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注
《庄子》和《老子》一样，是魏晋玄学理论所凭借的基本思想资料。其中天地万物自生自化、自然无为、齐祸福、一死生的思想，是玄学家着意探讨和发挥的问题。魏晋之际，注《庄子》者不下数十家，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列，著名的有：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郭象注、李颐集解等。在这些名家中，陆德明以为“惟子玄（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自南北朝开始，学术界对题名为郭象著的《庄子注》，是否真属于郭象，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雋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书·郭象传》采此说。但是，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引东晋张隐《文士传》却说：“象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晋书·向秀传》说:向秀《庄子》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自晋至唐，向、郭二注一直并存，而后向注亡而郭注存。根据这些资料，目前学术界多数认为，郭象注自有独到之处，但也汲取了向秀的思想，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
《庄子注》代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在早期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理论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风气遭到崇有论驳难、批评后出现的，因此带有后期玄学的理论特点。其中着重发挥“物各自生”、“独化”、“无待”、“自足其性”、“物安其分”、“内圣外王”等思想，对《庄子》思想多有改造与发展。
《庄子注》版本很多，有《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明《道藏》本等。比较完善和通行的版本有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郭庆藩著《庄子集释》校点本。近人王叔岷著有《郭象庄子注校记》，对郭象注文作了详细校勘
