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源
胡仁源（汉语拼音：Hu Renyuan；1883年－1942年），字次珊，浙江吴兴人。教育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等职。1913年11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至19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作为蔡元培的前任及除蔡元培之外执掌北大校印时间最长的校长，胡仁源在任的四年时间里，北大呈现出一派气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规章制度日趋完善，教育教学方式持续改进。他在任期间推动的一系列改革，对北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899年到1901年，胡仁源就读南洋公学师范班。1902年中壬寅科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就读，后来赴日本留学仙台高等学校、赴英国留学待尔模大学。归国后，曾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上海江南船坞副总理、北京大学预科及工科学长。1913年11月13日，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到1925年，任国立北京交通大学机械科教授、铁路管理科科长。1926年（民国15年）3月，在北京政府贾德耀内阁、胡惟德临时内阁中任教育总长。同年5月辞任，后转任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
1942年，胡仁源病逝，享年60岁。
对北大发展的作用(整顿和规划)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理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主要措施有：
- 扩大招生。
- 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 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阅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
- 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
- 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
- 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重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
- 加强对预科的管理。
- 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学计划书》)
随着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建造起来的。1914年，在校学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长离校是1916年12月)开学时，全校学生人已增至1503人。
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袁世凯反动政府执政之时，但胡仁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气节的人，他不曾列于筹安会，上劝进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也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民国初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难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暂行管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至1916年12月6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任校长达四年之久，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的完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总之，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对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继续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