能够感动人的。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艺术技巧，更根本的还是由于它的内容。然而现实生活的教训是还不曾动摇作者对于孝义这一些封建道德的信奉的。相反地，他很可能以为这些封建道德正是医治封建社会的药方。所以他还是宣扬孝义或子孝妻贤到底了。他不知道孝不但不能补救荒年到来以后寻常人家的饥饿，而且也不能依靠它去取得家庭的真正的和谐。义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问题。赵五娘那样孝，那样贤，加上张广才那样义，蔡公蔡婆还是死了。而且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婆婆还是对媳妇那样责骂和猜疑。赵五娘那样贤，牛氏那样义，蔡邕也并没有负义，但这也只能在纸面上或者舞台上取得团圆的结局，在实际生活中这或许正是问题的开始。这种对于孝义或子孝妻贤的宣扬不能不给作品带来了许多概念化的成分，许多漏洞。虽然从这种宣扬中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出封建道德的不合理，正如我们从二十四孝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不合理、虚伪、甚至丑恶和野蛮一样，但这已经不是作品的正常的客观效果，而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作出的和作者原意相反的结论了。
除了《琵琶记》而外，我们还可以读到高明的一些诗文。关于他的生平也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考查。有些诗文和材料是可以和《琵琶记》的某些思想内容相印证的。《宋元学案》卷69的《沧州诸儒学案表》，把高明列在朱熹门人徐侨这一学派的系统下面，作为黄滑的门人。《新元史》卷206《黄溍传》说：“溍性至孝。营冢墓，有驯虎之祥。”《琵琶记》所写的蔡邕，他的孝心感化了野兔；而高明的这位老师，他的孝心更感化了老虎了。高明也是很重视孝道的。刘基在《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里，第一句就说他“少小慕曾闵”。曾参和闵子骞是名列二十四孝中的人物。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列有《闵子骞单衣记》，注明也是高明所作。不过这篇南戏已经失传了。他还写过<华孝子故址记》和《孝义井记》这样两篇文章[8]。华孝子名宝，《南齐书》卷55记载他的孝行是这样的：“父豪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行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虏，豪殁。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这完全是愚孝。但高明却对他大加赞扬，并且说当时做官的人如果像华孝子终身守着父亲一句话那样“奉君命，恪官守”，那么东晋就不会改朝换代为宋，宋也不会改朝换代为齐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更把孝和忠统一起来加以提倡。孝义井的故事是说一个人因为他祖宗的坟地没有遭到当地老百姓打柴放牛时候的践踏，而这个山上缺水，他就打了一个井来报答他们。所以这个井兼名孝义。高明为处州录事的时候，还曾亲自为一个孝女请求旌表。这个孝女叫陈妙珍。宋濂的《丽水陈孝女传碑》记载了她的行孝的故事。她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祖母害病，她割腿上的肉来给祖母吃。祖母的病好了。但知道了是她腿上的肉治好的，祖母很悲伤，病又复发了。后来梦见神人告诉她，要割肝来给祖母吃才能好，并且指点她从右胁下开刀。她割开了右胁，肝就从那里掉了出来。祖母吃了她的肝，病真的马上就痊愈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迷信和野蛮的色彩的故事，高明却信以为真，还为她请求旌表，可见他对于孝也是信奉到迷信的程度了。高明在他的诗里不仅歌颂过孝，而且还提倡过节。他写过一篇《王节妇诗》。还有一篇《昭君出塞图》，那就更使人反感了：
竟宁阏氏出塞城，鼙婆声断凄龙庭。边云竟与汉日隔，野草空作春风声。汉庭公卿无远举，却使娇姿嫁夷虏。岂知刘白与杨樊，复把丹青罔入主。当时国计无足论，佳人失节尤可叹。一从雕陶莫皋立，回首不念稽侯珊。纲常紊乱乃至此，千载玉颜犹可耻。蛾眉傥不嫁单于，灭火安知非此水。良工妙画不必观，勿因一女讥汉元。宫闱制驭苟失道，肘腋变起非一端。君不见，玉环自被胡雏污，岂是丹青解相误!
歌咏王昭君的故事的诗是很多的。但像这首诗这样，对这个古代的远嫁异域的女子没有同情，而且激烈地责备她失节，连匈奴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也要她负责，大叹“纲常紊乱”，甚至认为王昭君不远嫁，反而可能会害得汉朝灭亡，却实在是一种很少见很奇怪的议论了。
高明的有些诗里面也流露出来了他的菲薄名利和仕宦的思想，这和《琵琶记》也是可以相印证的。《柔克斋诗辑》中《次韵酬高应文》，《送朱子昭赴都》等诗都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宋元学案》卷70说高明“自少以博学称。一日，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登至元乙酉第”。这说明他最初是并不菲薄功名富贵的。但等到做了小官以后，他却如《宋元学案》所叙述的，“数忤权贵”，或者如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所说的，“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他就尝到做官的滋味了。赵访送他归永嘉的序就是作于他做官不如意之后。序中记载了高明临行时的一段话：
君设俎豆觞客。酒行，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頫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
再经历了一些这种忧患之后，他就坚决不愿做官了。不但方国珍强留下，他力辞不从；后来朱元璋派人去请他，他也佯狂不出了。我们了解了高明的这样一些思想和传记材料，对于《琵琶记》带有浓厚的宣扬封建道德的色彩，而又不是毫无保留地肯定整个封建社会，就不奇怪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有区别的。高明头脑里的全部封建思想并没有在《琵琶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忠实的描写又使作品的内容突破了他的封建思想的限制；而且文学艺术的形象地反映生活这一特点更使作品的某些部分的客观意义和他的主观意图相违反。但是，如果只强调这种区别，而不承认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之间的密切的联系，那也是不能正确地说明《琵琶记》这样的作品的。只强调高明的“只看子孝共妻贤”的意图，就会简单地把《琵琶记》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说教戏；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方面，就又会荒唐地把它说成“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的作品”。其实如果不把这两方面强调到不可并存的地步，如果不夸大一方面去否认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以统一的。只强调作者的意图和这种意图在作品中的表现，固然并不完全符合《琵琶记》的客观面貌，也无法解释它的客观效果。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面，并从而把它的主题思想归结为是对于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揭露，或者说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那也必须要遭遇到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的困难。如果不加深究地去看《琵琶记》的情节，蔡邕的痛苦，赵五娘的悲惨的遭遇，蔡公蔡婆的死亡，好像都是由于蔡邕的“三被强”，而“三被强”又好像是由于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存在。但是这个“三被强”或者“三不从”就“做成灾祸天来大”的情节，历来都是受到非难的。历来都认为有许多漏洞。这些漏洞还不仅仅是细节问题，针线不密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这些情节有不真实的弱点。中科举和留在朝中做官，同父母妻子的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相反地，它们倒是可以使父母妻子也过富贵的生活的。皇帝不让他辞官，“难道不能走一使迎之”?牛相不放他回去，“难道差一人省亲，老牛也来禁着你”?后来的情节说明，牛氏和牛相都并不是使蔡邕和父母和赵五娘不能见面的真正的原因。只要蔡邕早吐露心腹，问题早就解决了。可见被逼重婚也并不是灾祸的根源。说到最后，只剩下饥荒的年岁一项了。但第二十一出又说：“这般荒年饥岁，少什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那么蔡邕就是没有去赴选，又何济于事?而且剧中虽然写张广才也曾请官粮，好像他家中并不很富有，但更多的情节却又写他总是有办法的，只要他一出现赵五娘的困难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他更主动更经常地帮助蔡家，不是也就可以度过荒岁?第三十八出张广才说：“原来他也是无奈，好似鬼使神差。”这个戏里面的悲惨的情节的形成，真有些像是鬼使神差了。这就是说，它是经不起认真的分析的。作者的原意不过是要洗雪蔡邕的被谤。他虚构的种种客观原因都是为了开脱蔡邕的“弃亲背妇”的责任。如果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许多漏洞可以看作只是一些情节上的问题，不必太重视。如果我们把作者的这些虚构看得过于重要，认为它们就是全剧的主题思想，认为它们就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那就反而给作者带来了新的责难了。那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种揭露不但不深刻，而且是不大真实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很难找到有这样的作品，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宣扬封建道德，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却是强烈地或者深刻地反封建。《琵琶记》里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的描写是并不统一的。它有时批评，有时又歌颂。它不但在《义仓赈济》里描写了里正社长的贪狠，而且较早的本子在《一门旌奖》前还多牛相在途中一折，其中描写衹侯及兀刺赤勒索站官两次分例，甚至剥他的衣服，而牛相却管不住。但在《杏园春宴》里却又说：“太平时车马已同，干戈尽戢文教崇”，“时清莫报君恩重，惟有一封书上劝东封，更撰个河清德颂”，又很像是一个太平盛世。这也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本来不是歌颂或批判封建统治，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就较为自由的缘故。我们对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的说明，是不能把它本来存在的两种矛盾的成分抹杀一种而只强调一种的。应该同时承认，它宣扬了子孝妻贤或孝义这样一些封建道德，但它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却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
《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
朱元璋热捧《琵琶记》
徐渭《南词叙录》载：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高则诚《琵琶记》，读了该剧竟然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虽然徐渭的这段话早被戏曲界广为引用，然而，对于朱元璋为何如此高度评价《琵琶记》却少有人探讨。其实，只要结合朱元璋发迹的全历程，就不难发现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缘由：
首先，朱元璋一贯喜欢南戏《琵琶记》。据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说明朱元璋早在发迹前就看过南曲演唱的《琵琶记》，并深深地为它所吸引，以至当了皇帝之后仍念念不忘此戏及其作者高则诚，欲召见他，未料高氏孤傲，借病推辞。这段话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朱元璋“微时”正是元代末年，恰是南戏盛行并向四处流传之际。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古称濠州，系古钟离国的都城，自古是个“戏窝子”，凤阳花鼓戏即源于此，至元末，南戏当早已传入并盛行，朱元璋“微时”已看过此戏即是一证。朱氏登基后要接见高则诚仅是慕其才情而已，并非想起用他。而高则诚为人耿直耿介，向以名节自励，当年方国珍欲置其于幕下曾力辞不从，即日解官，从此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于垂暮之年，对于高皇的征召自觉更无必要，乃以疾辞，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朱元璋对《琵琶记》的兴趣却有增无减，据《南词叙录》载，有人向他进呈《琵琶记》剧本，他大加赞赏，“日令优人进演”，他自然每出必看。明陆采《冶城客论》说教坊刘色长明知太祖好南曲，却改南曲为北调，“别制新腔歌之”，即用筝、琵等弦索伴奏，结果适得其反，“终柔缓散戾，不若北曲之铿锵入耳”，太祖弃之不顾，依然爱听“浙音”即“海盐腔”。上好之而下效之，从此，都城南京即流行“浙音”，连“妓女辈或弃北而南”。可见，明初南曲“海盐腔”之盛行，与朱元璋向来喜欢南戏有关。
其次，《琵琶记》的部分情节与朱元璋的早期遭遇相近，容易打动朱元璋而引起共鸣。朱元璋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亲、祖父及曾祖父都因拖欠税款而在淮河流域四处躲债，以期找一个地方做佃户过上糊口的生活。他是长子，从小就给村里的地主放牛，弟妹因无力抚养而送人或嫁出。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蝗灾和瘟疫，朱家也染上瘟疫，不到半月，父亲、大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没钱买棺材，连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还是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俩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尸体，才将父母安葬。这一段苦难生活，与《琵琶记》赵五娘遇荒年请粮被抢、吞糠咽菜以及卖发送终、罗裙包土筑坟埋双亲的情景何其相似！
埋葬双亲后，兄弟俩各自逃生。朱元璋走投无路，投奔皇觉寺剃发为僧，做了小行童，每天扫地、上香、打钟、烧饭等，经常受老和尚斥责。后因缺粮，寺院解散，他只好托钵流浪，过着乞讨生活。历经安肥及河南的回始、信阳、汝州、陈州，三年后又回到皇觉寺。这一段历程，亦与赵五娘埋葬公婆后身背琵琶卖唱、上京寻夫的情景近似。这样的经历，对于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朱元璋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所以在位期间，他一再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还实施“徙富民，抑豪强”的政策，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不难设想，朱元璋无论是通读或观看《琵琶记》演出，对于那些与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种种苦难，无疑是感同身受的。
第三，出于高台“教化”的需要。纵观朱元璋的统治思想，最成功之处在于重视“教化”。而《琵琶记》一开宗即提倡高台教化，正好与朱元璋的初衷不谋而合。先看本剧的“题目”云：“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极力宣扬仁义、贞烈与忠孝。再看第一出【水调歌头】云：“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主张把“风化”放在第一位。又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再次强调子孝、妻贤等“教化”功能。最后说：“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意谓《琵琶记》在教化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为其他一切剧目所不及的。
朱元璋正是利用《琵琶记》的这些倡导为他的统治思想服务的。虽然《琵琶记》的实际内容并非完全按照这些口号撰写，而是通过塑造蔡伯喈、赵五娘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与封建礼教对善良、勤朴的劳动妇女的迫害，这是它的成功之处，但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虚伪的封建伦理的发扬光大上，不免夹杂着不少封建糟粕，如通过宣扬“忠孝两全”、一夫二妻“大团圆”、“一门旌表”等，调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朱元璋正可利用它为推行自己的统治思想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