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生态

人口与生态（population and ecology），表征人口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也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旨在回答在人类“主宰自然”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对人口发展的反作用。合理协调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谋求全体人口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 　　

生物与所处环境组成生态系统。这种系统，依靠与外界的能量、物质交换，维持着自身的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的能量转换与物质循环，在数量、位置、次序等方面有一定的秩序和限度，符合这种秩序，促持一定的限度，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稳定状态，即所谓生态平衡。在未有人类干预的自然生态系统内，自然力也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但通过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通常能够恢复协调与平衡。人类的出现，使生物圈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人类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并没有失去生物的属性，从这一点上说，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是，人不同于一般生物。人的社会性，使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力量，变成了人的社会力量。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步步从接受自然界的赐予，走向征服自然，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态环境，而是经过人工改造的社会生态环境。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加深。在采集、狩猎时期，人类直接从生物界取得衣食等生活资料。那时尽管人能制造工具，较之其他动物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毕竟处于原始状态，且人口总数少，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只是局部的现象。进入农耕、畜牧时期之后，人类以农作和养畜来取得主要生活资料，改变了原来完全依靠自然界提供现成生活资料的局面，提高了土地的人口容量。增加着的人口，又要求开拓更多的耕地和草场，从而把自然生态系统向人工生态系统大大推进了一步。到了近代工业时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不但强化了土地的农业利用，而且从自然界取得各种原料资源，发展了工业。工业向城镇的集聚，使城镇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在人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上产生全新的格局。在城市中，生态系统的生产者──绿色植物只占据一小部分的空间，而作为生态系统的顶极消费者的人，却高度密集。维持城市生态系统所需要的能量流和物质流，完全依靠强大的运输手段从外部环境输入，通过转换输出到外部环境中去。 　　

繁衍着的人类在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中，一方面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巨大的破坏力。即使是在采集、狩猎时期，一定区域内人群对动植物的滥捕乱采，也可以导致局部的生态灭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战胜自然力的成就面前，产生了主宰自然的欲念。这种欲念的放纵，使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人主宰自然的狂热，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有破坏性的一种”。时至20世纪末，全世界50多亿人口向生态环境的求索，稍有疏忽，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过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事实上，土地过度开垦、耕地过度利用、草原过度放牧、森林滥伐、海洋酷渔滥捕等等的生产行为，已引起水土流失、地力衰退、草原退化、森林覆被率降低、海洋水产资源萎缩，促使物种从生态系统中消减速度大大加快。据估计，在中生代末期，平均每1000年有一种鸟兽灭绝，而20世纪的80年中，平均每年就有一种鸟兽从地球上消失。工业对资源的过量开发，已经使一部分资源枯竭，甚至像可以循环利用的水资源，也因人口激增、工业污染、生活污染而感到短缺。工艺过程、运输过程、生活过程所排放的废物，以及施用农药遗留在土壤中的残毒，造成大气、水、土壤环境的污染以及热污染和噪声污染。 　　

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损害生物界，而且危及人类自身。生态变化除影响人口容量，引起人口迁移和再分布之外，对人口素质和人口再生产也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污染给人口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平均寿命以及遗传健康等方面都带来不利的后果。 　　

在人口和生态的关系上，一味追求原始生态平衡，是自然主义的表现，是不现实的。让遍布世界的人口向自然界肆意索取，则是对生态环境的蹂躏，最终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只能从控制人口和保护环境两方面来协调人口与生态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的人口猛增和环境恶化，唤醒了人类的理智，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广泛提倡节制生育，治理和保护环境，才能使生态系统永续利用，人类得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