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版本间的差异

2020年9月20日 (日) 17:29的最后版本

　　白居易（772～846年），唐朝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市)，大历七年（772年）正月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六年(800年)考中进士，十八年(802年)冬参加吏部会试，中“拔萃”科，任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的科考，列第四名，被调任周至县尉。二年(807年)通过了殿试，被授翰林学士。三年（808年）担任右拾遗。后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4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年)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十三年(818年)调任忠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忠县)。十五年(820年)被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长庆二年(822年)被调任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被召回京城，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次年，他被调任苏州刺史。大和元年(827年)在朝中任秘书监。次年，授任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年)，以太子宾客身份闲居洛阳。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只是管辖洛阳城。大和七年(833)四月任期满，再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春，以刑部尚书的头衔致仕，结束了他40年的仕宦生活。此后，他移居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一心参佛，与僧人吟诗唱和。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传世。《全唐诗》编其诗三十九卷，收录其诗作2642首。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生平简介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16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他写了《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送给名诗人顾况去看。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令顾况叹服，于是，顾况到处赞扬白居易的诗才，白居易也因此而初露锋芒。他在长安住了三年，因无事可干，于贞元六年(790)返回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居住。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参加乡试中选，来到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十六年(800年)，他考中进士，十八年(802年)冬，他参加吏部会试，中“拔萃”科，任秘书省校书郎。这年，白居易将家由徐州迁到长安城的常乐里居住。

　　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的科考，列第四名，被调任周至县尉。在这里，他写下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一直传诵至今。二年(807年)，他又通过了殿试，被授翰林学士。三年（808年），担任右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被刺，白居易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触犯了权贵，被以“僭越言事”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在江州四年中，他写了许多诗篇，其著名的长诗《琵琶行》，表达了他对下层社会妇女悲惨遭遇的愤满，也抒发了自己受贬的郁闷心情。诗中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把歌女的痛苦和诗人的惆怅心情描写得情真意切。

　　元和十三年(818年)，得宰相崔群的帮助，调任忠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忠县)。忠州地瘠民贫，白居易“劝农均赋税”，“省事宽刑书”，劝导农民发展荔枝和木莲树的生产。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李恒即帝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后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他回朝任职，本想能有所作为。但他在京两年，眼见朝政腐败，朝臣中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感到很失望。他也曾向皇帝上疏，但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便请求外任。长庆二年(822年)，他被调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三年，他为人民办了一些实事，如兴修水利，筑钱塘湖堤，引水灌田，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长庆四年(824年)，他被召回京城，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次年，他被调任苏州刺史。但这时，他已经对现实丧失了信心，消极悲观，想逃避现实，独善其身。

　　唐文宗李昂即位后，朝廷的大权仍然操在大宦官手中。白居易辞了苏州刺史职务返回家乡。

　　大和元年(827年)，他在朝中任秘书监。次年，授任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年)，他以太子宾客身份闲居洛阳。这时，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常和香山寺中僧人交往。

　　大和四年(830)，他被任命为河南尹，只是管辖洛阳城。大和七年(833)四月任期满，再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春，白居易以刑部尚书的头衔致仕，结束了他40年的仕宦生活。此后，他移居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一心参佛，与僧人吟诗唱和。他出资帮助香山寺修建了“亭一所，登寺桥一座，连桥廊七间，大小房屋十多间”，声称今生信佛，“来世”也信佛。禅宗的重要典籍《景德传灯录》把白居易正式列为如满的法嗣。会昌六年(846年)与世长辞，终年75岁，葬于香山寺外山坡上。

　　白居易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仅诗就有三千六百多首。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元和十年(815)当他被贬往江州后，他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长信，即有名的《与元九书》，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为社会的政治教育服务，“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使之成为改造社会、陶冶人的精神面貌的武器。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苦人民说话；他提倡继承《诗经》的风雅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他批评了自六朝以来诗歌创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阐明了诗歌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亦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理论。

　　白居易生性善良、正直，敢言直谏，有刚正不阿的操行。他坎坷的经历，也使他有机会了解广大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因此，他写的大量讽喻诗，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现实意义。其中《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50首是最光辉的代表作品。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表达自己写讽喻诗的目的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使皇帝了解社会下层状况，达到“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的目的。他这种善良的愿望虽然无法实现，但强烈地反映出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的创作技巧具有独特的风格。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加以艺术刻画，使作品的主题明确，针对性强，形象鲜明突出。他作品中的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准确，普通老百姓读得通，听得懂。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称赞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因而他的作品得到广泛流传。据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至于他的名篇诗句，更是远传日本、朝鲜等国。

　　白居易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伟大诗人，他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受到后世人的敬慕。他的作品辑为《白氏长庆集》71卷，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目前，尚有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白居易的研究，表明他在世界文坛上是很有影响的。

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参考条目

• 中国文学
• 唐诗三百首
• 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