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碑刻
中国古代碑刻（Ancient Chinese Stone Inscriptions），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标记者，多称为碑；其上镌刻文字者，称为碑刻。一般还认为圜首且上小下大的是碣，竖长方形的是碑；但有些横长方形的刻石如开成石经等，或直接刻在山崖上的摩崖刻石等，也常归入碑刻一类。中国最早的碑刻为战国时代的秦石鼓及中山国监囿守丘刻石等。清及前代的石刻皆可列入中国古代碑刻的范围。
中国古代碑刻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变化，分布地域辽阔，形式多样，数量巨大，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民族等许多方面。因此，有人认为它可与中国古代《廿四史》相媲美。
碑的形制
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碑首，首中有额，主要用以书写碑名或装饰，又有圭首、圆首、晕首、螭首、方首之别。中部为碑身，主要刻碑文或题名。正面为碑阳，背面称碑阴，左右为碑侧，早期碑身上部与碑首之间还有碑穿。下部为碑座，主要为承重和装饰，其形制依其性质和时代有方座、长方座、龟跌座 (又称赑座 )等。
石经
指将经典刻之于石以保存流传者。形制有碑式、板式、经幢和摩崖等。内容包括儒家石经和佛教、道教石经。儒家石经始于东汉的熹平石经，继为魏之《正始》、唐之《开成》、蜀之《广政》、北宋之《嘉祐》、南宋之《二体》、清之《乾隆》石经，共7种。佛教刻经始于北魏末年，继于北齐、北周，盛于唐和辽金。山东泰山、河北响堂山有北朝名品，北京房山云居寺现存大量唐、辽和金刻经。道教刻经始于唐中期，盛于宋、元，刻得最多的为《道德经》，另外还有《阴符经》、《常清静经》等。
摩崖
石刻的一种，指刻在天然崖壁上的石刻文字，秦代已启其端，以汉唐时期为盛。
墓志
指置于墓中，专为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和事迹的石刻。它起源于秦、西汉，经东汉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初期既无固定的形制，也无一致的称谓，到成熟期后才形成统一的格式。形制多呈方形，盖多盝顶，志、盖各一，谓之一合，盖刻名称，身刻志文。多数是首叙姓名籍贯、家谱世系，次叙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再记卒葬年月和茔地位置，最后为韵铭。南北朝和隋代墓志均不署撰书人姓名。唐代以后始有标撰书人名和官衔者，自撰墓志者则属个别。代表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如东汉延平元年 (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最早自称“墓志铭”的如刘宋大明八年 (464)《刘怀民墓志铭》，自撰志铭的如明彭泽墓志等。释氏塔铭也属此类。
历代碑刻
中国古代碑刻的内容，在历代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先秦
中国碑刻的萌芽期，数量不多，文字短少，内容简单，形制不定。“石鼓文”、“监囿守丘刻石”为其代表。石鼓文形制似鼓，共10件，战国秦献公时作。内容反映了周天子使臣至秦与献公一起出游，在吴阳射鹿捕鱼，高原行猎，偙地大狝，后经汧水而归的情况。形式为韵文，十首为一组，格调似“诗经”，可视为诗经续篇之一。唐时出土，现存故宫博物院。
秦和西汉
处于品种单一、文字短少阶段。秦刻石共有7种，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出巡省视河北、山东、浙江等地时所刻，名为“峄山”、“泰山”、“琅玡”、“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内容皆是颂秦德，但各有其侧重点。原石现存者有泰山、琅玡2种，还有唐李阳冰重写后翻刻的《峄山刻石》册(明拓长安本)，其余均佚。西汉石刻，已知的约10余种，均文字短少、内容单调。鲁孝王刻石只有“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莱子侯刻石字最多，也只有35字。
东汉
种类增多，文字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种类上已发展为刻石、摩崖、碑、石经等多类并存；其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字数上，上千字的丰碑巨碣屡见不鲜，一部“熹平石经”达万言以上；内容上更是异彩纷呈，如《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记述敦煌太守裴岑战胜匈奴呼衍王的事迹；《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记述郃阳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迹，碑阴还刻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资助钱数；《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 (186)，记述张迁祖先及张迁任毂城长时的政绩，碑阴亦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 (153)，记述汉鲁国相乙瑛请求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对乙瑛的赞词；《鲜于璜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阳文记雁门太守鲜于璜生平简历，碑阴述其家族世系；《汉侍廷里父老 买田约束石券》，记述建初二年(公元77年)侍廷里父老 25人集钱买田事；《熹平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共刻46碑，立于洛阳太学东侧。
魏晋南北朝
此时，屡颁禁碑之令，刻碑受到限制，数量锐减，但仍形成了独特风格，“魏碑”是其典型代表。
《谷朗碑》，孙吴凤凰元年 (272)之后刻于湖南耒阳县，内容记谷府君生平及后刻的谷氏族人题名。《上尊号碑》刻于曹魏黄初元年 (220)，内容是华歆等人效忠曹丕，一致拥护曹受禅位，上尊号为天子的奏表，石在河南临颍。
《禅国山碑》，孙吴天玺元年 (276) 刻，记述孙皓天玺元年封禅国山事，石在江苏宜兴，其碑形状怪异，俗称“囤碑”。
《孙夫人碑》，刻于西晋泰始八年 (27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凤彝于山东新泰县新甫山下访得，现存泰山岱庙，是中国石刻史上较早记载妇人身世之碑。晋《辟雍》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 ，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等事，是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通。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长寿王于414年为其父琰立的墓碑，记述好大王身世、政绩及守陵人的有关情况与制度。
《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安帝大亨四年 (405)，记述爨宝子的家世及其治绩。
《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太明二年(458)，记爨氏家世及本人生平事绩，碑阴职官题名，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机构的详细情况。
《萧憺碑》，刻于南朝梁普通三年(522)，石在江苏江宁(南京) 尧化门东花林寺。碑石巨大，开南朝碑版刻书者姓名之先河，内容述萧憺生平及政绩。
《皇帝东巡碑》，刻于北魏太延三年 (437)，1920年出土，是北魏刻的第一方碑，记述道武帝拓跋焘东巡比赛射箭时，群臣颂功立石，石在河北易县。
《张猛龙碑》，刻于北魏正光二年(522)，记述张猛龙兴学事宜，书法与《贾思伯碑》酷似，是临池魏碑典范，为北魏名碑之一。
《嵩高灵庙碑》，刻于北魏太延年间(435～440)，与华岳庙碑同，均记述寇谦修祀中岳庙并宣扬道教事。其书法透露了隶变楷的信息，石在河南登封嵩山。
《西门豹祠堂碑》，刻于北齐天保五年 (554)，叙述西门豹治邺，齐献武、文襄时祠宇兴废及清河王岳立碑始末等事，石在河南安阳。
《正始石经》，刻于曹魏正始二年 (241)。用古文、篆、隶3种书体写就，内容为《尚书》、《春秋》2种。马衡据出土残石推断，该经有28碑。
隋唐
这一时期石刻形制高大，内容广泛，分布地区辽阔，种类齐全，文种大增，尤其讲究碑刻的书法艺术，撰人、书丹者皆具其名，呈现出石刻碑版的百花盛开局面。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十二月 (587)五日刻于河北正定隆兴寺。记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情况，向称隋碑第一。
《等慈寺碑》，唐贞观年间刻于河南荥阳县，记述唐太宗败王世充、窦建德后，在当时交战地建寺以为阵亡将士荐福事，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的情况，史料价值很高。
《九成宫碑》，唐贞观六年 (632)刻于陕西麟游县，为书家欧阳询力作，楷书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
《晋祠铭》，唐贞观廿年(646)刻于山西太原晋祠，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曾祷祝于此，唐立国后李世民至此，撰文书丹以报神祐之恩，书体行草，开中国行书制碑之先河。
《三藏圣教序》碑，唐咸亨三年 (670)刻于陕西西安宏福寺。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序文为李世民应三藏之请而作。碑首创“集王”一格，再现王书风貌，极为士林所重，现存西安碑林。
《李芵碑》，唐仪凤二年 (677)刻于陕西礼泉县，为昭陵陪葬碑之一，也是昭陵碑群中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数几通之一，唐高宗李治撰文并书丹，是继《晋祠铭》后，以行草体书碑的又一杰作，现存昭陵博物馆。
《大智禅师碑》，刻于唐开元廿四年 (736)，史惟则隶书并篆额，清人推为开元第一碑。
《多宝塔碑》，刻于唐天宝十一年(752)，书体为颜真卿中年力作，极为世人所重。
《玄秘塔碑》册(宋拓本)，刻于唐会昌元年(841)，书体为柳公权雅练之作，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柳体楷书范本。
《神策军碑》，刻于唐会昌三年 (843)，立于当时宫廷，已佚。今存唐末或北宋初所拓孤本，刻拓精良，可一睹柳公权晚年书法真迹。
《述圣记》，唐文明元年 (684)刻，主要记述唐高宗李治“圣德”，石在陕西乾县乾陵。
《南诏德化碑》，刻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四、五年(765～766)间，内容是赞扬唐代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之事。碑阴职官题名数十行，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西南。
《唐蕃会盟碑》，刻于唐穆宗长庆三年 (823)，汉藏文合璧。记述唐穆宗与吐蕃赞普赤祖德赞结立舅甥之谊，订立友好盟约等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明天启五年(1625)出土于西安，记述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情况，石存西安碑林。
《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毕于开成二年(837)。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儒家经书12种，共计114石、650252字。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现存西安碑林。
《房山石经》，是指藏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的一批从隋代至明末刻造的佛教大藏经，总计刻佛经1025种、3000多卷、15061石。
宋元
碑刻数量比之隋唐时虽有减少，但某些方面还有突出表现，如刻帖的兴起，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有助于这种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题名、题记显著增加，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消闲度日的思想情感。“针炙图经刻石”，刻于北宋天圣五至八年 (1027～1038)。1971年在北京发现残石，现存北京石刻博物馆。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立于大理国五代王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宋开宝四年(971)，记述白蛮(今白族祖先)段氏政权与属于乌蛮(今云南彝族祖先)部族的东方卅七部会盟情况。《元祐党籍碑》两刻，一为宋庆元四年(1198)饶祖尧刻，一为宋嘉定四年(1211)刻，记录了丞相蔡京两次迫害其反对派“党人”的名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平江图碑》，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为郡守李寿朋重整坊市后刻就的平江府城平面图，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城图，也是流传至今的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尽的一幅，现存苏州市文庙。
《天文图》，刻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记录星1400多颗，是世界现存较早的大型石刻科学星图，石存苏州文庙。
《泉州宗教石刻》，包括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刻成的碑和题记，时间均在宋、元时期。
明清
此时碑刻虽然品种数量都不少，形制也很壮观，内容也有时代气息，如出现了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情况的碑刻等，但无突出的、新的创造。
整理与研究
秦“刻石”出现后，《史记》曾加以著录。汉“石经”刻就后，《后汉书》、《洛阳伽蓝记》等曾予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汉、魏石刻资料达120块。南朝梁时更有集录碑文之《碑英》120卷问世，现虽不传，实开石刻专著之先河。唐代先秦石鼓文出土，记述与研究风气大盛。宋代则形成专门学问“金石学”，《集古录》、《金石录》等大部著作不断问世。
据不完全统计，宋之金石学家至少达61人，金石学著作增至89种。元明时期整理研究工作虽未间断，但成就平平。清时则有长足的发展，出现金石学研究的高潮，目录、通纂、研究概论之书，均有佳作。吴式芬《攈古录》收夏、商、周三代至元的碑目18000余种，成书20卷，是有目录以来最丰富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订精卓，超越前贤，是当时金石著作中之最佳者。王昶《金石萃编》，收三代至金之金石1500余种，集目录、铭文、跋尾之长，通纂于一书，可谓集金石著录之大成。叶昌炽《语石》，是当时概论之代表作。
近现代以来，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收录资料的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书；鉴定拓本的有《增补校碑随笔》等书；介绍石刻的有《石刻叙录》、《西安碑林书法艺术》等书。对一地或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者则有《云南古代石刻丛考》、《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等。至于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馆等机构的建立，则正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