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

典当，用实物抵押借贷融通，从事高利贷盘剥的形式，通指经营这种营利组织典铺、当铺的总称，亦称质库、解库、解典铺。

清代典当业活动范围由城市伸入农村，成为遍布全国城乡的重要借贷组织。康熙时，据税收资料估计，全国至少有典当二万余家。乾隆时，北京城内外有官民开设的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家。鸦片战争后，由于城乡人民生计日益贫困，典当业出现典、当、质、按、押不同等级的划分。最大的是典铺，资本较多，赎当期较长，利息较轻，接受不动产和动产抵押，对押款额不加限制；当铺只接受动产抵押，押款定有限额；再次为质铺（山西、安徽称质，广东、福建则称按）；押店最小，赎当期最短，利息也最高。由于清政府所征当税、帖捐不断增加，视营业规模大小而多寡不等的各项摊派日益繁多，商人为减轻负担，并摆脱典当行会业规的限制，后来新设典当多称质铺或押店，原有典当也有改称押店的，各类界限已难区分。此外，还有一种所谓“代当”，亦称“代岁”，或称“接典”，多设于乡镇，如为大典当的分店，称“本代”；与大当铺订立合同，经营质押的代理业务，则称“客代”。

借款人去当铺借贷，主要是应付家庭生活上的紧迫需要，也有个体小生产者用于小本经营，或农民用于生产的。借贷时先要送上实物验收作押，由当铺付给“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押借价款，作为当户到期赎取押品的凭证。为使业外人无法辨认，书写当票多用特殊字体，当物虽为新衣，必写成旧衣或注明“破烂”；对金银照例写成铜铅；对器皿则冠以“废”字。借款期限、押借金额和利息高低，根据押品性质和当铺大小因地而异。期限一般自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押借金额大多在押品价值五成上下，到期无力取赎，就成“死当”，押品由当铺没收。清代官方规定，典当利息每月不得超过三分，实际上大大超过，利息须按月计算。过月几天，也加计一月息。当铺在收付款项时，又以所谓“轻出重入”或“折扣出满钱入”的手法，盘剥当户。贷出现金只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当户赎当时则要十足偿付，利息也照当本十足计算；此外还有各项额外费用的征收。而且抵押品价值越小，赎期既短，利息也最高，故贫穷劳动人民所受剥削也最沉重。乡镇上的当铺还有以粮谷为当本或与大囤户勾结，进行粮食的贷放和买卖等投机操纵活动，农民又须承受实物损耗和进出差价等损失。典当业的残酷剥削，曾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尽管官府对当铺予以保护和扶植，各地抢劫、焚掠当铺一类事件仍时有发生。

早期典当业多系独资经营，资本自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几乎为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帮）和徽商的专业。封建官府和贵族官僚也把它看作营运资本的有利处所。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有由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商当商生息，称生息银，利率约七八厘至一分。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亦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珅拥有当铺七十五座；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二十余处，分设各省。典当业集中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官款存放生息曾是这种高利贷活动的有力支柱；一般当铺还可自己签发银票、钱票，作为信用工具，因而其贷出金额（俗称“架本”）远远超过自有资本。后来，官银钱号开设，票号、钱庄业务发达，官额存放减少，则依靠票号、钱庄转手借贷的支持，原有典铺、当铺逐渐衰落。光绪十四年(1888)，北京以外各省典当约共七千余家，较前期减少很多。1912年，全国登记的典当数减至四千余家。押店则继续增加，其营业重点亦逐步由城市而转向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