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体育
两晋南北朝体育，两晋南北朝 (265～581)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纵横交织。这种长期混乱不安的局面对当时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的“因果报应”、“神不灭”思想，对讲究身体健康的体育极端不利。“神不灭”宣扬人死后精神可以永远存在，这种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观点反映在养生上必然是重“养神”、“养性”，而轻“养形”、“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梁朝的无神论者范缜(450～515)，针对“神不灭”的谬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神灭论》）。这与“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这一正确观点受到梁武帝等的压制并加以禁止。魏晋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不承认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的事实，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
目录
重服食轻导引
这一时期的“导养”，包括导引和服药养生两部分，但当时广为传播的却是服药静养，导引则被称为“小术”，加以轻视。两晋南北朝有关养生的论述，大都带有浓厚的崇静卑动、重服食轻导引的倾向。代表人物有嵇康、葛洪等。嵇康虽也讲“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但他强调的则是服食。他认为神仙之事“ 虽不目见，…… 其有必矣”，并宣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葛洪曾习武但却主张“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抱朴子·内篇·金丹》)。
导引虽被认为是“小术”，但仍有人重视。师承葛洪养生术的陶弘景，就曾明确提出过用导引术医疗疾病的观点。他所著《养性延命录》一书载有“五禽戏”的练法：“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二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悬，左右七，手钩却立，按头各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引自《云笈七签·杂修摄部》）。这是关于华佗所编“五禽戏”的最早的详尽记述。
士大夫轻视习武
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武艺技术在军中有明显的提高，如“刀楯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抱朴子·外篇·自序》)。表明已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用口诀简要地表达出来。当时并有《马槊谱》问世。但是在士大夫中明确反映出轻视习武的观点。例如，葛洪曾习练武艺，“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急之末学”（《抱朴子·外篇·自序》）。又如，曾撰写《魏书》的北齐中书令魏收，青年时“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却讥刺他说，“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惭愧，“遂折节读书”(《北齐书·魏收传》)，放弃了习武。上述事例充分反映文人轻视习武的社会风气。
舞蹈风格丰富多彩
此一时期舞蹈种类的繁多和风格的多样，对后世某些体育项目（如体操、武术、冰上运动等）动作的演进有借鉴的作用。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大都收养有专门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梁书·羊侃传》)。这些类似“托举”和“下腰”的舞蹈动作，仍保留在近代的体操技巧中。东晋以后，“乐人南奔”(《隋书·音乐志上》），将宫廷歌舞带到南方，促进了东晋、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观妓诗》中，有“胡舞开齐阁，铃盘出步廊”句；又如陈后主时，曾“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隋书·音乐志上》)。在佛教艺术中也有优美的舞蹈活动，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北魏京城洛阳的景乐寺，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杂伎、相扑成为专门项目
杂伎、相扑在秦汉时，大抵包括在“鱼龙百戏”或“乐舞百戏”之中，两晋以后，进一步分化出来，各自形成专项活动。
杂伎的演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像汉武帝时那样规模盛大的角抵戏演出不复多见了，但杂伎项目日益增多，技术也逐渐提高。晋代已有马戏的专项表演，或作为一个精彩节目出现。如晋朝的中朝元会时，有“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南齐书·礼志》)。又如后赵石虎观看杂伎表演时，有一节目为“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陆翙《邺中记》），均说明马戏的技术达到相当高度，亦即后世“跑马卖解”的前身。北魏天兴六年 (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通典·乐典六》）。可以看出“杂伎”已与“百戏”并列，成为一项独立活动。
缘幢、缘竿技术的发展
据《邺中记》所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幢，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幢著齿上，亦如之”。额上，齿上均能戴竿，并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转的动作，足见缘竿的技巧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北魏碑刻杂伎图中，有一幅为额上缘竿表演，竿上加横木，有3小儿盘旋其上，惊险异常。叠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这是站在从不同角度叠起的5张桌子上表演倒立。
走索及其他杂伎
《洛阳伽蓝记》“禅虚寺”条谓：“寺前有阅兵场，……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掷刀出楼一丈。”又《南史·王敬则传》谓：“宋前废帝使王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反映了当时掷刀，掷戟技术的高超。同时，走索的技术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于“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两座楼阁之间，以粗“麻绳”相联，表演时，“ 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以为佛神相遇”（《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姚兴传》）。此外还有杠鼎、舞轮、跳剑、弄铃等伎。
相扑的变化
相扑之名始见于西晋初，女子相扑也于此时始见于文字记载。吴末帝孙皓(264～280)，“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古今图书集成》422册引《江表传》)。晋武帝(265～290)时，有西域健胡，永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司马炎）募勇士，唯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晋书·庾阐传》）。说明相扑不仅作为一种表演项目，并已成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当时称相扑为下技，据王隐《晋书》记载，“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功曹刘子笃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围棋、投壶日益盛行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大都尚清谈，乐游宴，这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围棋、投壶的空前发展。
围棋
这是当时饮宴交往的常见节目，又名“手谈”。继曹魏之后，晋代的棋风益盛。如惠帝的儿子司马遹，常召贾充等入宫，“弈棋争道”(《 晋书·贾充传》)。南北朝时，帝王大臣无不好弈，上行下效，棋风愈炽。宋文帝刘义隆好弈，曾令围棋名手褚思庄与会稽太守羊玄保对棋，并录成“图局”，供其观赏（《南史·萧惠基传》)。皇帝下令品棋之事，南朝时已习以为常。如梁武帝萧衍令长史柳恽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3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足见棋艺评比的规模很大。萧衍本人也通弈道，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晋人范汪等撰《棋九品序录》5卷，说明围棋等级已分“九品”。围棋名手遍及南北。南方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柳恽、萧道成、羊玄保……等，均为三品以上。北方不弱于南，“后魏有范宁儿者，善围棋，与李彪使齐，齐武(帝)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弈)，宁儿制胜而还”(《册府元龟》卷869）。北燕有悉罗腾，“工围棋，穷究其妙，独步当时，莫与为俦。俄而北平乐抄少携出，与（罗）齐名”（《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悉罗腾传》）。远处东北地区的“百济国”，有各种杂戏，“然尤尚弈棋”（《周书·异域列传》）。用围棋赌博之事也层出不穷。如谢安与谢玄曾弈棋赌别墅，谢玄棋高一着，但因惦念战事，心绪不宁，把别墅输给了谢安(《晋书·谢安传》)。宋文帝曾与“三品”棋手羊玄保弈棋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当时人颜之推对围棋活动作过评价，他认为“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独坐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
投壶
这一时期投壶之戏的风行，与士大夫好饮宴的习气有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因与柳恽于夜宴时“投壶枭不绝”，甚至误了早朝（《南史·柳恽传》）。颜之推由梁到北齐邺中时，“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指投壶用具）”（《颜氏家训·杂艺》）。可见南北两地统治阶级的饮宴中，常以投壶为乐。魏晋以后，由于壶具加耳，促进了投壶技术的提高。“ 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筭倍多”（《经说·投壶》）。即指壶具加了两耳后，花样倍增。晋代已有隔障投壶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引《晋书》）。更为奇巧的是，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能“闭目”投入，其“手熟”竟能达到如此程度（《晋阳秋》）。投壶的花样“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会稽贺徽，“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颜氏家训·杂艺》)。
这一时期的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大抵和汉代习俗相同，梁朝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所记述，但运动量较大的击球、蹴鞠等显著衰落，传统武艺局限于军营中；特别是秦汉以前文人习武之风，到南北朝时，起了很大变化。《颜氏家训·勉学》云：“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从体育的角度观察，这个时期观赏性的活动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