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加接近大众口语的文体改革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上接连发表反对白话文、主张学校恢复教文言、甚至提倡小学读经等文章，提出“文言复兴运动”。与此相反，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陈望道、陈子展、胡愈之、叶圣陶、黎烈文等发起，并得到鲁迅的支持，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起了“大众语”的讨论。讨论迅速在全国报刊展开，延续三四个月，发表了两三百篇文章，头两个月每天平均有4篇新文章发表。讨论中批判文言文，也批判“五四”以来半文半白的白话文，要求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且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提出了文字拼音化的问题，介绍了在苏联制订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之外的文化领域，如报纸上的社论、新闻，政府的公文、法律条文，学校的国文、作文及试卷，中上层社会交往的信札、应酬文等，仍是文言文残存的地盘。在白话文学里，虽然有一部分为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但是，仍有不少作品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常常夹杂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滥用欧化的句法、日语的句法，造成了严重违背现代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的文腔和洋腔。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文言化或者欧化的白话文作进一步的改革。

大众语运动提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尚未触及的新问题，如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大众语”讨论的重视。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去看待文体改革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①关于大众语的特点。从语言形式上看，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陈望道《大众语论》）的语言。从它所表达的内容看，应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这样的大众语，才能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②关于建设大众语的前提。一要明白大众语与大众生活的关系。陈望道提出，建设大众语，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语言（《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要弄清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讨论中，既反对在大众语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或“国语”之间划一等号，更反对把白话文同大众语对立起来，而认为，建设大众语，要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进行合理的扬弃，即吸收白话文中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排除白话文中不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③关于大众语提高的途径。为了使大众语更加丰富、精密，需要输入一些外来语及欧化句法，起用一些古典语，择取一些方言词。这些纯属语言成分上的问题，与所要反对的语录体、文言腔、洋腔之类语体风格上的问题不同。陈望道还提出“三路并进”，建立“普遍”的大众语的路线。这“三路并进”是：方言土语“从下送上”，即从语言流入文字；文学科学等用语“从上迎下”，即从文字流入语言；中间由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编定通用的语汇、语法“从横通过”（《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

大众语运动还提出了一些促进语文改革的新课题：①关于大众语与现代口语的关系。这里包括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大众语的基准问题，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在大众语的基准问题上，多数人认为，大众语应该就是现代中国普通话。鲁迅在《门外文谈》里就指出大众语的主力是北方话。②关于大众语与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关系，讨论中较多地强调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认为新文字是大众语最理想的书写工具。

大众语运动的结果，是彻底击退复兴文言、废止白话的逆流，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推行。大众语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运用群众语言、形成独创的民族风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