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真正的台湾史
【来 源】 中评社
【作 者】 张亚中（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当世界上更多的人愿意来到台湾，愿意“享有”台湾时，台湾也就可“享有”世界了，也就有了真正的“主体性”。故步自封、以“我执”来爱台，只会害台，只会让自己失去所谓的主体性。“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锁岛”排他思维将使得台湾逐步萎缩，唯有“台湾是世界的台湾”的认识，台湾才有机会享有全世界。“和平开放”是台湾必须要走的道路，“有容乃大”则是台湾面对世界、展望未来唯一的座右铭。
一、以正知摒弃偏见
台湾近二十多来，进行的是一场“去中国化”的教育，同一时间，主其事者也开始利用手上的权柄，以台湾主体为名，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抽离出去，而以独立的脉络叙事，把“台湾史”定位成“国史”，让两岸形成“一边一史”的认同结构。
推广“一边一史”并曲解台湾史的人，大略可分为两类：一是为独立建国而必须要建构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另一种则是为了要打倒从大陆来台的中国国民党。两者目的虽不尽相同，方法却是一致，即透过“台湾史”的撰写与诠释，以期完成其政治目的。这二十多年来，台湾史成为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错误的研究报告、隐藏真相的历史事实、错乱的历史诠释，的确在台湾造成“去中”的效果，并透过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丑化国民政府来台后的作为，成功地让年轻学子在认同上产生巨大的改变。
不仅是教科书，随着民进党取得执政权，一些台独史观的学者也逐渐占居教育、学术或教学枢纽地位，掌握了资源分配的权力，也使得不同观点的学术界新进，不敢碰触此一议题。政治人物不喜读书，对历史不求甚解，为求选票，媚俗讨好，因而既无知识，也无兴趣去瞭解台湾历史的真相，反而轻率地认同已经行之有年的“政治正确”。
误读台湾史是台湾的全面性现象，即使马英九总统任职八年（2008-2016）期间，也未能坚持对历史课纲做任何一个字的微调。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经过一、二十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若干谬误的台湾史观点已成为“政治正确”，这也使得认同问题成为台湾社会难以愈合的伤口。台湾也从解严后，1990年代起进入一场由“认同问题”而引发的“民主内战”。这场内战用的不是枪炮，而是选票，内战打的不仅是“政权的争夺”，更包括“我是不是中国人”，以及由这个身分认同所引发的“统”、“独”，还是“维持现状”的台湾前途争议。2016年民进党获得全面执政，标示着这场认同的“民主内战”，透过台湾史的教育，结果已大势抵定。
这一场因认识台湾史而引起的认同内战，使得台湾社会撕裂，影响团结与发展，而其结果却会使得另一场迄今仍然存在的“两岸内战”的和平曙光更是遥遥无期。明确地说，如果不能理性认真面对历史认同问题，台湾终将永无宁日。
为使台湾社会正确认识台湾史，本人与蔡正元先生共同撰写《台湾史基本读本》一书（2019年1月出版）。内容分为“早期台湾、清朝治理、日本殖民、民国治理”四大单元，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议题，为一全方位认识台湾史的基本读本。本书章节结构安排参考十二年国教历史课纲，亦可作为高中历史学习课本或教材，也可以作为大陆朋友认识台湾史的必备读物。
台湾目前坊间有关台湾史的著作，立场论调已大同小异，历史叙事几乎都是在“分离史观”的脉络下撰写。《台湾史基本读本》近二十万字，可以说是近十余年来在台湾唯一一本以史实为基础，全面客观撰写的台湾史。本书在序言中指出二十个目前台湾有关台湾史教科书的谬误所在，并在本书中一一以史实导正厘清，本书的出版对于重构正确的台湾史及重建台湾人的身分认同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本人所属的孙文学校不仅出版《台湾史基本读本》，也出版《本国史基本读本》（两册）、《中华文化基本读本》（两册），《孙文思想基本读本》、《二二八事件读本》，以期建构应有的国族认同。
以下是《台湾史基本读本》一书最后一章的结语，与读者先行分享：
沧海百年，可能只是历史一页；世事多变，最终也是灰飞烟灭。历史都会过去，但是留下的记忆会影响着未来的脚步。
台湾岛上有文字历史以来，也不过短短几百年，但是由于这个岛上的统治者换来换去，历史的记忆与诠释也就有了不同与争议。呈现真实是避免争议的最好方法，但是面对同一事实，仍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因此，阅读历史，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但是也该有一些基本的是非。阅读历史，不仅是在瞭解过去的点点滴滴，也希望透过历史，得到启发，避免重蹈覆辙，让社会走得更好。
“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就是在彰显历史固然无情，但是却可以呈现人们应有的价值选择。面对历史，我们应该有感情，也应有理性，更应有来自良善价值的判断。没有良善价值为依据，是不够资格评论历史的。面对历史时应思考，是否瞭解了事情的本末？误解了谁？污蔑了谁？
过去的人、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他们已是明日黄花、黄土一抔，我们的任何评价对他们已无意义，而是对我们当代的人与事有意义。我们看历史，必须要从群体的发展着眼，如果只是从自己的私心、恩怨、意识形态出发，不惜曲解历史，甚而误导他人，那不仅对不起历史，也是不道德的。
没有人可以全盘理解历史，本书也是一样，即使试着全盘深入瞭解，仍可能有思想不周之处，但是在回顾台湾史时，仍得出若干心得感想，藉此与读者分享。
二、台湾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
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还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社会。这是台湾史的核心问题。近十余年，台湾的教科书是以“台湾是多元文化社会”为标准答案，不允许有“中华文化为主体”之说。其理由在于“多元”不应有主体或非主体，均应平等对待。其实，台湾当权者在倡议台湾为多元文化时，其目的并非在“多元”两字，而是透过“多元”这个概念来减低“中国化”或“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成分，进而为“去中国化”铺路。
我们用事实来说话。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左镇遗址，新石器时期的大坌坑、圆山、卑南等文化，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茑松文化、静浦文化，虽然是台湾最早的住民，但是后来突然消失，而与目前台湾的原住民并没有可验证的关系，但是一些学者仍将其作为台湾多样性文化的论述依据。荷兰是以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来到台湾，最著名的安平古堡是荷兰时期所建，但是所有的建筑材料与工人，都是来自于大陆的汉人。东印度公司来台的荷兰人并不多，其生活习惯也几乎没有对当地人有影响。目前在台湾丈量土地所通用的“甲”的确是来自荷兰文，但是台湾的“甲”较荷兰的“甲”（Kop）至少大五千多倍。西班牙人在台期间也只有十多年，且并没有在台湾北部建立起自己的殖民体系，而只是散居做一些生意买卖，当时的一些雕堡早已无影无踪，如果要说荷兰与西班牙为台湾留下多元文化的因子，那是太过了，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政治正确需要了。
目前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多元文化的一群。有些学者藉由原住民与汉人大量通婚而得出“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嬷”的结论，并进一步作为台湾人是“南岛语族”的证明，再得出“南岛语族”的文化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这些谬误在本书中已经一一驳斥，不再累述。从文化血缘来看，汉人在不同阶段大量移民台湾，经过繁衍，目前有汉人血统者占台湾人口比例98%，在中国大陆汉人只有91%，香港94%、新加坡75%，台湾反而是汉族比例最高的地方。这些汉人几乎全部都受中华文化影响。
日本人殖民台湾五十年，也尝试用“皇民化”改变台湾人认同，放弃中华文化信仰，但是日本人最终让台湾人都信仰神道了吗？台湾迄今仍有人喜好日本料理，喜欢日本生活文化，但是这是属于广义的生活多元，台湾一样有人喜欢法国料理，美国豪宅、麦当劳，外国电影，信仰基督教，但这就可以作为台湾是多元文化的理由吗？如果依这个标准，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民主制度来自美国，但是为何日本人迄今未尝强调自己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度？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其原因在于不同人种、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确都有相当的数量与代表性。
“多元文化”是一个泛称，从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开始，全球化已是一个现象，如果广义来说，全世界没一个地方不是多元文化。若深入探讨，“多元文化”里面各“元”的“量”的比率与“质”的价值差别是关键的评量标准。如同在海水中加一些糖，我们不会说它是糖水，也不会说它是糖海水，我们可以用最宽广的定义来诠释多元文化，但是绝对不是如当权者所说的，“台湾是多元文化，不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所谓“台湾是多元文化，不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是当权者或若干学者完全背离知识、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说法。在台湾，中华文化所占“量”与“质”的比率远远高过其它文化或生活习惯。这不是中华文化的霸权说，而是历史与当代生活中的事实。以“多元文化”为包装的“去中国化”论述可以休矣。
台湾经历了几个政权，荷兰算一个，明郑也算一个，比较长久的是清朝的212年，日本殖民五十年，民国政府从一九四五年迄今。随着“去中国化”的推动，在现有的教科书及台湾政治主流论述中，以下的图象愈来愈明显：（一）在台湾全面民主化以前，所有的政权都是外来政权，其中有好有坏；（二）清朝治理期间叫做“清领”，即清朝占领、领有，在台是消极治理，直到1862年台湾实际开港，1875年设台湾巡抚后，才开始认真治理台湾，但是短短几年就结束了；（三）日本是依《马关条约》合法统治台湾，因而要用中性的“日治”，表示日本统治、治理；（四）台湾是日本一部分，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尽量避免使用“殖民”用语；（五）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建设，培养台湾人现代法治意识，功劳最大；（六）蒋介石政权带头打压台湾人的本土意识，有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恶行，外省人迫害台湾人，表现最差；（七）1945年起治台的国民政府与1949年以后来台的国民党政权汲取台湾人的资源，威权统治，近年更是“亲中”、“卖台”。
最后两点已经远远超过“认知图象”，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将其落实，订立“不当党产条例”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将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这段期间视为“不正义”的威权年代，需要转型。而其中又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因此要拆其纪念堂，毁其铜像。
三、清朝积极治理台湾
“比较”是最简单的方法。小时候，我们学会比较“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大，哪个小”，长大后，我们也会分辨“哪个拿我钱，哪个帮我忙”，“哪个给我从政机会，哪个送我上战场”、“谁把我当自己人，谁把我当外人”。
从1683年至1895年，清政府统治台湾长达212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汉人移民大举入居台湾，形成台湾的“大移民时代”。移民入台四处垦荒，形成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垦殖事业，是伟大的“大垦荒时代”。清政府将台湾治理成为人口密集的近代岛屿，可说相当成功。视清政府是外来政权，只是消极统治台湾，无甚重大建树的说法，是刻意扭曲事实的偏见。
清政府初期以国防安全为由，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相较于其它边疆地区，清廷对于台湾的治理相当认真，派更多的官员来台治理，付出更多军事开销，运用各种方法，包括设定地界，规定汉人不可与平埔族结婚，以免利用原住民的女性继承习俗而夺人财产，稳定汉人和原住民的冲突。
有人认为台湾的分类械斗是清廷治理不力所致。台湾的分类械斗也不比其他地区严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分类械斗，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的罗汉脚现象，是中国许多边疆地区共有的现象，开垦失败的游民，在边疆地区到处都是，台湾并不特别。有政治野心的移民，蜂拥暴动，称皇称帝，夺取政权，更是任何远离政治中心的中国领土的共通历史现象，台湾并不特殊。
这些边疆现象也不构成清政府消极治理的证据，反而清政府花费更多的财力、武力，稳定台湾的移民社会，导致移民大批入台，人口大量增加，开垦田地快速扩大，才是清政府积极治理的证据。例如，台湾府的财政一直仰赖福建省补贴，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仍然要靠福建省补贴；清军在台湾的密度高于福建，也高于中国全境，显示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
台湾现有教科书普遍认为清廷“为防台而治台”，是刻意扭曲清政府的“动机”的毫无根据之言。毕竟，台湾再怎么动乱也不会影响北京的清政府，清政府根本不需“防范台湾岛民”，把“维安”视为“防台”纯是无聊学者的呓语。相较之下，清代中国的同一时期，很多中国移民进入南洋，缺乏清政府军队保护，历经排华暴动，死伤惨重，就没这么幸运。
大清帝国治理台湾着重战略利益，不让台湾被海盗或荷兰、西班牙、日本占领，威胁中国东南沿海的防卫安全，虽然因国际法知识不足，或国力已衰，让列强得以占中国的便宜，但从未思考如何剥削台湾的资源。所有资源都投入维持台湾的内部安定和防卫外敌及海盗，“台湾府”和“台湾镇”长期需要福建省提供财政补贴，就是明证。台湾对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功能，是透过移民台湾，疏解福建的人口压力。但荷兰人、日本人就完全不同，荷日殖民者毫不客气地剥削台湾资源，送回去滋养本国人民。有些台湾史学者引用福建官员的说法，指清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贪污，吏治不彰。清政府治理台湾时期，的确可以列出很多贪污案，但比较日本殖民时期的日本官员像水野遵案、后藤新平的财团案，那种系统性、制度性的贪污，清朝政府的吏治其实没有那么差。
荷兰人占领台南安平港时，最初只是掌控安平港作为贸易港口，从转口贸易和港口租税，获得商业利润，此时的荷兰人只是港口占领军。荷兰人很快发现，抢夺原住民土地，招募中国移民，种植甘蔗，再由中国移民的“糖廍”（传统的制糖工场）制造砂糖，运销日本和中国是门好生意。荷兰人征服台湾原住民，为的是建立产业基地。荷兰人自己不移民，却移民中国人，从原住民的土地和中国人的劳力，获取殖民利润，汇回阿姆斯特丹，支持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以及荷兰政府从事独立战争的军费。
四、日本对台进行有系统的掠夺
日本人占领台湾，一开始就师法英国经营殖民地的策略。先夺取台湾的自然资源，征服原住民，夺取山林土地，砍伐桧木运回日本做高贵建材。砍伐樟木，制作樟脑，垄断外销利润，养大日本财团。另一方面，控制台湾土地，扩大生产稻米、蔗糖、香蕉，低价供应日本国内，减少日本的外汇和白银的流失，蓄积对外侵略的资本。更以征服台湾人民作为日本人的忠顺臣民，供作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后备部队。征募台湾人充当台籍日本兵、军属（军中文职人员）、军夫（军中杂役）、海军工员（少年工）、军队看护妇（随军护士）、农业战士、工业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日本侵略的共犯，还强迫台湾妇女充作慰安妇（军妓）。台湾人将积蓄拿去购买日本战争公债，等于用储蓄资助日本侵略。一九四五年台湾的每人平均生产总值掉落到1895年清朝统治时的水平。
日本人常煽动说，清帝国官员很多贪污腐败，但日本人不敢面对的事实：日本殖民台湾系统性的剥削，其金额远远大于清帝国官员的个别贪污。何况台湾的日本官员离职时，都可以获得丰厚退职金，和获赠台湾的田地作补偿。这些日本人巧取豪夺的土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没收。更重要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财政资料显示，台湾不但未曾获得日本政府的补贴，还倒贴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的建设经费也全数自台湾人身上搜刮取得，台湾人的每人税负也远高于日本人。这些日本如何剥削台湾的事实，教科书不是不写，就是轻描带过，而主张“去中国化”的学者政客，对此更是绝口不提。
台湾的命运一直牵动着中国，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光绪痛哭，百姓愤慨，不仅促使维新变法之议，更使得孙中山决定要革命救国。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全中国人没有不欢喜庆祝。当时的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台湾同胞当成日本人看待，而视台湾人为中国人。
1945年以后台湾的命运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是不可分的。蒋介石的一生高低起伏，国际声望在西安事变后，到抗战初期达到了高峰，到了抗战末期，因为史迪威事件蒋美关系交恶，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到大陆易手，蒋介石在国际间的声望跌入谷底，美国发表对中国白皮书，放弃蒋政权，甚至主张倒蒋者也大有人在。
蒋介石在国共内战败像已露之际，把南京民国政府庞大的军队、政府机关和黄金外汇迁移到台湾，带领军民成功地阻却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攻占台湾，让今日台独分子有机会发展空间，但台独分子最痛恨的政治人物却是蒋介石与国民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坚持台湾同胞也是中国人，使得台湾人从参与侵略战争的共业者，转而成为战胜国的国民，而使得台湾人不受战争的追诉，也不必承担侵略者的良心谴责，但是七十年后的台湾，却有人视蒋介石为迫害台湾人的凶手，将他比拟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挑起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不拆解其铜像，不在其灵柩上泼红漆，难消心中之恨。
五、二二八事件成为斗争国民党的工具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众多因素所汇集而成，但是从一个原本单纯的警民冲突事件，可以演变成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行为。如果同样的警民冲突发生在日据时期，日本警察会如何处理？相信大家心知肚明。陈仪的处理不当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过，暴民与野心政客难道没有责任？在陈仪看到社会暴动难以收拾之际，电请中央派兵平乱。换成日据时期，可能日军早就大开杀戒了。当时已出现武装推翻政府的民兵，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均会设法平乱，而非放任不管，这是基本认识。当蒋介石决定派兵平乱时，正值国共内战，但仍以电报命令陈仪不可报复，但是迄今台独者仍然一口咬定蒋介石是“二二八元凶”，却提不出任何证据。陈水扁时代的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二二八档案汇编》序言中即说：“……蒋介石是二二八的原凶呼之欲出，只是还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而已。”找不到证据却说“呼之欲出”，也使得一些学者、政客及受他们误导的青年人也跟着摇旗吶喊，以“有罪推定”方式来罗织罪名。
在意识形态的操弄下，“二二八”事件成为“官逼民反”、“大屠杀”，但综观整个事件的扩大，完全是因为已经闹到要武力政变了，政府军队才出手。而所谓的“大屠杀”，更是子虚乌有，目前统计人数死亡与失踪者为八百余人，比日据时期后藤新平以“匪徒”名义处决良善百姓的不知少了多少，但是后藤新平的钢像目前仍安稳地立在为了纪念他的台湾博物馆，而没有看到有任何反蒋者质疑。
后来韩战爆发，蒋美关系改善，但是蒋介石在盟邦以及西方学术界之地位一直没有恢复，当时外界对蒋之批评是：独裁、专制、不懂民主、法治、刚愎自用、任用私人，蒋的团体贪污腐败、无能，所以把大陆搞垮了。这个制式的印象也转移到当时民众对民国政府上，认为来台湾的都是一群败军，鲁蛇。在一些学者专家的著作中，那时的国民党与民国政府几乎一无是处，相对于日本的皇军警察，更是不能比。
六、美国仅是视台湾为暂时的盟友
美国支持韩战后的蒋介石与民国政府不是因为美国喜欢他们，而是当时毛泽东与新成立的“新中国”共和国政府一边倒向苏联。韩战后，美国即使恢复支持民国政府，但却是处处给穿小鞋，不是主张“台湾地位未定”，就是限制军事调动权。在美国眼中，蒋介石与民国政府只是暂时的盟友，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毛泽东向尼克森招手时，美国立刻抛弃台湾，转向北京了。
由于国际处境的因素，台湾一直被迫对美国依赖，成为美国的扈从。所谓“扈从”，就是跟着美国后面当小弟、跟班，不敢得罪美国。依赖久了，前一代的人凋零，后一代的人记忆却变成美国是台湾最坚定的盟友，认为美国已经保护了台湾几十年，必要时，美国未来也会出兵保护台湾。
自我情感的投射，让民众对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背弃民国政府、给台湾穿小鞋的纪录，完全不清楚也不愿意深入瞭解。清楚地说，从1949年迄今，美国从来没有为台湾出兵的打算，即使是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也仅是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切”，而没有任何承诺。对于美国而言，台湾只是手上的一张牌，美国紧握不放，只是为了让对手有所顾忌，或在最适当的时间丢出，以赚得美国的最大利益。
1950年是国共内战的战场从大陆移转到台湾，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年代，大陆抓“蒋匪”，台湾抓“匪谍”，是军事斗争的副产品。蒋介石残酷整肃台湾的亲共势力，使得毛泽东处心积虑在台湾部署的力量被连根拔除。台湾普遍称那个时代叫“白色恐怖”，表示“很恐怖”，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如果重回历史场景，面对共产党要解放台湾，现在的政府应该如何处理？
当时有上千名真正的“受难者”，他们的真正身份是“特工”，至今在大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受到尊敬，他们“求仁得仁”，不需要台北的民国政府还其公道。是否在台湾被认定为“受难者”或是“匪谍”，对他们根本不重要。
“白色恐怖”期间也不乏被波及的受害者，值得我们同情，也应该为其讨回正义与公道。那个是已经过去的大时代悲剧，但是有心的政客学者，对此永远念念不忘，时而拿出来攻击一下七十年前的时代悲剧。这些人如此消费台湾这段历史，真的只是为了“转型正义”，还是有更大的私心？那一段日本人在乙未战争中杀害台湾同胞的历史，那一段日本人后藤新平如何屠杀“归顺”台民的历史，那一段日本兵如何屠杀雾社等原住民的历史，是否也应算是很恐怖的“恐怖”时期？如果真的有正义良知，是否也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至少也可以为他们立碑撰文，但是有这么做吗？我们在读历史、写历史时，要把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而不要为了狭隘的私利、意识形态，不断地挖早该愈合的伤疤。
要从大历史去看当时的政治氛围
蒋介石在大陆时间，让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五个常任理事会的会员国。从古宁头大捷到八二三炮战，成功地维护了民国政府的国祚与台湾人民的安全。再看看大陆后来走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段捍卫台湾安全的历史，台湾的命运当时会如何？在评论“白色恐怖”时，是否也应该放到这个脉络中讨论？
历史是无情的，人也是健忘的，但是在回顾历史时，必须有个“度”。蒋介石与陈诚推动的土地改革相当成功，让台湾的佃农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现在攻击蒋介石的年轻一代，却大多是这些佃农的子孙。如果没有蒋介石与民国政府，移居到台湾的外省人，无法找到军事庇护和政治庇荫，但是外省子弟骂起蒋介石与民国政府也不遑多让，特别是需要投靠民进党和台独的外省子弟。历史不是不能改写，人物不是不能反评，但是必须也要有个“度”。“度”的标准没有任何指标，全在于个人道德良知、是非正义的素养。历史事件中不乏个人的恩怨情仇，不过，历史不应只是一家一室的恩怨，特别是当整个国家当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可否应用更大的格局来看待曾经伤痛的历史？
任何事件都会有无辜的受害者，不论是二二八还是“白色恐怖”，都有无辜的亡魂，这是历史的伤痛。但是我们可否从大历史来理解这段小历史？二二八事件不就是中日战争的遗绪，而白色恐怖不也是国共内战的另外翻版？在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中，亡魂还少了吗？令人痛心的是，在台湾，一些人将“道德正义”无限上纲与曲解，在他们眼中，只要是被民国政府杀害者，一律都是“受难者”，而不管他是否是流氓、暴民、武力颠覆者、潜伏谍报者。一直纠缠着“白色恐怖”不放，真的只是为了“正义”？还是为的是要丑化当时的蒋介石与民国政府，以凸显其是欺负台湾人的外来政权？
对历史的曲解更在于，不断放大“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不正义性，并把两件本质不相干的事件混在一起，更视两蒋治理台湾时期为“不正义”的年代。如果两蒋时期不正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正义”吗？替日本军国主义上战场的人“正义”吗？取得日本人留下财产的财富“正义”吗？这是那些主张“转型正义”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七、蒋介石为台湾带来黄金十年
在那个被现在称之为“不正义”的年代，在蒋介石与民国政府治理下，台湾出现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为灿烂的黄金十年。经济成长率不论从一九六○年计算至1969年，或从1961年计算至1970年，长达十年期间，每年平均成长率（或增加率）都超过10%。物价上涨率不到4%，出口占GDP比例超过24%，储蓄率超过20%。这个成绩不论比较荷兰东印度公司、延平王、大清帝国、日本殖民政府、台北民国政府的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无人能出其右。在蒋经国时代，推动十大建设、开发新竹工业园区，让半导体产业成为台湾科技业的指标，傲视全球，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但是很可惜，后继者却无法继续让台湾壮大。
1960年代的关键十年是台湾能脱离贫穷，走入现代化的关键十年，这是蒋介石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没有这十年扎下的根，蒋经国的经济建设很难突飞猛进。台湾自古以来，从荷兰人至日本人统治时期都存在的罗汉脚和乞丐现象，在这十年间消失。不论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如何评断蒋介石与民国政府的功过得失，这十年的政绩，台湾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治者，都无人能超越。但台湾现在只努力要让年轻一代记得蒋介石只是威权统治者，国民党是个外来政权。
在两岸对峙、台湾戒严的年代，民国政府仍然坚定落实民权主义，并没有停止台湾地方自治的脚步，为未来的全面民主化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殖民时期绝对做不到，也不会想做的。推动九年国民教育，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复兴中华文化，让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重镇，也是蒋介石与民国政府不可抹煞的贡献。
“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是先儒们感叹历史朝代转换时的总结。日据时期，日本人要灭中国史可以理解，但遗憾的，现在的台湾却是自己人要灭掉自己的历史。当台湾史的理解偏差时，台湾就必然陷入价值错乱、是非不分、对错不明、立场决定一切、态度走向极端的情境。昔日蒋介石与由国民党主政的民国政府对台湾的日本人和日本皇民，都宽大为怀，以德报怨，没有像韩国一样整肃亲日皇民。但是当台湾由昔日的皇民当家时，却乐于斗争蒋介石与国民党。
蒋介石自诩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领袖，全力在台湾推广中华文化，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力，但是历史是讽刺的，一些皇民化的后代透过政治权力，进行了历史最大的反扑。在多年的去中国化、扭曲台湾史的教育下，台湾的年轻世代却越来越不认同中国人身份，理所当然地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与他们的祖先在不同年代渡海而来，宗族的墓碑上仍写着唐山故土的名称已是完全不同。这群年轻人已被教育成是属于“南岛语族”，而非“中华民族”。
八、扭曲历史叙事是为了“去中”
为达到“去中”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做法，就是彻底抹去或丑化民国政府来台的一切，而其最核心的攻击点就是从蒋介石与国民党下手。因此，2016年，当民进党拥有绝对的权力后，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政府即以“转型正义”为由，要彻底消灭蒋介石在台湾留下的任何印记。但不管如何努力，成功的机率都很小。原因很简单，历史的事件可以用曲解来欺骗，但无法篡改事实。如果比较两蒋时期与日本殖民时期对台湾的贡献，谁把台湾人当自己人，很容易就找到答案。
两蒋时期对台湾的的现代化贡献远非日本人可比，在日据时期台湾人只是“属民”，但是在民国时期则是“公民”。如果批评两蒋时期是残暴的威权统治，那么也可与日据时期所有的台湾总督做个比较，后者杀人如麻，国民党治理下的台湾无疑是不能比。总是批评台湾有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但却歌颂日本五十年的专制皇民统治，这样的台湾史论述，对吗？
蒋介石与蒋经国终生不让“中华民国”的灯火熄灭，但是其后继者却一个一个在实质上抛弃了他们，甚而肯叛了他们。他们拉拔的政治人物，面对蒋介石被台独分子攻击时，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成为“去中”的精神领袖，马英九与其它国民党的领导人则大都选择保持沈默。当历史教科书逐渐“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两蒋的后续者选择噤声不语，即使有了权力，也没有拨乱反正。当两蒋时期被定位为“不正义”的年代，而需要被转型时，他们也没有奋力抗争。有些人“不容青史尽成灰、不信真理唤不回”，而仍选择抗争时，国民党的领导人们也是选择保持距离，深怕影响到他们“客观中立”的形象。悲哀的是，不只是两蒋政治上的继承者，连两蒋自己的子孙也呼应所谓本土和台独的立场，贬抑蒋介石。
是非不明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凝聚力的，价值错乱的人群又如何能够真正的团结？当两蒋时期在台湾被视为是外来政权时，注定了台湾会走向分裂、竞争力减弱。两蒋时期的民国政府，对台湾好，还是坏；两蒋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两蒋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对得起，还是对不起台湾，已经不重要，都已经过去。这段时期的台湾史，不会只是当代几个学者或政治人物说了算，时间才是真正的历史检验者，青史不会成灰，在激情欺骗都逐渐如烟散去后，历史的公道会浮现的。
过去的就过了，不会再回来。在地理大发现时，台湾只是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岛，也曾经是汉人寻求新生活的开垦天堂，也不幸地成为帝国主义垂涎的果实、战争的基地，不论如何改变，它的地理位置让它总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边陲，而不是中心。
九、台湾自我放弃中国的话语权
1949年民国政府来到台湾这段历史，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位置。这次渡海南迁，是中国史上足以比拟东晋永嘉渡江与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迁事件。1949年也是三大移民潮中文化意义最丰富的移民事件。由于当时来到台湾的不少当时的文化教育菁英、重宝国器、档案资料，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可谓是民国学术的继承者，是另一种五四精神的发扬者，更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1960年代，台湾再大力推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深深扎下了厚实的基础，也让台湾成为全球中华文化的代表者。一直到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是在和平的手段下逐渐转型发展，政治民主也日益深化。这时台湾的表现，让它成为中国真正的中心，而不再是边陲，这是台湾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可惜，1990年代起，当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被诠释为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国民党与民国政府是外来政权、是不正义时；当台湾决定在政治上要远离中国、在文化上要去中国化、在经济上要与中国保持距离时，台湾似乎又再次回到它历史的原点。特别是，当中国大陆开始重视并弘扬中华文化、经济快速发展时、政治力量茁壮时，台湾已不再是中国的中心，而似乎又往边陲移位了。
不是没有机会的，台湾还是有可能在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上，两蒋时期留下了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即两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际上只认同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国家公开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台湾是要硬着头皮、顶着钢盔往台独冲，还是有智慧地坐下来与北京共同解决这个历史的问题，让两岸可以在“和合”的道路上发展？这取决于台湾人是否有智慧。
十、以开放与包容迎向未来
两蒋以后，台湾的大趋势是选择分离主义，因为要选择这条路，所以用政治力量把真正的台湾史给扭曲了。政治是一时的，但是扭曲的台湾史对青年的伤害却是长久的，这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在这一方面做出贡献。我们期待，当台湾史在台湾得到正确的认识，因为台湾史而引发的错误认同可以改变，两岸能够用智慧解决争议，和平相处，台湾绝对可以像有些人所期待的“胖鲸鱼”一样纵横四海。
在阅读完本书后，在瞭解事实真相的原委后，或许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恩恩怨怨，展望一下未来吧。有人说，几百来年，台湾人从来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所以要有主体性、要与中国大陆一刀切而独立。但是，“台湾是属于谁的？”，“台湾是否应该是台湾人的台湾？”，“谁是本土，谁是外来？”这样的争议有这么重要？又能够解决问题吗？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土地是包容我们的母亲，孕育我们的生命，借用佛法来说，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不能真正地拥有，而最多只能使用享有，何况土地？所有的土地与财产，都是藉我们使用或看看几十年而已。从时间的长河来看，我们都是地球上的过客。在地球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原住民”，也没有所谓的“外来人”，有的只是“先来后到”而已。
台湾的历史，的确是一个不断有“后来者”进入的历史，先来者往往排斥抵制后来者，甚而要后来者“滚回去”，视后来者为“非我族类”，这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仍然可见。这种“先来后来”的分别心，成为台湾这个“移民岛”上争执与冲突的核心源头。
放下“我执”吧！台湾与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都不是属于谁的，我们都是地球上的过客，地球才是真正的主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台湾应该要做的是如何让自己更“开放”，更追求“和平”，让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有了好生活，才会有尊严，也才会有所谓的“主体性”。
当世界上更多的人愿意来到台湾，愿意“享有”台湾时，台湾也就可“享有”世界了，也就有了真正的“主体性”。故步自封、以“我执”来爱台，只会害台，只会让自己失去所谓的主体性。“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锁岛”排他思维将使得台湾逐步萎缩，唯有“台湾是世界的台湾”的认识，台湾才有机会享有全世界。“和平开放”是台湾必须要走的道路，“有容乃大”则是台湾面对世界、展望未来唯一的座右铭。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月号，总第25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