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镇痛的心理学研究

针刺镇痛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 study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主要探讨心理因素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以及个体差异和心理生理特点与针刺镇痛效果的关系。

有关针刺镇痛的研究是从中国医学临床上运用针灸治病的演进中引伸出来的。针灸治病起源于中国石器时代，在战国至西汉期间（公元前475～公元21）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针刺而获取镇痛的效果是针灸治病的重要内容之一。直到1958年，在针刺镇痛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针刺麻醉，才逐步被广泛运用于临床，成为中国外科麻醉的一种重要方法，进而从心理学方面探讨针刺麻醉的研究工作也相应得以开展。

关于心理因素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问题，主要的是探讨影响针刺镇痛的心理因素，以及出现针麻效果个别差异的心理学基础。一般认为，情绪状态与针麻效果有密切关系。情绪镇静、特别是在手术前情绪较平稳者效果较好；而情绪紧张或不稳定者则效果较差。对针刺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如较为信赖或颇多疑虑，可产生不同的针麻镇痛效果；个体的心身差异对针刺镇痛的效果也有影响。

对于针刺能够镇痛的解释，曾有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是否由于暗示的作用。这一看法曾引起较多的注意。外国有些学者认为，针刺镇痛的效果主要来自心理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它本身就是催眠暗示的一种。实验研究表明，暗示和针刺均有镇痛作用，但两者并不一定有一致关系。临床观察表明，通过针麻预测预报效果欠佳的少数患者，实验测定其暗示感受性确属较高者，乃因相信医护人员和相信针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针麻的效果。这说明暗示对提高针刺的镇痛效果有促进作用。但是，统计分析又表明，暗示感受性高者亦多为痛敏感者，他们往往不易产生痛觉迟钝，从而暗示感受性和患者的针麻效果之间没有显著的一致关系。实验测试表明，不论暗示感受性高低，针刺对痛刺激引起的大脑诱发电位P2波均有很好的抑制效应。催眠是暗示的一种特例，催眠易感者在催眠过程中经过暗示有时能产生较强的镇痛作用，但多数人难以进入催眠。针刺可使一部分人产生较强的镇痛效果，对多数人（约占2/3）确有不很强的实际镇痛作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一种心理物理学理论──信号检测论的观点，将痛知觉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即生理性的感觉辨别和与动机暗示等心理因素有关的报痛标准。采用这种方法探讨心理因素（主要是暗示）与针刺镇痛关系的研究结果提示，个别研究者只发现报痛标准提高，认为针刺之所以能镇痛主要是心理因素的作用。然而，多数研究者发现，除报痛标准提高外针后痛觉辨别力也明显降低，这证明是生理性的痛觉变得迟钝。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发现脑内有一种内源性镇痛物质，简称内啡素。可作用于体内的鸦片（或吗啡）受体，并发挥镇痛作用。纳洛酮是一种特异性吗啡受体拮抗剂，它能阻遏内啡素的镇痛作用。许多实验研究已经证明，注射纳洛酮可使猴、兔等动物的针刺镇痛效应明显受到阻抑。在人体的实验与针刺镇痛的信号检测论分析同时进行时，经信号检测论分析，针后感觉辨别力降低的一组被试者，在注射纳洛酮之后，会使已产生的针刺镇痛效应明显下降甚至被阻断。这说明人体的针刺镇痛作用和脑内产生的内啡素有关，而不能完全归结为“心理作用”。

影响针刺镇痛效果的心理因素来自几个方面。例如，情绪紧张可影响其针感或耐针，进而干扰针刺效应的正常发挥，由于情绪紧张使机体的多种机能处于不良状态；对针麻缺少了解和信任并有较多顾虑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其镇痛效果往往低于有充分“思想准备”者；注意力集中于手术疼痛也会减弱镇痛效果；采用听音乐等方法转移或分散其注意，往往会使痛阈提高，获得较好的针麻效果。个体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异，对针刺镇痛效果有明显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个体表现出的针麻镇痛的不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的某些生理或心理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手术前情绪状态反映着不同个体处在应激状态下的适应特点。情绪紧张者的针麻效果较差；情绪镇静者的效果较好。采用不同测痛方法所得结果都发现，耐痛阈的个体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又和针刺镇痛效果有关，耐痛阈高者效果较好。电触觉以及包括痛觉在内的各种皮肤感觉的敏感性的个体特点，均和针麻的效果有关，在多种情况下，不敏感者的针麻效果都较好。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针感和耐针也可视作一种深部躯体感觉。这方面的个体差异，即对针刺是否有适宜的酸、麻、胀、重、沉的感觉，即“得气感”，以及能否耐受这种强烈的针感，都和针刺效应有关。“得气”佳且耐针好者的镇痛效果较好。这些指标的一种或几种的综合，可用作针麻效果的预测，并在选择针刺麻醉适应症时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