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英语：literature of the Soviet Union）是多民族的文学。据1968年统计，苏联文学包含着用72种民族文字写作的各民族的文学，其中42个民族的书写的文学是在十月革命后创制了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后产生的。

十月革命前沙俄境内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

十月革命前，沙俄境内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各民族文化的结构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据苏联文学史家的分析，沙俄各民族的文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十月革命前夕，按照它们的社会、思想和艺术的发展状况，并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①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级。它们在艺术上是最发达的，而在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和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获得了世界声誉，它的美学思想也达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高峰。而在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沙俄，并同沙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俄罗斯民族的先进的文学对沙俄其他民族的文学发生过不少良好的影响。其他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在十月革命前也已经产生了思想、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文学，出现了本民族的许多知名的古典作家和杰出作品。

　　②沙俄境内在东方、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的许多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十月革命前夕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式的社会生活，脱离现代文明，沙俄及本民族剥削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压迫，并竭力要保持它们的“落后不开化状态”等等。所有这一切必然对这些地区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从19世纪末叶起，特别是在1905～1907年革命的影响下，这些民族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觉醒的高潮。沙俄东方各民族，如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奥赛丁、楚瓦什、柯米、雅库特等，在觉醒的过程中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民族启蒙运动的文化，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政论家、学者。

　　③十月革命前在社会性质上还是以氏族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实际上还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如吉尔吉斯和北高加索、西伯利亚、极北方、远东等地区的某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书写文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20～30年代才逐步创制的。十月革命以前，这些民族，由于特别落后的历史条件，沙俄残酷的民族压迫，加上恶劣的地理物质条件等等，有的民族已经濒临灭种。在这些民族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条件利用与他们较接近的、有血缘关系和他们所易懂的其他民族的文字，也有些人能有机会在宗教学校中学习，因而受到过一些教育。但是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泉是丰富多彩而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其中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十月革命胜利至20年代前期苏联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苏联文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上述各种类型民族原有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结构上的种种差异，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也有相应的显著的反映。不仅在上述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之间，就是在同一种类型本身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差异。

　　十月革命刚胜利，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立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定，并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如扶植和发展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大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的发展，等等。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家的队伍就开始形成。首先是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乌皮特、阿科普扬、卢纳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沙乌米扬、别德内、马雅可夫斯基等一些在沙俄时代已同革命运动有联系或者参加革命斗争的作家。他们有的以文学创作，有的以政论著作和文学批评活动，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其中高尔基是奠基人，他在团结具有民主倾向的作家、帮助他们转向革命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从国内战争前线归来的红军战士中因“受到革命的动员和号召”而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再有是一些原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状况比较复杂，他们虽然同情革命，但暂时持观望态度，或侨居国外，最终克服了种种复杂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站到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政权方面来。例如阿·托尔斯泰等。苏联文学就是由各民族的这样一些文学家共同开创和建立起来。

　　十月革命至20年代前期，苏联全国各地首先是普遍而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而在前述②、③两种类型民族的文化活动中，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十分流行，特别是在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中出现了第一批杰出的苏维埃的民间诗人，他们成为本民族劳动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代言人。

　　苏联政权初期，各民族文学非常显著的特征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浪漫主义。这在20年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些不同的风格不仅表现在各个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民族文学内部之中。当时风行一时的是革命颂歌、赞美诗、号召性的进行曲、政论鼓动性的诗歌等，它们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义的象征概括的形象，欢呼旧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赞扬起义人民的胜利和与旧世界的决裂等。这是一些充分表现了革命的现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完全新颖的诗作，同时从中又可以感觉到《国际歌》、《工人马赛曲》和其他工人歌曲的传统的影响。现实的革命的大动荡导致了悲壮抒情的长诗的产生，其中心主题是起义人民的形象（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恰连茨的《全长诗》等）。在许多短诗中体现的是革命大风暴、世界大火、未来的朝霞、奔腾飞驰的“红色马”、耕地的铁犁、红旗招展的革命兵团等等的象征性的诗的形象。当时特别流行的还有歌颂列宁的诗和歌曲。

　　小说是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许多民族早已惯用的文学体裁，而在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也开始尝试创作这种体裁的作品。十月革命后初期的散文作品和剧本创作中也非常流行浪漫主义的象征、热情洋溢的颂歌式的激情、悲壮的抒情味、直截了当的政论式的宣传鼓动等手法和风格。到了2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对现实作细节描写、但却具有自然主义弊病的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也有些作品仍然用概括性的浪漫主义化的风格而在题材的处理上用假设性的“结构主义化”的形式来反映现实。但是到那时候已经有许多作家努力探索使浪漫主义的激情同真实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的方法。特别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等创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文学树立了出色的典范。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革命初期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所谓“宇宙式的”和抽象的浪漫主义风格也渐渐消失，而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所代替，而且在形式上尽量利用各民族特有的传统。在东方、外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和在①类型的民族中，有些诗作就是接近于民间文学传统的杰作。在十月革命后初期，苏维埃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因素就已经为它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建立了基础。

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充满激情和信心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1918)、勃洛克（1880～1921）的《十二个》（1918）、勃留索夫(1873～1924)的《在这样的日子里》(1921)以及别德内和一些工人诗人的诗歌。稍后，小说和戏剧也开始取得显著的成绩。2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以革命为中心题材的小说中，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描写虽然存在过抽象的公式化和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但革命的性质，革命队伍的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却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如符.伊凡诺夫（1895～1963）的《铁甲列车14-69》(1922)、马雷什金(1892～1938)的《攻克达伊尔》(1923)。新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精神冲突，在李别进斯基（1898～1959）的《一周间》(1922)、费定(1892～1977)的《城与年》(1924)、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这时，富尔曼诺夫（1891～1926）在《恰巴耶夫》(1923)中塑造了一个被革命唤醒的人民英雄的典型。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描写了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醒。在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7)中，深刻地表现出在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改造。在这几部作品中，领导革命队伍的共产党员形象第一次使人感到在艺术上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这些作品把浪漫主义的激情同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表现现实与塑造人物上作了新的可贵的尝试，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20年代后期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发展

2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新的形势和社会生活促使文学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艺术的抽象的象征手法过渡到具体的富有社会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从对旧世界的无情揭露过渡到对与新的生活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旧世界的遗产进行客观的分析批判。从20年代中期起，在许多民族的文学中开始出现了创作大型散文作品长篇小说的热潮。在一些缺乏散文创作传统的民族中，也开始了特写、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活动。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状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散文创作也各有比较集中的特定的主题，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民族的作家比较集中地描写革命前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化和精神上的重新武装；中亚细亚、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各民族的散文作家在有数十种之多的题材的作品中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妇女精神上解放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散文作品比较注意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格鲁吉亚文学中许多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中表现了同新生活格格不入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精神空虚；也有些民族的小说探讨了深刻的道德哲理问题等等。在各民族以互不相同的生活素材为基础的散文作品中创造了苏联多民族文学的最主要的传统之一：真实地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和革命中产生的新人，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历史小说和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些以沙俄时代的社会历史为题材，如福尔什、恰佩金、特尼扬诺夫、洛尔德基帕尼泽、比亚杜利亚等人的作品；有的描写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如肖洛霍夫开始写作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头两部、雅库布·柯拉斯的三部曲《在十字路口》等，其中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自传体三部曲、《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些煌煌巨著都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各不相同的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斗争。

　　20年代的戏剧创作表现的主题是理解了革命真理而成为革命者的人们的高尚的道德思想，如符·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以及弗·基尔尚、米·库利什、伊·米基琴科、贾巴尔雷、哈·哈姆扎等人的剧本。这些剧本标志着多民族的苏维埃戏剧走上了新的阶段。

　　历史性史诗的因素在诗歌中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此外，以情节性和抒情性结构为独特风格的长篇史诗也层出不穷，如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阿谢耶夫、叶赛宁、谢尔文斯基等；白俄罗斯诗人扬卡·库帕拉、雅库布·柯拉斯等；哈萨克诗人萨·谢夫林、伊·占苏古罗夫等。描写人民和革命的抒情诗的创作也大为活跃。

　　与此同时，各民族的风格各不相同的讽刺作品中非常流行的主题是嘲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批判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中旧时代的残余，反对小市民习气、腐化堕落、官僚主义等等的坏风气，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法依科、康·克拉皮瓦、德·杰米尔契扬等的诗歌；左琴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奥·维什尼亚等的讽刺小说等。而在东方，西伯利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的特写和小说中，批判旧的生活方式、抨击反人道的道德传统和破除宗教迷信等成为主要的题材之一。

十月革命至3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界的思想斗争

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多民族的苏联文学的形成时期，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思想非常活跃，同时艺术观点很不一致，思想斗争也很激烈。这首先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各种文学团体与集团的产生。这些流派和集团纷纷发表宣言和纲领，提出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而且在各流派和集团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因此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激烈的争论，其中有许多争论涉及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探索苏维埃文学的发展道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些争论也常常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现了知识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某些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当时的文学流派和集团中，有些是以不关心政治和思想而强调所谓“独立”、“自由”的艺术为宗旨的，如俄罗斯的意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乌克兰的新古典主义派、无产阶级自由学院派，格鲁吉亚的学院派，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文学社等。有些集团，如乌兹别克的恰加塔依座谈会、哈萨克的阿尔卡小组等，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这些流派和集团的某些观点常常被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还有些集团是表现了“左”的艺术观和形式主义的艺术“革新”的，那就是未来派和构成主义的各派组织。这主要在俄罗斯，同时在乌克兰、亚美尼亚、鞑靼等民族文学中也有它的分支派别和组织。

　　苏联文学形成时期起了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是：十月革命初期和内战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20年代前期的“岗位”派，也称为前期“拉普”派；2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此外，还有农民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协会等组织。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这表现在列宁的一些言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宣传鼓动、报刊、出版工作的决议中。

30年代前期多民族的苏联文学的形成

30年代前期，正是工业化蓬勃发展和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各民族的文学一方面继续保持和发扬各自的民族传统和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性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前述几种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学之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原有的差异渐渐减少，而变得越来越接近和相类似。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联系更加密切，如各民族的作家相互之间的来往、各民族文学作品相互的翻译介绍等。民族文学的作家队伍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大多数逐渐克服了自己原有的弱点和错误，积极地投身到苏联 文学创作活动中去，其中有些作家还在艺术上有所革新创造。至于那些所谓“同路人”作家，也有很大变化，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成为苏联作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1934年4月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是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从30年代初到大会召开前夕，苏联文学界对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大会上则对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认识。因此，苏联文艺学界一般认为，到30年代中期，正如高尔基在这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的那样，“我们所有民族的各个种族的文学成为统一的整体出现了”。 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是在1917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它又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大转变，不能不使文学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使它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学。

60多年来，由于苏联社会现实和苏共文艺政策的变化，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从十月革命胜利到30年代初期联共（布）中央发表《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以及随后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2.从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包括40年代上半期的卫国战争阶段；3.从50年代中期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到今天，其中又可分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以后两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前后互相联系，其共同的特点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但各个时期又有其复杂的内容和不同的特点。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30年代初期

从20年代中期开始，反映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表现工人阶级解放了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的作品不断出现，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是这类题材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出色讽刺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臭虫》(1928)和《澡堂》(1929)、左琴科(1895～1958)的短篇、伊里夫(1897～1937)和彼得罗夫(1903～1942)的小说《十二把椅子》(1928)等。革命领袖的作用、革命的社会历史意义、革命年代的社会冲突，在更大的范围和深度上引起作家的思考，如散文方面高尔基的特写《列宁》(1924～1931)，诗歌方面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1924)和《好！》(1927)、叶赛宁(1895～1925)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剧本方面特列尼约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罗瓦娅》(1926)。

高尔基听从列宁的敦促，从1921年起到国外养病，这时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和表现俄国剥削阶级必然灭亡的长篇《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他虽远离祖国，却仍和国内文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仍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参加者。 　　30年代初，国家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农业集体化全面铺开。联共(布)中央在1931年关于出版工作的决议中号召作家“更深刻更完满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新人即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们的成长”。作家们响应了这个号召，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反映工业建设的蓬勃景象和工人群众的忘我劳动的小说有列昂诺夫(1899～　　)的《索契河》(1930)、卡达耶夫(1897～　　)的《时间啊，前进！》（1932）以及马雅可夫斯基歌颂五年计划的长诗的序曲《放开喉咙歌唱》（1930）等。最早多方面地反映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上成长的小说有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等。同富农的斗争、农民私有心理的克服、农村中社会主义关系的诞生，在肖洛霍夫（1905～　　）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1955～1960）里得到生动的体现。

在探讨当代题材的同时，许多作家继续注意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题材。30年代初期，双目失明、身染重病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5)问世，它塑造了一个献身革命和建设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保尔·柯察金成了全世界进步青年的榜样。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史诗式的剧本《乐观的悲剧》(1933)，表现了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一个团队覆没的悲剧，但这个悲剧却显示了社会主义真理的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30年代初期，俄罗斯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各种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这是革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在文学中的反映。五花八门的流派和团体发表各自的宣言和纲领，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存在较久。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初期曾起过启蒙和团结的作用，但后来它的理论家鲍格丹诺夫、普列特尼约夫等否认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宣扬建立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进行摆脱俄共与国家领导的分立主义活动。列宁批判了它的错误观点和分立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920年俄共中央还就此专门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件。未来派、“锻冶场”等也否定古典文学遗产，认为自己是革命艺术的创造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文学团体和流派。影响较大的有：“谢拉皮翁兄弟”认为文学可以不问政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实验；“左翼艺术阵线”轻视古典遗产，宣扬“事实文学”、“生产艺术”、“社会定货”的理论；“山隘”派夸大艺术创作中直觉和下意识因素的作用，宣扬自我表现；“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夸大技术的作用，过高估计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一批集合在《在岗位上》杂志周围的无产阶级作家，坚决反对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但带有宗派色彩，后来成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的核心。由沃朗斯基(1884～1943)任主编的《红色处女地》杂志，就建立无产阶级文艺问题与“岗位”派展开论战。它虽然正确地批评了“岗位”派对艺术创作的阶级性的公式化概念，支持“同路人”作家，但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却持怀疑态度。1925年，俄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号召建立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先进的文学，反对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另一方面也反对摆“共产党员架子”，企图垄断文学事业。决议指出应细心周到地对待中间作家，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拉普”在初期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末，它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倾向日益严重。它的某些领导人甚至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口号，逐渐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之，到30年代初，大部分作家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的存在已不能反映文学生活的实际过程。因此，在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把各种文学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作家协会。

在捍卫列宁的文艺观点、建设苏维埃文学方面，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有很大的贡献。他深入探讨了党和国家同文学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俄国和世界文学遗产的重要意义。他最早试图把列宁关于文艺的言论系统化（《列宁和文艺学》，1932），以便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

1931年，高尔基回到祖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团结国内外创作力量，创办杂志，辅导青年作家，特别是在总结前一阶段文学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与文艺界人士以及党政领导人一起探讨并确定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4年4月，召开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选举高尔基为主席。在协会章程中，对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在大会前后和大会上，还指出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

从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

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几项重要任务：同当代的迫切问题和党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断完善艺术形式，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逐渐收到效果。

3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马卡连柯(1888～1939)的小说《教育诗》(1933～1935)，描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集体对流浪少年儿童的教育作用。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7～1938）表现了偏僻地区的人们参加工业生产后精神上的变化。克雷莫夫 (1908～1941) 的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938)显示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面貌的改变。这都是30年代文学特别注意新人成长这一主题的收获。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小说。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在十月革命前40年的广阔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尖锐的思想斗争和各个阶级的命运，揭示了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市侩主义的破产。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通过一个哥萨克中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历，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的变化、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反革命暴乱的平定，在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显示出新世界诞生的复杂而困难的过程。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0～1941）描绘了优秀的旧俄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命运以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法捷耶夫的长篇《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29～1940，末完成）描写的是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乌兑格人的觉醒。

在30年代中期和后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抒情诗人，如施巴乔夫 (1898～1979)、普罗科菲耶夫(1900～1971) 等。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春草国》(1936)是反映农业集体化的抒情的叙事诗。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许多诗成了群众性的歌。出现了列宁题材的重要作品，戏剧方面有波戈廷(1900～1962)的《带枪的人》（1937），小说方面有莎吉娘 (1888～1982)的《乌里扬诺夫一家》(1938，修订版1957)。在30年代后期，战争风暴的预感愈来愈强烈，保卫祖国的主题也愈来愈多地受到文学界的注意。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壮烈的卫国战争历时4年。在这期间，苏联文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为前线和后方服务。一千多名作家志愿上前线，吉洪诺夫(1896～1976)、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著名作家都以各种身份在部队服役。许多作家和诗人在战场上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作协总书记斯塔夫斯基(1900～1943)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1904～1941)。

政论与诗歌最先发挥与敌人作斗争的作用。阿·托尔斯泰、爱伦堡（1891～1967）等的政论力图从历史的发展上来阐释祖国的概念，无情地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诗歌方面，列别杰夫—库马奇（1898～1949）的《神圣的战争》（1941）成了全民的战歌。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阿利格尔（1915～　　）的《卓娅》（1942）、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的《儿子》（1943）以及苏尔科夫(1899～　　)、西蒙诺夫(1915～1980)、英贝尔(1890～1972)、普罗科菲耶夫的诗歌，在苏联人民心中唤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有力地说明了苏联人民的坚毅精神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是战时有名的作品，它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看法、人民在战争中的感情。长诗的主人公是俄罗斯士兵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使人民抗敌御侮、取得胜利的种种素质。

剧本和小说也发挥了战斗作用。剧本中列昂诺夫的《侵略》(1942)、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小说中格罗斯曼(1905～1964)的《人民是不朽的》(1942)、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3～1944）、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不屈的人们》(1943)、别克(1903～1972) 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1943～1944)都确认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的准则。这类作品帮助党和国家把过去爱好和平的建设者培养成勇敢无畏、严守纪律的战士。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在战后初期的作品中，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继续成为主要的题材。法捷耶夫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写成了长篇《青年近卫军》（1945，增订版1951），塑造出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青年一代优秀代表的典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泉源。同样，波列沃依(1908～1981)的小说《真正的人》(1946)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它歌颂了苏联人为祖国献身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还有布宾诺夫 (1909～　　)、卡扎凯维奇(1913～1962) 、潘诺娃(1905～1973)等的小说以及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的诗歌。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恢复生产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作品塑造了城乡先进劳动者、生产组织者的典型，小说有巴甫连科（1899～1951）的《幸福》(1947)、阿扎耶夫(1915～1968)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收获》（1950）、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

费定的三部曲的头二部《早年的欢乐》（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第三部《篝火》，1961～1965，未完成），革拉特科夫的自传性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和《荒乱的年代》（1954），描绘了革命前后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前者叙述共产党人和艺术家在历史大转变时期的经历，后者再现了濒于破产的农村、渔业工人的繁重劳动以及人民中间革命意识的增长。列昂诺夫的长篇《俄罗斯森林》(1953)通过一个正直的林学家和他的对手之间的斗争，号召人们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信念。小说既有复杂细腻的心理分析，又富于哲理，森林不时作为“绿色的朋友”的象征性形象出现。

在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鉴于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趋奉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倾向，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4项决议（1946～1948），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相应地作了报告和发言。这些决议和报告的目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强调党性原则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正确反映现实中的作用，但方式简单，对某些文艺界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产生了不好的作用。加之从30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给文学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出现了“指示性的”、简单化的、政治鉴定式的文学批评。40年代末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被指责为具有世界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同时，“无冲突论”的流行又滋生了一些粉饰现实的作品。在19大前夕，苏共中央已察觉了某些问题，如《真理报》发表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状况》(1952)，批判了“无冲突论”，在19大的总结报告中也提出“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要求文艺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但由于把艺术典型的塑造过于直接地同政治联系起来，一些弊病也未能得到纠正。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4年底，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20年来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苏共中央在给大会的祝辞中号召作家更深刻、更真实地表现苏联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创造同时代人的鲜明形象，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对形式主义和无思想性。会上肯定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也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现实等弊病。也有人认为，原作协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的后一句话：“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是粉饰现实的根源。

从50年代中期到今天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到今天两个阶段。

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全盘否定斯大林，使苏联社会生活发生剧烈的动荡，也在文艺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探索。20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文艺工作者中间，既有思想活跃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乱的一面。有人直接提出了过去在文艺工作中的行政干预过多、对艺术规律重视不够，片面要求作品的思想性、忽视艺术性，喜欢歌功颂德、回避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有人对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文学的真实性和描写“阴暗面”等问题提出不同的理解；也有人全部否定斯大林时期苏共对文艺的领导以及30年来文艺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求所谓的“创作自由”。争论时起时伏，对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影响。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中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提出了工农业中的种种迫切问题，揭露了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奥维奇金 (1904～1968) 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最早表现出这种倾向，随后出现的这样的小说有特罗耶波利斯基(1905～　　)的《农艺师手记》(1953)、田德里亚科夫 (1923～　　)的农村小说(1953～1956) 、格拉宁(1918～　　)的《探索者》（1954）、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1957)等，其中包括因揭露过多或调子低沉而引起争论或批评的爱伦堡的《解冻》(1954～1956) 、杜金采夫（1918～　　）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等；这样的剧本有罗佐夫(1913～　　)的《祝你成功》(1954)、阿尔布佐夫(1908～　　)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1959)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过去那种粉饰的描写、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即充满悲观、怀疑的小说，如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日瓦戈医生》(1957，国外出版)。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则是对这股揭露浪潮进行争辩的作品。

从这时开始，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散文有别尔戈利茨(1910～1975)的《白天的星星》（1959）、索洛乌欣(1924～　　)的《一滴露珠》(1960)等，诗歌有卢戈夫斯科依(1901～1957)的《世纪的中间》(1958)、普罗科菲耶夫的诗集《请去旅行》(1960)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是一部抒情的日记，改写的个别章节带有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的印记，但全书却多方面地反映了苏联50年代的社会思潮。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所谓“第四代”作家:诗人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　　)、叶夫图申科(1933～　　)、沃兹涅先斯基(1933～　　) 、阿赫马杜林娜(1937～　　)等，小说家有卡扎科夫(1927～　　)、阿克肖诺夫 (1932～　　)等。他们大多反对继承文学传统，主张“大胆革新”。他们的创作宣扬个人主义，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如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有的明显地接受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流派的影响，如沃兹涅先斯基的《三角梨》(1962)，引起评论界激烈的争论。

卫国战争仍是这个阶段的重要题材。肖洛霍夫的影响较大的短篇《人的命运》（一译《一个人的遭遇》，1957）注意到普通人的命运，在战争题材的开拓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它的调子虽然有些低沉，却表现出俄罗斯士兵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仍旧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此后有一些小说重视细节真实的描写，在艺术上有一定感染力，但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为了突出“战壕真实”，或渲染战争的残酷，或通过主人公的言论来笼统地谴责战争，或表现主人公的求生本能，或描写无谓的牺牲，如巴克兰诺夫（1923～　　）的《一寸土》（1959）、邦达列夫（1924～　　）的《最后的炮轰》(1959)，流露出和平主义的调子。

这一阶段，要求“信任人”、“尊重人”的呼声增强了，关于艺术的人道主义内容和人性的讨论增多了。这方面出现了一些较有特色的作品，如尼林(1908～　　)的小说《冷酷》和《试用期》（均1956），也出现了一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作品。

1961年苏共22大以后，索尔仁尼琴(1918～　　)发表了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在一段时间内引出了一大批所谓“集中营文学”作品，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丑化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的作品，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改由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全会决定继续贯彻苏共20大、22大的路线；在文艺政策上，则力求平息不同的意见，加强控制。1965年，《真理报》就向文学界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要求；1967年初，又发表编辑部文章，既严厉批评了主张揭露生活“阴暗面”和描写“小人物”、宣扬“非英雄化”的观点，也批评了在评论文艺现象时的“简单化态度”和“缺乏艺术要求”。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上要“反对两个极端”：既不许对现实抹黑，也不许粉饰过去。次年，苏共中央又专门作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强调必须注意提高“贯彻党的艺术创作的路线的积极性和原则性”。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5大上重申了24大对文艺问题的方针，在1981年的26大上也强调对有问题的作品要“作出积极的原则性的表态”，要过问“艺术的思想方向”。

这个阶段，文艺理论界的讨论比较活跃。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的真实”和“生活中的美”，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则主张它是一种“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

这个阶段，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广泛地反映生活，在苏联评论界称为“范围广、线索多、具有立体镜那样深度的全景图长篇小说”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类小说有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1970～1971)，恰科夫斯基(1913～　　)的《围困》（1968～1975），普罗斯库林(1928～　　)的两部曲《命运》(1972)和《你的名字》(1977)，阿·伊凡诺夫(1928～　　)的《永恒的召唤》(1970～1978)等。

受到评论界重视的战争题材小说有：肖洛霍夫的未完成的《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69)、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瓦西里耶夫(1924～　　)的《这里黎明静悄悄……》(1969)、格拉宁的《克拉芙季娅·维洛尔》(1976)等。同时，一些反映苏军现代生活、炫耀武力的军事题材作品也受到了表扬。

这一阶段，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仍然不少，既写农村，也写工厂，以小说最为突出，如扎雷金(1913～　　)的《盐谷》(1967～1968)、柯热夫尼科夫(1909～　　)的《特别分队》(1969)、马尔科夫(1911～　　)的《西伯利亚》（1969～1973）、阿列克谢耶夫（1918～　　）的《不屈的小柳树》(1971～1975)、阿勃拉莫夫 (1920～　　)的三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1974）。随着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文学中涌现出一批反映“企业科学管理”、“科技革命”的作品，小说有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1974）、柯列斯尼科夫(1918～　　)的阿尔图宁三部曲（1974～1978），剧本有德沃列茨基(1919～　　)的《外来人》（1972）、鲍卡廖夫 (1934～　　) 的《炼钢工人》(1973)、盖利曼(1933～　　)的《奖金》(1975)等。

道德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在各种题材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但有一些作品更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主题。苏共领导提倡这种题材，要求作家“努力去反映人的优秀品质──人的原则性、诚实和深厚的感情”。但大多数这类题材的作品都带有揭露的性质，反映出苏联近20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衰微和道德的沦丧，如万比洛夫（1937～1972）的剧本《外省轶事》（1970）、米哈尔科夫（1913～　　）的剧本《泡沫》(1975)等。有一些作品，由于揭露阴暗面过多而引起争论或批评，如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李帕托夫（1927～　　）的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等。另一些借助童话、传说或动物的拟人化来描写善与恶的小说，则受到一致的表扬，如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3)、阿斯塔菲耶夫 (1924～　　)的《鱼王》（1976）。阿纳尼耶夫(1925～　　)的长篇《爱情的历程》(1971)和拉斯普京(1937～　　) 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因尖锐地提出了道德标准问题而受到重视。

这一阶段出现了不少国际题材的作品。受到重视的有吉洪诺夫的小说集《六根圆柱》（1969）、丹古洛夫(1912～　　)的长篇《库兹涅茨桥》(1970～1973)、邦达列夫的长篇《岸》（1975）等。但这类作品中，有的也宣传苏联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宣传“缓和”，宣扬大俄罗斯主义或小国必须依附大国的思想，有的甚至为霸权主义张目。在国际题材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具有反华的内容，如杰米坚科的小说《在长城后面》(1968)、叶夫图申科的诗《在乌苏里江鲜红的雪地上》(1969)等。

中俄文字之交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开始，俄罗斯古典文学巨匠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通过俄国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把俄罗斯文学看作是“导师和朋友”(鲁迅)。“五四”以后，十月革命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读者对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兴趣更为浓厚。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莫维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对中国读者起了教育和鼓舞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文学更是大量地介绍过来。无论是俄罗斯古典文学，还是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其优秀作品和理论著作都对中国读者产生有益的影响，使中国作家得到启发和借鉴。

除了翻译介绍以外，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也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从点到面的研究。中国革命的先驱瞿秋白和革命文学的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雪峰、巴金、曹靖华等，不但于20至30年代在翻译介绍方面起了拓荒的作用，而且对俄罗斯古典和现代文学都发表过精辟的言论。中国当代的苏联文学研究家们正在大量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评论俄罗斯古典和现代文学的专著以及文学史著作而作出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