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税使

矿监税使,明万历年间奉命监督开矿和征收商税的钦差专使。即矿监和税使，税使又称税监。

矿监税使的委派

万历年间，由于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见万历三大征），以及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国库空虚。二十四年(1596)，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为神宗采纳。自此打破以往对开矿的严厉禁限，每遇奏报开矿，即派宦官前往监督。京畿、浙江、陕西、山西、广东、云南、辽东、江西、福建、湖广、山东等二十几处均派有矿监。二十六年，又准千户赵承勋之奏请，派出宦官监督收税。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等处皆设税使，甚至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税收亦有税使。税使一般领税务，有的则兼管开采。

矿监税使都由宦官充任，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发给关防。他们在地方上创建矿税衙门，有自己的随从和爪牙。有的甚至招兵买马插手军事。如高淮成为“辽东矿税征收马市方物尚膳监太监”，后犹嫌不足，必请明神宗为自已加上“镇守”的官衔。自称：“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高。”

矿监税使的暴行

矿监税使并非从事正当的开矿征税。他们倚仗权势，追逐财利，干预政治，驱迫百姓，往往见到富户即诬为盗矿，见到良田美宅即妄指地下有矿脉，见到货物即强行征税，几等于公开劫夺。其中尤为横暴者为山东的陈增、湖广的陈奉、陕西的梁永、辽东的高淮、天津的马堂、广东的李凤等。陈增的亲信程守训自称“天子门生”，打着“钦命”招牌，横行淮徐，纵告“违法致富”，捉人索贿，多者万金，少亦不下数千金。有的矿监税使且摧折地方官员，劾其暴行的官员亦多遭迫害。

为搜刮钱财，矿监税使所到之处，无所不税。关、口、桥、门，税卡林立。行李舟车、房屋庐舍、米麦菽粟、猪鸡驴骡，莫不有税。河西务至张家湾仅百里，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数榷其税。仪真与京口仅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竟须两次上税。长江行船，顺流而下，一日之间要经过五六处税卡。万历二十九年，山东陈增、天津马堂等九名税监，在两个月内以矿金、税银、舡料银、遗税银、漏税银、赃赎银、监务银等二十六种名目进献给皇帝四十多万两金银和珍珠、丹砂及纱罗。但这也只是其劫夺钱财的一小部分，其余皆窃为己有，如马堂在七年里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万两。广东税使李凤吞没税银达五十余万两，其他珍宝亦与之相当。

矿监税使的危害

矿监税使的劫夺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对社会经济，特别对工商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纺织业最发达的苏州，“榷网之设，密如秋荼”，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万历三十年，由于税吏征敛，河西务关商货减少，先年的一百六十余家布店，此时仅剩三十余家。三十二年，京城也出现了“闾井萧条，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由于矿监税使聚敛，导致国家正赋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城市民变屡屡发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扩大。因此，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