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

唐代金银器（Gold and Silver Ware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品。其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时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宦官任文思使，为内诸司之一。 　　

发现与收藏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已发现唐代各类金银器皿530多件，分别出土于窖藏、地宫、墓葬之中。著名的窖藏有陕西西安何家村、沙坡、和平门外、西北工业大学、交通大学、枣园村、耀县背阴村、蓝田杨家沟，内蒙古喀喇沁旗及江苏镇江丁卯桥等处；著名的地宫有甘肃泾川大云寺、陕西临潼庆山寺、扶风法门寺、江苏镇江甘露寺等处；墓葬有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1 号墓、陕西西安三兆唐墓、浙江临安水邱氏墓等。国外收藏的唐代金银器虽无精确统计，但大约接近国内数量。除了许多私人收藏家外，美国的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旧金山美术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瑞典远东艺术博物馆、丹麦哥本哈根展览馆、日本正仓院、东大寺、白鹤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大和文华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均藏有重要的唐代金银器。 　　

分　期

唐代金银器的分期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有纪年的器物很少，只能通过器物形制、纹样的演变，结合有纪年的出土物加以划分。大致可分作四期。 　　

第一期

初唐到高宗时期(618～683)。典型器物主要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及西安沙坡、何家村窖藏。特征是：①器形种类单纯，仅有饮食器，出土数量较少；②在装饰器物时，多将器物外壁划分为十二瓣以上的装饰面，逐一装饰；③装饰面多呈S或U形瓣；④碗或铛之内底焊接模冲装饰圆片，使器物的底部形成双层。 　　

第二期

武则天到玄宗时期(684～755)。主要出自甘肃泾川、西安的沙坡、何家村、八府庄、韩森寨、临潼庆山寺等地。主要特征是：①器物种类除饮食器、药具、容器外，还增添了杂器、宗教用具等；②已不见以十二或十四瓣划分装饰面的手法，而大量采用了六、八等分装饰面的手法；③装饰面少见U形，多为莲瓣，S瓣不再出现；④以忍冬、莲花等纹样组成的寓意着连生贵子、多福多寿等祝愿的石榴、桃状、柿状花结大量使用；⑤盘底錾刻或模冲的单点纹样，替代了器物内底焊接的装饰圆片。 　　

第三期

肃宗到宪宗时期(756～820)。出土于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坑底寨及内蒙古喀喇沁旗等窖藏。特征为：①器物中很少见杂器、药具；②器物多采用多重结构的六等分装饰法；③出现仿生器物，盘类多三足且体形变大；④器物口沿多用单相莲瓣装饰一周，禽类图案多采用成双成对的形式。 　　

第四期

穆宗到哀帝时期(821～907)。器物多出自江苏镇江甘露寺、丁卯桥、陕西耀县背阴村、蓝田杨家沟、西安和平门、潘家村、交通大学、鱼化寨、枣园村、建国路、扶风法门寺、浙江长兴等地及水邱氏墓。主要特征是:①器形种类复杂，食器、饮器、药具、容器、杂器、法器、供养器应有尽有，器形大且多配套；②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盒体增添云头状、菱弧状、委角状等新形制，仿生器更多；③殉葬的金银器微型化、冥器化；④装饰面多采用四、五等分，内容出现儒家经典中的人物故事；⑤器形或纹饰方面，均出现一股强烈的复古潮流，“碎线”式的刻划装饰技法流行。 　　

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

唐代金银器造型精美，工艺复杂精细，经鉴定证实，当时已普遍采用了镀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等工艺，制造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铸造的以外，唐代多使用锤击成型法。这种技法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已出现于西亚地区，唐代匠师接受了这种技法，遂使金银器制造工艺发展到新的阶段。唐代金银器无论在形制及装饰方面，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萨珊、印度、粟特等方面的影响。 　　

唐代金银器还以其华美富丽的装饰图案著称。装饰图案主要分几何形与写生形两大类。前者多装饰器物边缘，后者多为装饰主题。写生形装饰包括动物、植物及其他3类。动物纹样由瑞兽、水族、珍禽组成；植物纹样则可分为折枝花、小簇花、串枝花、花结、团花几种；其他纹样主要是山岳、云气。 　　

从构图上看，唐代金银器图案可分为散点装和满地装两类。散点装是用同一纹样等距离地反复出现于器物的装饰部位上，使纹样间留有较大空隙，花纹明朗，节奏感强。满地装则是以各种纹样将器物通体加以装饰，使器物显得富丽堂皇。 　　

金银器纹样也有着自身的演化规律，如龙的形象，早期胸脯高耸，体态粗壮，而晚期胸脯细小，体形纤细。凤鸟在第一、二期多为站立状，钩喙，长颈，鼓翼，翘尾。第三期虽仍为站立状，但翅与尾变小。第四期凤鸟则呈飞翔状，长尾如同一株折枝柳，失却了早期的华美生动。另外，凤鸟从第三期始，不见单独纹样，而衍变成口衔绶带或花草的相逐飞行的对鸟，且多在圆形或椭圆形规范之内。狮纹在一、二期神态勇猛，腾振跳跃，第三期则从奔腾改为蹲踞状。鹿纹在一、二期为站立或奔突状，三期则多为卧鹿。总之，瑞兽纹在二期前为金银器的主要装饰题材，三、四期退居次要地位甚或消失了，植物纹样替代了它的作用。 　　

珍禽在一、二期种类繁多，到三、四期仅见鸳鸯、鹦鹉、雀鸟等少数禽类，而且立鸟纹骤减，鸟类形象也改变了写实作风。如鹦鹉纹身体变得瘦长，尾翎长度超过鸟身，展翼相对飞翔。 　　

植物纹样中折枝花，在第二期株体修长，外形呈品字状，花、叶、根、茎交待清楚，是名副其实的折枝花。但三、四期折枝花体形变矮，根茎退化，有的花头与左右叶几乎横排成“一”字，形体扁平化，向团花过渡，有人称为“扁团花”。四期还出现一种十字状的折枝花，成为晚期折枝花的重要时代标志。 　　

花结，过去往往被称为“团花”，但它是以忍冬编结成石榴、柿形、桃形的中空花朵，与团花区别较大。花结是第二期主要植物纹样，三期消失，到第四期又稍复活，但不如二期之精致、多变，显得粗糙、简单。 　　

唐代金银器不仅是贵族豪华生活中的重要用品，而且皇帝也用于颁赐臣下及民族交往，大官僚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还用金银器作为四节进奉之物，所进金银器还要刻上官衔姓名，如西安北郊发现的唐代双凤纹银盘背面錾刻有“浙东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东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字样，以后陆续还发现錾有李勉、刘赞、敬晦、田嗣莒、李杆等结衔勒名的金银器，均属向皇帝进奉之物。有时皇帝还向各地下令宣索，使地方官吏不堪其扰。唐宝历元年(825)七月，敬宗李湛要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可见其情况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