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崇六
马崇六(1902-1998年)，云南省大理市人，1902年生于原大理县玉洱乡菜园巷(今下关洱河北路)。1920年毕业于昆明第一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五期，后参加云南留日学生预备班，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深造，19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以成绩特优获日本天皇奖授军刀、银杯。回国后赴广州拜见孙中山，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
1925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军训处工兵科长。1926年回广东出任第六军工兵指挥官兼黄埔军校教官，后调任第五十一团团长，奚李元(周保中)任团副，以练兵有方、作战勇猛著称，北伐时，任第六军五十一团团长，该团在北伐攻克南京、上海和杭州之战中功绩卓著。1927年编纂中国第一部陆军《步兵操典》、《筑城教范》(工兵科目)、《阵中勤务》等现代陆军制式教材。1927年升任第六军少将参谋长，1928年调任江右军少将处长，时年方25岁。1929年任五省公路建设委员并负责全国交通建设工作，继而任陆军教导队长兼教育长及步兵操典编纂召集人。1934年担任全国工兵整顿处长兼工兵独立第一团少将团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全国工兵总指挥(中将)。1941年兼任昆明行营国防工程处处长、交通总指挥、军政部驻滇办事处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为加强各战区防御工事，马崇六出任中国工兵总指挥，将所辖7个工兵团分至各战区，他不辞辛劳往返督导。日军在缅甸急速北上，马崇六眼见其长驱直入云南之势，及早驰赴滇西巡视以作防御。
怒江上惠通桥是滇缅公路上最险峻的两处“咽喉”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野心勃勃的日军56师团指挥官坂口少将决心神速奇袭惠通桥——拿到这把打开最后胜利之门的钥匙。为了夺取惠通桥，日军派快速部队之一部数百人化装成中国难民，混在难民队伍里，悄悄赶往惠通桥。由于战局的混乱，对于日军的到来，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竟浑然不知。而惠通桥只有维持秩序的一队宪兵。
马崇六在龙陵与县长杨立声等人商讨了破路炸桥大计后，迅即前往惠通桥部署。但破路计划还未及实施，日军“黑风部队”就攻占了龙陵城。炸桥阻敌成为决定敌我双方战局发展大势的头等大事。马崇六从龙陵驱驰东下惠通桥，部署炸桥阻敌事宜。马崇六命令工兵团团长张振武上校执行炸桥任务，亲自挑选了3个精干的班长、排长与张振武组成炸桥组，并和他们讨论了准备工作细节，特别仔细交代了炸桥时间的选择：一是要尽量让我们的人和车走过江东来，二是不准一个敌人混过来，一旦发现日军立即炸桥。他对炸桥组说，畹町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化装成归国难侨，坐在车上混过瑞丽江来，要特别防范他们旧戏重演再混过怒江。为了顺利执行任务，马崇六给了他们一份书面炸桥命令和一些现金做应急之用。当时，桥面之上和桥两端30多公里公路都挤满了混乱的人流和汽车，要识别其中化了装的日军极其困难。5日清晨，有消息说敌人已乘坐缴获的中、英车辆混杂于溃流之中，马崇六马上命令守桥士兵将TNT炸药搬置于桥上，并布好电力引火装置。5月5日晨，自缅甸逃出之公私商车，向惠通桥衔接而行，日本军车潜械伪装，混入商车队疾驶。8时半左右，商人何树鹏从保山回龙陵，有一车欲从旁冲过，刹车过猛，机械损坏，横于路中，后继之车不能通行。守桥宪兵前往疏通，当得到车主不知何时能修好后的回答后，只见宪兵挥手示意驾驶员站到路边，并指挥桥工队工人将挡路车推入江中。车主极力阻挡被开枪击毙。这时，混入难民之中的日军先头部队忽闻枪响以为被发觉。撕开篷布便用机枪对桥扫射，企图强行通过。千钧一发之际，中国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下令炸桥。中午12时15分，轰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东岸桥塔及主索被炸毁，长120米的惠通桥像被拦腰斩断的巨龙沉入江中。
正是马崇六将军果断、适时、有效地组织指挥，抢先1分钟炸断了惠通桥。我第五军装甲兵团得以安全撤到江东，而恰把拥有机械化装备并附10门大炮的日军第56混合步兵师团的3000多人堵在了怒江以西。形成了敌我隔怒江对峙局面，为远征军反攻奠定了基础。云南怒江以东人民免除了日军残酷蹂躏之苦。事后云南省主席龙云曾对马崇六将军说：“我代表云南人民谢谢你!”马崇六将军果断地命令炸断惠通桥，是在滇西抗战中立下的重要战功之一。
中国工兵炸断惠通桥后，日寇并不甘心，一面向东岸炮击，一面用橡皮船将300余人强渡过了怒江，马崇六将军指挥守桥工兵与宪兵100余人奋起还击。此时，在我炸桥前，已先混过惠通桥的日军200余人，突然向我军袭击。危急时刻，我军援兵及时赶到投入战斗。稳住了惠通桥东岸阵地。5月7日，美国飞虎队的8架飞机也受命从云南驿机场起飞，飞往惠通桥，对怒江两岸日军反复进行攻击和轰炸，阻遏日军挺进强势。至12日，飞虎队袭击了怒江以西滇缅公路上的日寇运输队，炸毁了大量日寇坦克和汽车、以及渡江日军架设的浮桥及架桥设备，加强了怒江防线。至此，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协同配合下，经三昼夜激战，东岸之敌遗尸300余具退回怒江以西。
惠通桥狙击战的胜利，遏制了日寇乘胜抢渡怒江、沿滇缅公路突进昆明的图谋，稳定了滇西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战局，为中国军队后来的反攻奠定了基础。其实，马崇六将军的抗日贡献却远不止怒江炸桥阻敌一项。其一，当日军500人乘橡皮船陆续东渡上了岸，马崇六与工兵营长将江东仅有的1个守桥步兵连和少数宪兵、工兵统一指挥起来，沉着应战，勇猛拼刺，激战8小时，歼灭了大批敌人，坚持到夜幕降临，我军伤亡殆尽之时，我三十六师各团相继赶到，全歼了东渡之敌。其二，在中国远征军反攻前，马崇六在长250多公里的东岸劳苦奔波，详细勘察，亲自选定大军过江的一个个渡口并拟订过渡方案。其三，他详细筹划后亲自选定了渡江时机，并一一安排调度，备足了渡江舟筏以及一边渡江一边架桥所需的大量材料。反攻中他还亲临前线指挥工兵事宜，直至滇西光复始离滇境。其四，1944年6月14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松山，日军在松山高地构筑了半永久性工事，我反攻部队屡攻不下。前线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亲临松山前沿指挥工兵连，在日军阵地直下30米处掘进地道，在地道末端构成两个炸药室，共安装了6吨TNT黄色炸药，使用触电点火。8月19日炸药装完，8月20日拂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浓烟万丈，将整个松山顶部三分之二全部掀除。我军攻占松山，拉开了围歼龙陵日军的序幕。马崇六在滇抗日功勋卓著，战后，远东战区统帅部向他颁发了金质“云辉”奖章；在南京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荣获美国自由勋章，是中国6名获得勋章的将领之一，并晋升为上将。
抗战结束后马崇六被委任为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但他却有志于弃武从文，而后赴香港，再东渡日本定居。他擅长书法。定居日本后，在东京设立“静安学舍”，招生传授书法，就学者众多，日本明仁天皇为太子时亦曾就教于马先生。日本出版了《静安学舍书法作品集》及“续集”，刊载的学生作品，真、草、隶、篆各种书体蔚为大观，弘扬了中国书法文化。
马崇六将军虽长期侨居异邦，但爱国深情不变，十分关心祖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1976年初，他率领静安学舍学生到中国访问，期间在北京举行了笔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学界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马崇六一行，中国著名书画家周怀民等数十人参加了笔会，称赞马崇六的书法活动为中日文化交流开启了新的一页。此后中国的一些重要纪念性文化活动，如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他都应邀前来参加。
1998年2月3日，在东京寓所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