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花釉瓷器

唐代花釉瓷器（Speckled-glazed Porcelain of the Tang Dynasty），一种底釉上洒刷花斑釉装饰而成的瓷器，即唐代文献中记载的“花瓷”。“花瓷”之名，来源于唐人南卓《羯鼓录》中的“鲁山花瓷”一语，多出土于河南地区，由于烧制工艺与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差不多，故一度把它称之为“唐钧”。 　　

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根据《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记载，对河南鲁山古代窑址进行了调查，未发现“花瓷”标本。后在调查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却发现了“花瓷”标本，国外把这类瓷器称之为黄道窑。70年代，对鲁山进行了第2次调查，在鲁山段店窑址中采集到了“花瓷”壶、罐之类的残片，同时还找到了“花瓷”腰鼓残片多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腰鼓在胎色、薄厚、凸起弦纹及斑点装饰等方面均完全相同，仅在釉色上稍有差异，从而了解了《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准确含义。70年代以后，河南的内乡、禹县的上白峪及山西交城等处又发现了4处烧“花瓷”的窑址。这些窑烧制的“花瓷”，就釉色及斑点特色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黑色或黑褐色釉为底釉，上施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腰鼓和壶、罐。另一类以黑色、月白或钧蓝釉为底釉，上饰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等。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上白峪二处均发现有腰鼓标本，其釉色、斑点及形制等基本一致。山西交城发现的腰鼓残片，与河南的两窑略有不同，形体较小，胎也较薄，彩斑的作法也不尽相同。后者在河南郏县黄道和内乡二窑均有出土，以壶、罐为多，形制上大体相同，未发现有腰鼓残片。 　　

《羯鼓录》成书于唐宣宗时，书中既已提到“鲁山花瓷”，证明鲁山窑开始烧制花瓷的时间应早于宣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南郑州、泌阳、郏县、三门峡市等地的唐墓中都出土过不少花瓷，其时代皆在唐代中期，与《羯鼓录》成书的时代相吻合。河南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钧瓷的出现当与“花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花釉瓷器的出现是唐代北方陶瓷生产上的又一重大成就。其艺术特色是在黑釉、黄釉、天蓝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的斑点。这种釉上彩斑点是用与底色不同的釉料随意洒刷上的，有的作有规则的排列，有的纹样不定形，烧成后自然流淌、变幻多端。由于都装饰在深色釉上，便于衬托出另一种色彩斑块，显得格外醒目。花釉瓷器常见的器形有各种形式的大小罐、双系壶、花口或葫芦式瓶、四足小盘、腰鼓等，其中以壶、罐为多。罐类多双系，以黑釉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者居多，黄褐釉饰以月白色斑点者较少。壶多双系，一面为短流，一面为曲柄，平底，壶体饱满，轮廓线圆润，也以黑釉上饰以天蓝色斑点者居多。还有一种花口执壶，壶口呈三瓣形，细颈，硕腹，口与腹连以曲柄，平底。这类执壶除花釉外也有白釉的，在三彩陶器中尤为多见。腰鼓较罕见，鼓形为两头大，中腰纤细，鼓身凸起线纹装饰，整器为黑色釉，饰以月白色大斑点，气势庄重，为唐代花釉瓷器中的代表作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烧制技术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釉料在高温下会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在冷却时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因此，一种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热胀冷缩的系数一致，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同时，在洒刷花斑釉时，还要注意到底釉的干湿度是否适宜，否则也会造成局部釉层卷缩。花釉瓷器的烧制成功，说明唐代制瓷艺人已掌握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术，为宋代钧瓷的出现及花釉制品的烧制，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