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解放军中将）
韩伟（1906-1992），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韩勋琴。湖北黄陂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三纵队教导大队中队长，第二纵队四支队11大队大队长，红21军第二纵队五支队支队长，福建军区独立第一团团长，独立第八师师长，军区参谋长，红34师第100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育主任，第二军分区四团团长，冀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20兵团67军军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生平简介
韩伟，1906年2月10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第八村，后随父移居汉口，9岁起全家再迁江西安源，15岁入安源煤矿修理厂当学徒。1922年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投身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奉命离开部队回安源接转组织关系，因独立团转移与之失去联系，遂留在安源组织工人开展武装斗争，曾任煤矿修理厂工人义勇队班长。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排长，随军进至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后任红4军第31团副连长，军部混成大队副大队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第2纵队第4支队大队长、副支队长，参加了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6月后，任闽西红21军第2纵队第5支队支队长，新编第12军第1团团长，第12军34师第100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兼（上）杭永（定）（龙）岩军分区指挥，福建军区参谋长，红19军第57师师长，红5军团34师第100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奉命执行后卫任务，1934年12月湘江战役中，率部参加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江后，被敌重兵阻于湘江东岸，所在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在突围作战中大部壮烈牺牲，他幸免于难。后在辗转寻找主力部队时被叛徒出卖，身陷囹圄，坚贞不屈，英勇抗争，直至1937年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起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育主任，第二军分区第6大队大队长、第4团团长。1939年，成功地率部进行了上下鹤山、高洪口和第二次夜袭上社等战斗，所部第4团被当地群众誉称为“神团”。后任冀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冀中区“五一”反“扫荡”。1944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冀晋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8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2月任第67军军长。在张家口保卫战中，曾指挥4个团的兵力，于怀来地区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军4个师的疯狂进攻，为华北战场组织防御作战提供了经验。后率部参加了太原、平津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后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1960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功勋荣誉章。1992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
资料
三湾将军
韩伟，1906年2月10日出生在湖北黄陂粮房湾，1927年9月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韩伟不仅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革命道路的起步阶段就在毛泽东身边。因此，许多人都说韩 伟是“三湾子弟”、“三湾干部”、“三湾将军”。
在秋收起义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即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武汉警卫团，此时番号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韩伟任第一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秋收起义失败后，韩伟所在的九连损失很大，连队干部基本牺牲，战士也只剩下十来名。劫后余生的韩伟带领幸存的战士，准备到浏阳县找毛泽东。此前，韩伟已认识了毛泽东。
韩伟是在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成长起来的。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韩伟来往于安源与长沙之间，为毛泽东、蒋先云、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传递信件。1926年，韩伟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29日中午，部队到达三湾。没有想到的是，老百姓全跑了。三湾地处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交界处，消息闭塞，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古训“兵匪一家”，见兵就跑了。韩伟推开一扇门，没有人，又推开一扇门，还是没有人。于是，韩伟向毛泽东报告：“毛委员，老百姓都跑了！”毛泽东问：“附近还有村庄吗？”“有。”韩伟回答道。“好。你通知余师长，前委和师部今晚驻扎在三湾，部队分驻附近村庄。”“是！”韩伟正要转身离去。“还有，”毛泽东补充道，“通知各营、团首长管好部队，秋毫无犯，多帮老表做好事。”“记住了！”韩伟响亮地回答。
在三湾，毛泽东针对秋收起义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果断地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实行官兵待遇平等，长官不打士兵，建立士兵委员会；并将700余人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韩伟任第一营二连二排排长。
三湾改编后，韩伟告别毛泽东，到驻扎在大湾的二连报到。临行时，毛泽东送给韩伟一个笔记本，并在扉页上写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三湾改编后，部队发展很快。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队回到茨坪，兵力发展到6000余人。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又成立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决定向赣南进军。2月1日夜，红四军宿营在寻乌县项山圳下村。2月2日清晨，前委主任谭震林和前委秘书黄琳起床做饭时，忽然听到一阵枪响。
原来是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来偷营。瞬间，枪声大作，子弹飞舞，红军官兵夺路冲出村外，进入山林。红四军脱险后，部队在罗福嶂山区停留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鉴于圳下村的教训，决定组建一个前委混成大队。毛泽东、朱德等在考虑人选时，建议由谭震林任大队长兼政委，韩伟担任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此前，红四军只有一个警卫班，而这个警卫班其实就是保卫毛泽东的。混成大队一成立，警卫班变成了警卫排，韩伟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2月9日晚，大年除夕夜。红四军抵达江西省瑞金县大柏地。部队还没住下，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便追来了。为了扭转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和朱德当即决定，就地消灭刘士毅旅。天放亮了，刘士毅率两个团向大柏地开来，他是想利用过新年红军戒备松懈捞一把的。让刘士毅没有想到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毛泽东和朱德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开火！”朱德一声令下，红四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三下五除二，便把刘士毅的两个团包了饺子。两个团长也当了俘虏。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指战员们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1929年春节。
过春节了，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给官兵们每人发1块银元，作为零用钱。但部队只有6000块银元，而人数却有6008人，缺口8块。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提出不要。韩伟知道了，也把分给他的那一块送了回去。毛泽东劝韩伟：“收下吧，拿它买条裤子嘛！”“那你为什么不要？”韩伟反问道。“我是前委书记、党代表嘛。”毛泽东解释道。韩伟哑然。片刻，韩伟说：“我是警卫排长，大小也是个兵头儿嘛。”“是个兵头儿。”毛泽东重复说了一遍，接着感慨地说，“是啊，参加我们这支队伍的人，只要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就不愁打不败敌人。”
血战湘江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其间，中革军委（全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统称中央红军。根据会议日程安排，第一〇〇团代表红十二军接受临时中央政府检阅。
团长韩伟和政委罗震廷带领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阅兵会场。他们精神抖擞、口号嘹亮，绕场一周后通过主席台。韩伟到达主席台下时，部队立定。韩伟上前报告，朱德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一面用黑绒线绣的“沉着胜敌”四个大字的锦旗授予韩伟。这面锦旗，是临时中央政府授予人民军队的第一面锦旗。事后，韩伟说，是“沉着胜敌”四个字让自己在湘江战役中存活下来的。
1934年10月10日，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在韩伟指挥下，处在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队伍中，离开江西于都河开始长征。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中旬抵达湘江东岸。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150公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以绝对优势，构置起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一举将中央红军歼灭。红军要过江，国民党军不让。一场恶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奋勇阻击国民党军。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明白，阻击战多坚持一分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渡江中就少一分危险。阻击的战士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批上来，红三十四师像钉子一般扼守在阵地上，整整阻击了三个昼夜。
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主力部队全部过江后，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包围了。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韩伟对陈树湘说：“师长，我团的序列在全师之首，我团留下掩护，你带其他两个团突围。”陈树湘望了一眼韩伟，来不及多想，下令全师分两路突围，一路由韩伟率一〇〇团余部约300人，掩护师部突围后，再向柳木青方向转移；另一路由陈树湘带领，率师部及一〇一团、一〇二团约700人，向湘南突围。让韩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与师长最后的告别。陈树湘率部队突围后不久，即壮烈牺牲。
掩护师部和兄弟部队成功突围后，韩伟将300余人编成3个连，因连长、排长大多牺牲了，韩伟重新任命了新的连、排长，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大家作好准备，决定趁夜间突围出去。很快，夜幕降临了。韩伟带领部队开始突围，没走多远，便遭到千余名国民党军的紧追。韩伟只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但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双方展开了厮杀。子弹打光了，拼刺刀。一眨眼工夫，红一〇〇团由300余人，锐减至30多人。韩伟觉得敌人太多了，30多人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搞不好一个人也突围不出去。于是，韩伟命令化整为零，争取人人突围出去。
韩伟带领两名战士突围后，走出了很远，终于摆脱了敌人。这时，三人已遍体鳞伤，又饥又渴，好不容易爬到山脚下一家房屋前。还好，屋里只有一位老伯。老伯一看，就知道韩伟三人是逃出敌人虎口的红军。老伯煮了南瓜汤和红薯给韩伟三人吃后，又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屋后山林中休息。第二天天亮后，韩伟找两名战士，却怎么也找不到，不知他俩到哪里去了。无奈之下，韩伟把自己的牛皮挎包留给老伯做纪念，踏上了寻找部队的道路。费尽周折，还是没有找到。两个月后，韩伟辗转到了武昌，在弟弟家住下。
不料，住下的第四天晚上，韩伟正要睡觉时，忽然从门外进来一批人。其中一人以前和韩伟共过事，当了叛徒。韩伟被捕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向国民党交涉，提出“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武汉方面的国民党请示上级后，得到的答复是，同意放人，但有一个条件，红军战士送延安，红军干部送南京。因韩伟尚未暴露红军干部身份，因此，他顺利地从国民党武汉监狱回到了延安。
韩伟回到延安，毛泽东很高兴，他在等待韩伟来找自己。但韩伟却一直不敢去找毛泽东。事后，韩伟说：“之所以不敢去见毛主席，是我的思想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在湘江作战中没有打好，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就这样，毛泽东一等就等了半年，仍没有见到韩伟。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抗大作完报告后，吩咐刘亚楼通知韩伟，他要见见韩伟。刘亚楼是抗大教育长，韩伟来延安后在抗大第四大队学习。
韩伟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让韩伟进屋，并仔细打量了一下后，幽默地说：“我的警卫排长还是当年的样子嘛，不仅一根毫毛没有少，下巴上还多了许多。”毛泽东的话，让韩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接着，毛泽东又说：“半个月没有刮胡子了吧！”韩伟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不好意思地说：“我回去就刮。”“韩伟同志，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很好嘛！”毛泽东说知道韩伟的情况，指的是从中央组织部的材料中看到情况了，知道韩伟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时立了功，知道韩伟在武汉监狱里的坚强表现。
毛泽东接着问：“为什么来延安半年了，不来看我？”“我怕，我怕，怕……”韩伟连说了几个“怕”字之后，违心地说：“怕主席太忙，怕影响主席工作。”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说：“怕是这儿有问题！”“韩伟同志，我们的党不像过去了嘛，长大了，‘左’倾不得人心，实事求是是得人心的嘛。”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韩伟，又说，“你不能经验主义，用老眼光看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嘛！”“主席，我错了！”韩伟轻声说。“这也不是什么错误，要丢掉包袱，迎接新的斗争。”毛泽东说完，问，“你有么事要我帮忙？”“我要求上前线，打鬼子。”韩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好嘛！”毛泽东停顿了一下，问，“你什么时候结业？”“8月。”韩伟回答。“好吧！你先回去，到时候你来找我。”毛泽东说完目送韩伟离开房门。
时间很快到了8月。毛泽东没有忘记韩伟的事。“八一”建军节一过，毛泽东派人到抗大，要韩伟立即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去。韩伟知道“毛主席要让自己上前线了，高兴地跑到中央大礼堂”。没有料到，韩伟远远地就看到了礼堂门口聚集了许多人，有陈伯钧、萧克、张宗逊、陈士榘等，都是老熟人。原来，他们是从敌后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今天，毛泽东是把在井冈山上熟悉的战将请在一起见见面。 这时，毛泽东领着一个摄影记者过来，开口道：“井冈山的同志们，你们好！”“毛主席好！”韩伟和大家齐声喊道。“同志们！”毛泽东站在队前，掐指算了一下，说，“11年前，秋收起义，大家一起上井冈山，在三湾改编时还有700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天能来的连我一共29个，大家一起照个相留个影。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志，明天就要到抗日前线去。战争嘛，是残酷的……”
在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动员后，按摄影记者的要求，大家站好，记者按下快门，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韩伟站在第二排右起第六个位置上。这张照片放大后，毛泽东还在照片上题词：井冈山的同志们。如今，这张有毛泽东题词的照片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照完相后，毛泽东留大家吃午饭，为大家饯行。
据张宗逊回忆说，所谓的饯行，“也就是每人三碟一粥：一碟油炸辣椒、一碟煮黑豆、一碟炒豆腐和一碗小米粥”。饯行毕，毛泽东和大家握手告别。当毛泽东与韩伟握手时，说：“上次你说要去前线，我想你还是到晋察冀去。”韩伟说：“只要能上前线，到哪个方向都行！”“不过，你有实战经验，又在红军教导队任过教，到晋察冀后，先办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交代道。“谢谢主席。我坚决服从。”韩伟响亮地回答。
就这样，韩伟到了晋察冀前线，先在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当军事教育主任，不久，到第二军分区第四团当团长，再后来，任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等职。在整个抗战时期，韩伟就像一只铁拳，率领部队从冀中到雁北，从雁北到白洋淀，从水上到陆地，从五台山到太行山，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打得日军闻“韩”丧胆。
开国大典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阅兵。大阅兵时受阅部队的次序是：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步 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由东向西行进。当步兵师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并负责步兵师训练的韩伟，激动得浸出了泪花。
韩伟是怎样被选定负责陆军阅兵训练的呢？解放战争开始后，韩伟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后为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一任职从1946年7月一直到1949年2月。韩伟协助二纵首长打南保，攻正太，定保北，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按惯例，军长、政委都是由原纵队司令员、政委改任，但六十七军改称时，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升任军委铁道部铁道兵团副司令员；纵队政委李志民升任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因此，六十七军军长由韩伟担任，六十七军政委则由华北军政大学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旷伏兆调任。韩伟成了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首任军长。六十七军下辖一九九师、二〇〇师、二〇一师，归二十兵团建制。改称后，韩伟和旷伏兆率六十七军参加了太原战役，攻克了太原要塞卧虎山。
1949年5月，六十七军已从宣化地区东移至北宁线的塘沽、秦皇岛、北戴河、唐山一线。8月2日，韩伟正在开会，接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来电，要他立刻到北平。军情紧急，韩伟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北平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的办公室。“老韩哪！快坐快坐！”聂荣臻一见面就热情招呼道。“司令员，有什么任务？”韩伟想，司令员万分火急地催自己到北平来，一定有紧急战事，因此，他开门见山地问。“老任务，你在十几年前就执行的。”聂荣臻说。韩伟有些愕然：“中央苏区？”
聂荣臻便把自己被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叫去协商开国大典的事，告诉了韩伟。当领袖们谈到开国阅兵时，周恩来说：“主席、朱老总，你们还记得1931年我们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上的阅兵，搞得不错嘛！”“恩来，那次受阅部队是谭震林的红十二军第一○○团，团长叫韩伟。”朱德脱口说出了韩伟的名字。“对嘛！就是我的警卫排长！”毛泽东也想起来了。周恩来问：“韩伟同志现在在哪里？”聂荣臻说：“他在我们华北军区，现在是六十七军军长。”“轻车熟路，让韩伟同志负责陆军的阅兵训练好了。此事由聂荣臻落实。”周恩来说道。
聂荣臻对韩伟介绍了昨天的情况之后，说：“这次的阅兵任务很艰巨，比中央苏区那次规模大多了，陆海空都有。”韩伟点点头。聂荣臻继续说：“你们军抽一个师代表陆军受阅，这个担子不比打一个战役轻哦！”“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保证搞好。”
韩伟一回到军部，立即和政委旷伏兆研究，决定由一九九师参加受阅。一九九师的前身，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功勋卓著。确定一九九师受阅后，韩伟从军部赶到一九九师驻地，和师长李水清、师政委李布德一起研究训练情况，全师官兵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高兴，这可是代表全军陆军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啊！
韩伟自始至终在一九九师跟踪指导训练，整个分列式训练采取先单兵，后联合，联合时先班、排、连，然后再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合练，直到全师最后合练。韩伟还模拟了开国大典盛况，进行了多次综合演练，同时韩伟又组织六十七军的军、师领导代表团观摩提意见。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李水清和李布德率步兵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进入天安门广场。当跨过天安门中轴线东侧150米标有白线的正步区时，李水清喊罢一声“正步走”口令后，随即擎起右手，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庄严行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领袖们检阅的韩伟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魂归闽西
有一位老红军，不是闽西人，去世前却要求把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与闽西子弟兵长眠一起。他就是长征时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韩伟。
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黄祖洪说，红三十四师是一支由闽西工农子弟组成的队伍，一〇〇团是红三十四师这支血战湘江的殿后部队的后卫。韩伟将军是这支部队的幸存者之一。
一〇〇团在长征出发时有1600多人，绝大部分是永定籍。湘江之战打响，一〇〇团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经过一天奋战，红三十四师从5000人锐减到2000余人。完成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任务后，红三十四师突围时又屡遭重挫，韩伟率一〇〇团余部担任掩护工作。
一〇〇团为掩护主力突围，以“顶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一边呐喊，一边向敌群投掷手榴弹，战斗极为激烈。敌人看红军人少，疯狂地往上冲，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不多了，就与敌人拼刺刀。战斗空前惨烈，弹尽粮绝的一〇〇团被迫退到山顶。此时，从团长到士兵，总共仅剩10多人。后面是陡峭的悬崖，无路可退。敌人慢慢地从山腰三面包抄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夜色正浓，寒风凄凄。战隙中的寂静，最让人恐惧。一○○团的将士们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透过硝烟，他们的脸上仍然呈现着坚毅不屈的表情。
“砸！把枪砸了！决不当俘虏”韩伟的警卫员陈良西首先抡起手中的步枪，砸向石头。韩伟逐个凝视着战士们熟悉的脸庞，他们几乎都是他去“扩红”时参加红军的———龙岩东肖的陈良西、永定坎市的简佐才，一直跟在他的身边担任警卫员，龙岩东肖的张柄松是他的通讯员，还有永定来的兄弟俩李金闪、李金亮，上杭的吴品高，连城的郑树仁……
敌人逼上来了，面对弹药用尽的红军战士，他们端着枪叫嚣着要抓活的。韩伟大喊一声：“战友们，跳崖”便转身跳下。接着，10多位红军战士一个一个相继跳下了悬崖。他们无愧为来自闽西红土地上的优秀子弟兵，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壮歌。
跳崖之后，韩伟、三营政委胡文轩和战士李金闪没有死。他们在跳崖时先落在一棵大树上，然后摔在草丛中，晕死了过去。他们一道掩埋了牺牲的战友的遗体，拄着树枝追赶部队，途中再次遭遇敌人。李金闪为掩护首长脱险，抱着一名敌兵同归于尽……
58年后，在韩伟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对儿子说：“湘江战役，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将军作为一〇〇团最后的幸存者，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将军的临终遗嘱，1992年8月，韩伟的儿子韩晶专程从北京将将军的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